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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及其相关问题

更新日期:2018-12-19

2018年12月8日晚7点,四川大学史学大讲堂第十五讲“中国古代印刷术的发明、应用及其相关问题”在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陈力教授主讲,霍巍院长主持。

讲座伊始,陈力教授以中国科学院近期公布180多项中国古代发明引入对印刷术的讨论。陈力教授总结了从传统到近代,有关印刷术问题的研究重点。他指出,东亚学者关注印刷技术及其衍生出的版本目录学问题;西方学者从诸如社会史、文化史等多种视角出发,研究印刷术本身。

陈力教授首先梳理了以中韩学者为代表的东亚学者对印刷术的研究。两国学者激烈地争论印刷术发明权;在共同取得活字印刷术具有“进步”意义的前提下,讨论活字印刷术相关问题。陈力教授认为,中韩两国研究难以摆脱民族主义的影响,使其研究视角受限,研究方法受限。受民族主义情绪的驱动,中韩两国学者将视角和方法局限于通过追溯雕版印刷品材料的年代,推算雕版印刷术发明的下限。主流观点认为,雕版印刷术出现于隋朝。陈力教授表示,他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区别于部分中国学者的论证。目前争论的内容是雕版印刷术发明的时间下限,谈不到起源;其次,将雕版印刷术视为一个事件而较少将其视为一个过程来论述。并主张摒弃因受民族主义的限制而纠结于发明时间,应当转换视角将雕版印刷术视为一个过程,探讨其发明与应用的条件。

陈力教授认为技术发明与应用需要三个条件:其一,技术原理的发现与应用;其二,技术应用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其三,技术应用的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从这三项条件出发,陈力教授分析了雕版印刷术的技术发明和应用条件。首先,陈力老师通过列举徐中舒先生购买的“殷商三玺”、马王堆帛书中的雕版印刷织品、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铜质印花凸版等材料说明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并开始利用雕版印刷术的基本原理。其次,陈力教授指出,丝帛、纸张和墨在上古和中古时期已经产生。这意味着雕版印刷术所需物质条件已经具备。最后,陈力教授认为,影响雕版印刷术产生于隋唐的关键因素是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宗教因素。佛教的传入与普及,佛经大量翻译、结集促使了雕版印刷的产生;东汉末年,道教兴起,道书日增。陈力教授向大家展示了国图藏敦煌写本《杂阿毗昙心论》卷十背后捺印佛相、《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等宗教文献图片并进行阐释,文献需求量大增,但文献钞写困难,而雕版印刷批量生产宗教文献缓解了需求不足的情况。

其次是学术因素。陈力教授指出东汉以后学术传承方式的变化、经学的变化以及经学文献数量的剧增都对雕版印刷的产生有巨大的影响。陈教授以《熹平石经》为例,认为《熹平石经》确定了儒家经典的文字,为日后中国学术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儒家经典文本的统一也为儒家经典的批量复制提供了前提。

最重要的是教育因素。陈力教授认为科举制是雕版印刷进入实用阶段的最大推动力。在唐代成熟的科举制大大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个庞大的读书人群体,使得社会对图书的需求大大增加,过去靠手抄的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正是这种需求推动雕版印刷进入实用阶段。

陈力教授在此做一小结,认为以上诸多因素条件在隋唐时期具备,因此在隋唐时期雕版印刷进入普及和实用阶段。进而回应了学者们争论较集中的时间下限问题,认为这种问题是伪命题。陈力教授针对传统中国学者的“五代说”提出解释,认为对于古人而言,只有儒家经典才算真正意义上的书,到刊印九经时,雕版印刷术对读书人才真正具有意义。这成为雕版印刷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此传统时代的学者将其视为雕版印刷之始。陈力教授提醒我们研究雕版印刷术要在教育、文化层面思考,而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

然后是社会因素。陈力教授指出,宋代以后的城市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消费群体扩大和力役制度改革等,使印刷出版行业趋向专业化。而雕版印刷品的大量普及得益于宋代商业发展为其流通销售提供的渠道。

最后是政治因素。唐宋以降,特别是宋代的国家治理模式和法制化对雕版印刷业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上述五种因素作为社会环境与社会需求的重要内容是其在雕版印刷术产生和发展进程中发挥作用的体现。结合雕版印刷技术成熟所应具备的技术原理和物质条件这两个前提,陈力教授认为可以做出雕版印刷图书始于隋唐,盛于两宋的论断。进而指出雕版印刷术在元、明、清三代不断发展,最终在近代被新式印刷技术取代。

借鉴之前探讨雕版印刷术的思路,陈力教授去除了我们对活字印刷的许多误解。例如误把活字印刷当作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性的符号,但实际上活字印刷在中国社会中从未成为主流。围绕着重新认识活字印刷这一主题,陈力教授首先从文献记载大致梳理活字印刷情况的轮廓,进而结合前述三个条件探讨为什么活字印刷未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

陈力教授首先简单说明活字印刷的技术原理和物质条件早已具备。由玺印、青铜器铭文与活字印刷的原理相似以及春秋中后期的《秦公簋》“为活字版之鼻祖”得出这一观点。从物质条件看,纸张和墨同样适用于活字印刷。

接着介绍了关于活字印刷的部分文献记载。陈力教授带领大家重新检视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载“胶泥刻字”、王桢的《农书》中所载活字印刷的方法和《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提到的“晋天富铜版本”以及围绕“天富铜版”的争论,力图澄清某些不合理的推论。

随后,陈力教授介绍了西夏、回鹘、明代、清代的活字印刷应用情况和《增订四库简明目录》中活字印刷品书目的著录情况,发现活字印刷的印量通常都很小。由此进入对“活字印刷为什么未能成为古代中国印刷技术的主流”这一问题的探讨。

陈力教授认为,首先是技术原因。活字印刷的优势在于一次性大量印刷,但缺点是不能长期保存版片。但在中国社会中,活字印刷的优点不能发挥,缺点充分显现,这是活字印刷不能成主流的关键原因。除此之外,活字印刷不够美观,很难处理眉批、行间批、小字双行字等中国传统文本表达方式,很难处理彩色套印等等也是活字印刷的巨大技术缺陷。

其次是经济原因。活字制作不易,短期、小规模印刷成本很高。印刷大部头书籍势必随排随印随拆,重印、加印等均需重新排版;若一次性大量印刷又会带来资金长期积压、运输和销售等方面的问题。对此,陈力教授举出了《古今图书集成》《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两个例子,说明活字印刷成本高而产出少的问题。

然后是社会原因。活字印刷对排版、印刷、归字工人的文化水平要求较高。但活字印刷术不是一无是处,在其适用范围内则可以扬长避短。陈力教授指出,家谱、京报、通书等部头小、印数固定、不需留版、需要随时改动的材料就非常适合活字印刷。

为了加深同学们对前述探讨中国印刷术技术原理、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这一思路的印象,陈力教授将中外活字印刷进行了比较。

首先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与欧洲的古腾堡活字印刷术相比较。陈力教授认为二者除了基本原理相同以外,其他基本不同。为了说明这一点,分别从技术、印刷文字、生产方式和社会环境这几个方面比较了中国印刷术进而欧洲古腾堡活字印刷术。两者在模块用材和用纸等诸多方面的区别不仅受社会环境影响,以此为基础而产生的印刷术工艺流程等也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

其次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术与古代朝鲜活字印刷术的比较。陈力教授认为,二者除了环境不同以外,其他基本相同。朝鲜地域较小和中国幅员辽阔的地理因素所产生的例如活字印刷运销成本大等问题和政治因素一起影响了活字印刷术在两地的不同发展所展现的异相。

讲座的最后,陈力教授的总结揭示了历史研究中“客观”这一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新思路;并通过引用徐中舒先生的《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商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中的一段话告诫同学们研究历史应当秉持文化自信而非文化自大的态度:“至于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尚论古史,当以史实为依归。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人观殷墟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俱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彷佛其什一也。”

在提问环节,霍巍院长提问道:“古腾堡印刷术的发明,对于当时的中国有没有产生影响?中国当局有没有意识到欧洲古登堡印刷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对此,陈力教授认为,古登堡印刷术对传统中国社会基本没有产生影响,到了19世纪后才在中国迅速扩展、普及,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郭硕老师提问道:“雕版印刷发明前,古代知识,比如五经,也通过碑、石的拓印来传播,这种拓本模式与五代时期五经雕版印刷的竞争中,雕版印刷是如何胜出的?”对此,陈力教授认为,拓本在拓印艺术品上有优势但成本太高,无法适应对图书的社会需求。

热烈讨论之后,霍巍院长谈了自己的心得体会。首先,霍巍院长认为陈力教授对民族主义史学的正反两方面的点评很有意义。民族主义既弘扬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成为文化研究的动力,但反过来又可能阻碍我们科学的认知。从前关于印刷术发明孰早孰晚的争论,在陈力教授这里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第二是陈力教授带给我们非常系统的认识。陈力教授分析精彩,思维既严密又开阔。让我们对印刷术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对中国文化及世界文化的贡献,以及其与欧洲印刷术的体系有何不同,影响面有何不同等问题有了宏阔认识。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中国文明的独特、悠久,另一方面让我们注意世界上其他文明的贡献。

霍巍院长认为,不仅是研究历史,今天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也要尊重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我们的命运共同体,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是中国学术、民族之发展、国家之强盛的根本动力。陈力教授不仅给我们讲印刷术,还给我们讲了科学的思维。

最后,霍巍院长指出,《古代狩猎时代考》可以与《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论殷商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并读,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时代,川大的先贤已经有了世界性眼光,并不专擅,对世界文明有非常开放的心态,有非常开阔的胸襟与眼光。我们作为四川大学历史系培养出来的学生,今天重温徐老对我们的教诲,可以发现徐老的教诲与陈力教授讲座中有一脉精神是相承的,那就是我们今天研究的历史学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历史学,不要固步自封,要用科学的精神研究史学,要用世界的眼光来比定中国文化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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