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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不过五十年，在其主管之国子监书库中恐怕还会藏有天福铜版刷印的九经印本吧。另外，他在尚书省的职权是相当广泛的，铸钱部门即隶属其下。因此，他也是熟悉并主管铸铜工艺的。他会不会由此萌生出藉其职权之便为自己铸造一副铜活字以备日后自用的想法来呢﹖窃查，不应排除此一可能性。
宋朝为了保持经济稳定，对采铜铸铜予以严格控制。如当时民间许多地方自铸铜版印制“会子”一种纸钞，景元年１０３４宋朝即令“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此处之“勿造”，指民间勿造。此事发生于孙奭“镌金刷楮”前两年，说明当时是禁止民间铸铜的。当然，民间铸造铜活字必亦为所禁，这也是宋史不载铜活字的原因。虽然，一般宋人对造铜字无能为力如毕者流布衣，而孙奭不在此例。他不必自行躬亲，只要向其属下授意，即可借铸钱之便，以木字为模制范，私下铸成一副铜字来。幸藉《梦林玄解》一书转记，使我们得知他以铜字印成《圆梦秘策》八卷，是否还印过其他，就不得而知了。
历来争论的焦点是其中的“镌”字。镌，刻也。金，指铜。镌金，岂不是刻铜。然而，书长八卷，如何刻得﹖张秀民先生在《铜活字的发明与发展》一文中即感到困惑：“是刻铜版呢，还是刻铜活字呢”﹖其结论是“文字太简单，没有说清楚”。虽也提出“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然而却没有跳出“刻”的圈子。窃以为，在研究古代史籍中，往往不适于用今人的理解去看待古人的语言，否则即陷入自身认识的误区。这正如早期雕版印刷中常使用的“勒戍”一词解法纷纭一样，是一个如何正确认识的问题。笔者在《“勒戍”与“刻印”为同义词》载《中国印刷》２００２．２．一文中已经提出，“既然刻石、刻碑可以‘勒’称之，在早期雕版活动中有何不可延续性以‘勒’代‘刻’呢﹖正如在铜活字出现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些出版家继续按雕版习惯称铜活字印本为‘镌铜’、‘铜刻本’一样，是事物连续发展中一种惯性的上下承接关系的表现。”
四、“镌”字是范模增殖工艺之代词
国人与西人相较，存在一种异常顽固的惯性思维及墨守成规之传统。如雕版发展１３００余年始终为印刷模式之主流，如此僵硬不化实在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怪异。遗憾的是，这是事实。雕版正统论者是轻视或排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明陆深即认为“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见其自著《金台纪闻》。由此可见，不是北宋没有铜活字，而是这一技术遭受排斥。
雕版正统论者已经形成“字版非刻莫属”的思维定式，以雕版的习惯称谓嫁接于活字版之上，即此一思维定式的反映。明明铜活字与铜钱一样是铸的。但他们却习惯性地称为刻。孙奭是这样，将铸铜字写为“镌金”；元英宗１３２１～１３２３在位也是这样，将铸铜字称为“镂铜为板”；元人王桢１２９８年说了句实话“近世又铸锡活字”，明人乔宇却继续沿袭老习惯说成是“范铜为版，镂锡为字”。这里附带说一句，锡活字是因当时禁铜私铸而无奈改用替代原料铸制的，它的出现公认在南宋时期。这正可与北宋的“镌金刷楮”相互联结。
有人统计了元明清三代有关金属活字是铸是刻的１０条引文，其中“铸造说”有六处见林子雄《关于金属活字“是铸是刻”问题的探讨》，载印博《研究文辑》。尽管如此，历代仍有许多“刻字论”者。如清学者孙奭从添１７６９～１８４０即说，宋刻本书籍中有“铜字刻本”。这已成为“刻字论”者的经典依据。但是，在这一说法的幕后，却总透漏出一些真相的蛛丝马迹来。如清人龚显在《亦园脞牍》中说“台湾镇武隆阿刻有铜活字”，而时人姚莹从台湾写信却说是铸铜为字。又如乾隆帝言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是刻的，而包世臣、吴长元、龚显三人都说是铸的。其中吴长元身在乾隆时代，久居京华，对存放铜活字的武英殿等地作过实地考察，从而得出“武英殿铜字版向系铜铸”的结论。当然这是可信的。那么如何理解《大清会典事例》所载刻铜字人工资高于刻木字人的问题呢﹖窃以为，所谓“刻铜字人”，应理解为从刻木模、制范到铸成铜字的整个工序的“造铜字人”才是。
综上所述，在史籍中有关金属活字的镌、镂、刻等似乎有刻版之义的动词。实际是反映铸造工艺的代词。这是由雕版正统论认定的“字版非刻莫属”思维模式所决定的。甚至沈括所谓“用胶泥刻字”之“刻”字，反映出的实际内容亦为范模制字。因此，韩国著名学者金宗植在为《白氏文集》所写的序中说：“活版之法始于沈括指毕升用铸字印书”。金氏理解毕之胶泥字为“铸字”，而我们的学者却始终跳不出“刻”的误区来，岂不怪哉
由于某些学者对古代史籍用字在理解上的错误，轻率地否定了宋、元关于铜活字的记载，武断地认定我国铜活字自明代始，而且明代铜活字也是刻的。那么，对于日本１６０７年用朝鲜铜活字印书，因字数不足而延聘中国工匠林五官增铸的记载，应如何理解呢﹖只能理解为明代铜活字是铸造的。既然明代铜活字是铸。那么宋、元铜活字是镌、镂而成的吗﹖显然，那些称谓是雕版正统论者将正统的称谓嫁接于活字上的结果，这也是不同事物之间上下承继关系中常见的现象。
五、孙奭时代已有金属版印墨
有人曾向笔者提出，根据元初农学家王祯１２６０～１３３０所说，宋末元初已有锡活字，由于“难于使墨指木雕版用水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见其１３１３年刻印之《农书》后所附《造活字印书法》一文，即认为王祯时尚无适合金属版的印墨，孙奭当然更不会有。那么，所谓孙奭用铜活字印书八券之说，岂不是难以成立。笔者以为不然。对此，著名印刷史学家潘吉星指出：“宋、金既已用铜版、锡版和铜活字印刷，且实物流传至今，说明金属着墨问题早已解决”。他认为，王祯所记锡活字“难于使墨”，是有人不懂“必须用宋代铜版、锡版和铜活字印刷适合的墨”，“将木版印刷所用的墨用于锡活字”之故见于《宋元金属活字印刷史料》一文，载印博《研讨文辑》。因此，笔者以为，王祯所记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引以为据。
事实证明，我国古代的油性印泥和印墨早已存在。古代印章多有以铜、银、金为质料的，使用的印泥系以艾绒、朱砂或银朱调以蓖麻油混合制成。这证明古人早已懂得在金属等光滑表面需使用油性印料，而不能用木版印刷通用的水墨。前文提到的自唐开始的铜版印刷，以至五代晋“天福铜版”刷印《九经》，必然是油性印墨所为。史载：北宋初年发行纸币“交子”，“用铜版印刷，版画精美，三色套印”见于《中国印刷之最》，百家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这种铜版印三色“交子”，绝非一般水墨所能为。据专家分析其墨迹，证实印墨中含有植物油成分。“交子”在宋仁宗天圣元年１０２３改由政府发行，并成立专门机构“交子务”。这一事实发生于孙奭以铜活字的印书之前，他必然懂得他的铜活字应该使用何种印墨。当时的印墨印刷纸币可以做到“精美”，那么孙奭用以印书又何以不能印得“精美”
结论是：孙奭时代已经有适性于金属版印刷的油性印墨存在。
六、认定铜活字先出并非否定毕升
探讨孙奭“镌金刷楮”问题，是一个印刷史研究中的敏感问题，是一个长期回避而又回避不了的问题。
第一，如果认定孙奭“镌金刷楮”的记载，孙奭是否成为铜活字发明人﹖不是。他只是最早记载使用铜活字印书的人。
第二，如果认定孙奭“镌金刷楮”为最早记载使用铜活字印书的人，是不是就推翻了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人的地位。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孙奭“镌金刷楮”比毕升创造胶泥活字只早五年。孙奭的铜活字是普通“布衣”无力也无条件铸造的，属于“重型活字”、“贵重活字；而毕升研制的胶泥活字，属于“轻型活字”、“简易活字”。用王静如先生的话说，即“容易制成的泥陶活字”见《西夏文木活字版佛经与铜牌》，载《活字印刷源流》１９９０年版。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是范模增殖，都是以木活字为介质字模，一个是翻制砂型或陶型铸铜，一个是翻制泥型，再以泥丁拓字。因此，可以认为，孙奭和毕升都是以范模增殖为特征的活字思想的先驱。(作者单位：天津市网屏图文设计制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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