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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出身 努力不懈 成就非凡

更新日期:201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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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职场环境中,想要以嘉义民雄乡下,就读嘉义高工化工科的毕业生出身,找份工作已是十分不容易,在人生的职场上努力了一辈子,了不起升到股长、科长,若要再往上晋升有如痴人说梦话。当时在中国(华)彩色公司招考简章上,有一条可以出国深造的条件,陈澄澈先生便一头栽进这一直是台湾印刷的领先企业,也是最具历史渊源的印刷公司并一路往上晋升,至1999年到2000年间,以执行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职务,创下十亿元的营业佳绩,以九千万元的盈余创下空前未有的获利纪录,也获得100万元的奖金,这样的成就是以诚信、敬业、调和,在职场上以一步一脚印、决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所累积。与陈澄澈前董事长会谈,瞬时彷佛回到四、五十年前的时光,这一幕幕的历史在他不疾不徐的口吻中娓娓道来,令人感受到这位精进又老实的印刷前辈,他那不骄又守本份的精神,在事业上开创出的奇迹。一如他以执行副总代理总经理期间,有很好的绩效表现,受董事长倚重要他真除担任总经理职务,但他却以本身是技术背景出身、非具有管理长才,请再觅寻有管理背景的人担任总经理,这种谦冲为怀的性格及不忮不求的态度,更深得大家的信赖与尊重。又如在这次专访陈董,与陈董约定时间早到半小时,却见陈董已准备就绪等候我的到来,并且非常工整的用蝇头小字亲笔写下,他的生平、做过的工作要项,加上一张完整的职业生涯职务(附有精准年、月、日)表格,他这种对事情的尊重和细致程度,是在这三十多年采访中少见的。对于师长及同仁们的恩泽陈董不敢有稍忘,而对于擦身而过的富贵荣华看淡如云烟,从不去计较、凡事求人反求诸己,是否一切准备好了!

1939年6月陈澄澈先生出生于嘉义县民雄乡,现在的中正大学校址。出生当时正逢日治时代末期,因卷入日本侵华战争,社会物资吃紧年代,1941年更因爆发二次大战,在台日本政府和军方更是多方面搜括物资、粮食,支持华中、华南及东南亚日军所需,1943年起盟军在台发动大规模空袭,在乡下的米粮更被日本政府收刮一空,明明是自己种的稻米、粮食都须全部上缴,只留下最低生活可食用的限度,其他副食品如肉类、油品、糖、盐等,因无法从产地运出而多余很多却没有必需品,有些糖厂、契作农也面临只有一大堆砂糖而没有粮食、副食品的惨境。因时代动乱之故陈先生就学较晚,但天资优秀又肯努力的他,每天须走上一大段路才能搭乘台铁火车,下了车到嘉义工业职业学校,就读初中部三年再直升嘉义工业职业学校高中部。谈到这段人生很美好的启蒙及扎扎实实、认真学习的时期,人穷志不穷,当时有不少工科老师来自大陆,个个都是学有专精,而化工科邓秋水主任更是台大化工系的高材生,当时化工科除了共同科目之外,另有很精实的学理和化学实验操作,每星期更要拨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工厂实作学习,也曾到台南的糖厂工作、做各种化工实习,老师也十分关心盯住学习效果。另曾到安平海边的台湾碱业公司实习,而嘉义工业职业学校却不因位处较偏僻或不是重点学校,教学课程及教材全部采用与著名的台北工专(今日北科大)相同。在台碱两个月的实习期间,台碱公司招集台北工专、高雄高工和嘉义高工等三所学校实习生,分组各别做出化工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定量、定性分析,在以前没有现代化PH仪器、各种电子分析到频谱分析设备的年代,这种使用很多极为纯净99.99化试剂做繁复化学,及液量、重量的计算之下,测出实验物的含有化学成份种类及含量,不仅需要耐心、更要用心及智能去完成的化学分析工作,在今天只要用精密的频谱仪、电子化学分析仪设备下,只要数分钟内便可一清二楚的显示并可列表,这种老式化学实验的精确性,也许不如今天且又旷日费时,但却是训练学生耐力、智力和意志力的很好方法,而陈董在三组中居然脱颖而出,获得第一名授颁一笔台碱总经理奖金,也是生涯中很大的光荣。

1959年,年岁20的陈澄澈先生毕业于嘉工化工科,接受完整六年的初中、高中理论及实务课程后,满怀信心踏入社会,首度参加由台湾省政府所举办的就业考试,就被录取分发到台湾糖业公司屏东总厂。1950年代台湾糖业是台湾经济三大金鸡母之一,林务局之原始林输出高价的木材和台糖的白糖出口为台湾当年的两大外销,供几乎见底的台湾外贸注入外汇的活水泉源。另一家是台湾烟酒公卖局,其专卖税收是台湾省政府及中央政府共同分配到的最重要来源,能被分发到台糖总厂工作算是一件很好的差事。然而7月份经省政府的考选,上了台糖公司职缺,8月份看到美援会招募人员,这是1950年美国为协防台湾,不仅在军事上由美军协防司令部共同做协防工作,另由美国安全分署成立美援会、农复会,在经济上协助台湾做农业振兴。在1950年代中,美援会曾以低利美金贷款给台湾企业,做为生产设备更新费用,其中包括3、40家印刷厂、制版厂,但不幸在1957、58年间,美金汇兑新台币汇率由1:24.78猛升到1:36元,这还贷压力比高利贷更可怕。1950年代中、晚期,台湾彩色印刷仍仰赖日本、英国、瑞士等先进国家供应邮票和精美彩色印件,台湾印刷的水平不如香港、菲律宾,是现在印刷业界想象不到的事。为了替代进口,美援会希望提升台湾的印刷水平,开始筹建一家印刷示范工厂,当时由中央印制厂留美的罗福林教授做规划,取名为『中国彩色印刷公司』,这是一家兼具生产及教育双用途的印刷生产教育机构,当时一切准备妥当之后,便将公司招标成为民营公司,1959年8月尚在筹组中的『中国彩色印刷公司』招考员工培训,招考对象以高中职以上,具有化工及机械背景的年青人员,陈董不仅符合化工科毕业,很辛苦的与几位同学从嘉义北上来到考场,最后只有他一人决定为一个有出国深造机会的工作留下来受训。有些同学随邓主任到南亚塑料,后来邓主任担任南亚塑料高阶,再出任旗下三芳人造皮公司总经理,后来连一位嘉工学长也担任三芳总经理,而陈先生也曾一度被招换到塑胶界,但他仍坚持在印刷界工作,毕竟要从160人中只录取17名是件不容易的事,因此在考后一星期发榜后就马上到台北报到。

中国彩色印刷公司的开办经费,美金部份有75万美元,大约可买100部对开单色平版印刷机,主要制版设备有三部德国制磨版机、三部美国Robson不同尺寸的全开、对开、四开照相制版机,整套感光涂布机、晒版机及烘干机等。美国海利斯( Harris)  自动全张单色双色、四开平版印刷机共三台,最特别的是一部昂贵的德国Albert Frankental菊牛凹版印刷机,主要是用来做邮票生产。另外以1,500万元台币购买现在的中华彩色土地并兴建厂房。在开办之前,更聘请中国著名外交前辈董显光博士的女婿,陈亦先生担任总经理,他是一位很有才能的人,另一位印刷界具有丰富经验的陈懋功先生担任总工程师,种子教官有英文程度很好的鲜玉良先生,原以装订为主后来转任负责照相工作,何亮先生、蒋亚民先生照像制版,姜杏生先生主要在印刷,他们先依循美国安全总署的体系,到菲律宾的美国安全分署印刷机构研习,这四位加上陈懋功先生成为17位学员的贴身教师,后来四人也因志向不合而各自发展,而蒋亚民先生则一直留在菲国马尼拉创业。1959年中国彩色的工厂仍未完成兴建,所以借助军方座落在台中东区的『联勤测量学校』校区,由李兴才少校担任训练的指导教官,传授大学部制印专修班照相制版与平版印刷基础教育的两个月课程,这有如一入行就能上大学的印刷专业课程,后来李少校更为台湾培育无数的印刷人才,成为名满印刷教育界的导师。

台北新店以前的马路两旁仍是石子路,只有窄幅的柏油在中央,而在水沟之外两旁就是稻田,前往新店有现今新店线路线上的新店线火车。以前在景美有家日本华侨开设的『侨联彩色印刷公司』,成立于1957年,是十分具有规模的平版印刷工厂,有位印刷界前辈亦出身于侨联彩色印刷,受训于1958年,当时侨联有自动和手摆平印机、制版照相机及连晒机,主要的印刷业务是针对当时最夯的『菠萝罐头彩色标签』,为此还聘请三位日本凸版印刷技术人员驻厂专任教育技术传授。1960年至1962年间陈董服兵役,对侨联的发展并不太清楚,但对于中国彩色印刷公司的民营化移转变化知之甚详,毕竟这是有关切身的问题。而中国彩色印刷公司的彩色印刷水平提升及印刷人才培育的教育工作是势在必行的,以今天的规模来看中华彩色并不特别大,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却是印刷界硕大无比的投资案。当时招标是由一家位在南京西路与中山北路口的明和印刷公司得标,主人家刘登绵先生是老师出身,潜心在彩色分色上研究,尤其彩色月历印刷,其精美度在台湾几乎无人有能力相比美,而中国彩色招标底价只有厂房土地的1,500万台币、美金、贷款75万美元(为3,000万台币)以债务自然移转,若以今天的现值计算台币部份在投标不动产金额约15~20亿元,结果明和刘董事长缴押标金、也以150万元得标,但最后却以谈判破裂收场,主要原因是投标条件未载明得标者须承继美援会在开办期间,所培训的人员加上培训的所有人事费用。这是相当大的金钱落差,也许又要多出一百多、两百多万元的培训费用,更重要是以明和为主投资者,却很难去做人事上的调配因而谈判破裂,由于明和彩色印刷的弃权是属于未载明的灰色地带,得以领回全数押标金无损失的退场。当时台南市叶廷圭前市长也结合日本凸版印刷公司想参与投标经营,而美援会及政府认为这是专为台湾设立的印刷培训及生产机构,若变成夹杂日资的单位,恐怕不能担负原来任务。后来到香港央请何世礼将军(他是香港商界、政界闻人何东爵土的哲嗣,留学于英、法两国军事教育,在张学良东北军麾下建立战功,后来升任东北军参谋长,在国民政府时期任联勤中将副总司令),以超出50%以上的股份入股经营、永丰余纸业占15%,其他仍由创设的美援会底下中华开发公司持股。陈董服役期间,正好是中国彩色印刷公司经营权移转,并在1961年更名为『中华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称China Color Printing Co.,延用至今。中华彩色印刷公司的成立会一度引发台湾印刷同业的恐慌,生怕市面的业务会被席卷而光,大家会没生意做而饿肚子。

1962年3月13日陈董役毕,回到中华彩色祈店工厂报到上班,当时以高工毕业生学历,在照相制版组上班可说是任何工作都得做,举凡粗重又肮脏的磨版工作,在印刷厂里这算是进门学徒的工作,又吵又湿热的磨版室实在不太好受,但陈董仍本着学校实事求是的精神,如何把铝版磨出最好的砂目。当时用的是德国进口的磁球及电镀、刨光用金刚砂,而且最细的砂是#400目金刚砂,认真的拿捏砂量、水份、天候等因素。而当时是使用美国Robson大相机做分色、过网,以分色片、修色片、Lith利斯过网版,少部份较廉宜的工作才用玻璃的银盐湿皈去拍照。当时的分色是以Kodak Alphabet字母式的修色片做校色的分色方法。使用光学做修色的分色方法,且分色阴片必须过网成『网阳片』才能晒制平凹版,这是一种阳对阳的晒板方式,印纹部份在晒版时没有曝光,因此印纹底下可以腐蚀及上漆料,比较耐印、含墨量也较多一些。平凹版是脱胎自二战前,德国晒地图版的Vanlike万代克晒版法,只是Vanlike不用腐蚀。中华彩色公司的制版根底很好,因为当时外面所使用的分色机全是杂牌的国产货居多,而且式使用玻璃网目屏,这种极度复杂配合镜头焦距、缩放倍率、光圈大小尺寸等因素下,要去计算网目屏的格纹部份,到底片或玻璃感光银盐的距离,才能形成合宜的网点及版调成像,这种工作必须具备相当数学背景的人才能愉快胜任,当时中华彩色为了印制邮票(未来是中央印制厂的重要业务),聘有德国印刷顾问驻厂,他也在制版方面做技术咨商工作,才知道德国人做事的一板一眼精神,凡事要有精准的数据及概念支持。在实际工作之外,也做一些校对工作、生产管理,在真正生产过程中永远认真的人员,要负担最多事、做最多工作,忙到大家都下班了仍然在在线忙。反过来却是学得多、领悟快、工作恊调性好是上级倚重的人才。1965年中华彩色公司成立任务之一的印刷人才培训工作,由中国生产力及贸易中心招募人员做『平版彩色印刷技术训练班』,陈董也成为第一批的种子教官,担任有关相机的照相分色及底片过网的技术教官,入行才五、六年的短短时间,不仅从一张白纸的学习历程,又变成教官及职场的教育。

1960年代,最早的印刷用底片为Kodak公司所生产,后来才陆续有Agfa、富士胶卷等制版用底片上市。早期Kodak底片是透过位处重庆南路的福德行代理贩卖,福德行是由陈志坚( Tom Chen)及黄同钧两人共同经营,后来Tom前往美国发展。当时有Pan Masking、透射稿分色片用的Color Separation Film Type Ⅰ及反射分色片用的Color Separation Film TypeⅡ做修色及分色,然后使用Kodalith Type Ⅲ的高反差底片过网,这是很高成本的消耗品,也是一套标准化的彩色分色、过网再晒平凹版的制程,使用洋红色的Kodak Contact Screen接触纲目屏过网,这套技术在台湾扩展开来,为台北造就不少分色人才,连台中几位熟人也北上学习这套分色体系。陈董更有很特别的经验,使用可剥膜拼贴的Lith Striping Film,1967年日本工业已渐次复兴,有一个日本海外技术者研修协会,以日本著名的大和屋Yamatoya公司及柯达胶卷公司日本总代理长濑产业公司所提供的训练计划,陈董从招考赴日训练人员名单中获得录取,前往日本六个月接受员正高技术水平的训练,不仅不用缴费又有零用金可用,从分色原理、分色、修色、拼版、翻片、制版等完整技术的长期训练课程,对于光学分色有很大提升,重要的是日本印刷水平可提高技术人员的眼界。大和屋两代会长沼仓顺及沼仓孝社长俩与台湾有很长的渊源,尤其年已80多岁的沼仓顺老会长,曾到过满州东三省、热河、内蒙做生意,对于老总统蒋中正先生的『以德报怨』之宽恕精神,得以让在中国及台湾的日侨、军人能顺利回乡,感到十分感激,因此在1950~70年代为台湾印刷界出力很多,后来老会长过世,由女婿沼长孝接手一直到90年代,多次来台传授印刷新理念,陈董感受大和屋两代社长的好意。陈董自1965~1969年担任照相部领班,再升任副组长一年多、技术专员2.5年,1973~1975年担任照相制版组组长一职,如果以一般公司的照相制版组顶多是1~20人,但中华彩色公司当时员工人数已达500多人,而照相制版工作在全手工照相分色时期,一套影像分色及过网作业需耗用4小时,文字稿须另外拍摄,加上手工拼贴、磨版、晒制等流程冗长的平凹版制版,再支持打样机做彩色打样的庞大体系,整个制版组有150人之多,也是当时中华彩色500多名员工中的最大一组,印刷组有90多人接近100人。因此工作十分繁重,若改成电子扫描分色及PS版晒版,其工作人员将可减牛至70人,这也是印刷制版改变制程后生产力有极重大改变,同时在质量上也有另一种突破。

陈董的晋升绝对不只是努力工作,还要不断进修提升自己的能力,更重要是做事圆融能调和各方意见、做事公正,因此受到大家的信赖。1975年升任副总工程师,1979年在职20年升任总工程师,这个公司的人员分布极为庞杂,分别有中华开发公司背景的人员、香港何家的少部份人员、军方尤其是陆军总部以徐世全厂长体系的人员、本省籍之师徒相授的现场工作人员、永丰余公司背景的人员等。在60~70年代,政府对退抚军方人员的待遇十分菲薄,当时退休军官、士官长中,有相当多40几岁到近60岁官拜中校、上校的中高阶军职人员,来到工厂搬纸、磨版,做一些粗重体力的劳动工作,陈董十分佩服他们具有认命、服从的美德,只要一个『理』字他们就会任劳任怨的做下去,完全不同于今天时下的很多年青人,一入社会弯不下腰身却尽想着要干白领工作,如果他们老想着自己曾干过营长、团长,带领过数百、上千士兵,如今50多岁哪能容下一个40来岁的人骑到头上来呢?1976年对制版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转变,从1959年两工程的分色、过网法,虽在1970年改用全色利斯底片,将分色、过网集中在一个工程上,减少了时间、人力上的浪费,此时中华彩色也大量承接国外的彩色型录、分色网片等外销生意。德国Hell公司的直接扫描分色工艺,利用扫描接收信息再加以计算及网点角度大小的排列,形成150线的雷射网片输出,为了研习这项技术,受公司委派于1976年5月至6月两个月时间,前往世界最大印刷厂之一的凸版印刷公司九州岛古贺印刷工厂,接受当时最先进的Hell DC-300直接过往分色机研习,当时一部DC-300直接电子扫描分色机要价1,600多万元,等于1.5部高速四色平印机的价格,而这两者设备都是当时赚钱的金鸡母,只是再怎么忙碌下,DC-300分色机也只要两组人员进行换原稿、换底片的操作,比起印刷机要搬运那么多、那么重的纸张,且工作环境中又充满浓浓的油墨气味好很多了!而在他担任组长、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的工作历程中,有不少来头很大的总经理上司,如出身自台湾银行体系的陈才英总经理,在1945年被派任到台湾接收台湾银行,严前总统是总经理,当时年不及30岁的他就担任监察长,可说是少年得志,做事十分英明果断,在他之后的仕途并未有再往上晋升,但他所做的一些重大改变,包括业务拓展及设备更换。中华彩色公司在成立之初,是使用美国系统的海利斯印刷机,但海利斯张叶平印机在战后设计改进就不突出,后来更换采购德国曼公司的双菊全四色机、双色机,开拓美国汽车型录市场、夏威夷观光用印刷品外销。而陈才英总经理到日本考察后,毅然购入日本秋山的SA 438四色机及238双色机,在成本上比德国降低很多。事实上中华彩色并没有购入平版印机翘楚的Roland罗兰平印机。曼MAN机器除了机体坚实耐用之外,并不好操作、换版更属不易校好。而另一家公司试作的菊全双色机两部,其1、2色间的链条会一道伸张,而使接纸套印不准、无法控制,当然这种改变也让中华彩色在后期出现有三菱重工的机群。中华彩色公司的另一位总经理黄营杉先生,出身于著名学校的管理学教授,在管理学上有崇隆地位,而他愿意到中华彩色印刷公司,将他一身所学实践于产业里,这是一份难得的知行合一的实践,后来黄教授更是仕途大展,担任台湾烟酒公司董事长,进而担任经济部长,在印刷界是唯一的例子。

1977到1982年间陈董在文化大学,担任中华学术院印刷工业研究所『研究委员』,回到李兴才教授身边做些研究工作。在工作上从1986年升任副厂长、199 1年底到92年2月代理厂长、92年3月4日员除厂长、1999年升任执行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一年,在陈董的仕途历程中,只从事于中华彩色印刷这家公司而已,而且没有任何越级跳阶,仅有一次是由厂长升任执行副总又代理总经理职务,而且只有一年就向董事长谦辞,他自认在技术及生产方面具有长才,但对于统合性管理自认仍力有未逮,另一种说法是中华彩色印刷公司的总经理,一定是要『龙要大尾』,否则在短短的六、七年内就折损三位总经理,相信这和过劳有关,陈董也不希望自己卷入这个漩涡里。另一方面对自我进修成长及用专业知识奉献产业,几乎没有停止过,在中华彩色印刷公司里,他一手提携造就出来的人才也是数以百计,很多印刷界名人也是顺着他走过的路上来。1992年就在隶属内政部时期的劳工局担任『平版制版技术士考试命题委员』,这是必须具备较高阶的学理及实践经验,另外更担任『技术士技能检定平版职类及印刷职类监评委员』直到今天。1993年印刷工业技术研究中心成立,设有人才培训的印前技术课程讲习,即担任5年的讲座工作。在1996、97年的厂长任内,更接受生产力中心『CNS国家标准12680系列标准专业讲习』结业,而1996年起长期担任经济部技术处科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的审查委员,1998年、99年间担任经济部产业发展咨询委员。2002年起在公务上已较缓和,担任台湾区印刷工业同业公会理监事职务一任三年,同年还担任中国印刷学会理事迄今。2006年、07年间担任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国家标准化审查委员』,2008年起担任台湾金印奖审查委员、台湾区印刷暨机器材料工业同业公会特别顾问。在工作上力求调和完美,对求知欲望又很深,尤其中华彩色是台湾印刷的标竿公司,很多他厂印不好、做不到的印刷工作都要找中华彩色承印,为了邮政总局、后为中华邮政的邮票印刷,看来尺寸很小的印件,却要用别人难以仿制的300线印刷,在早期没有PS版,必须要用铝平凹版精工细磨,才能有好的网点表现,在一个厂区用四部KORD海德堡小尺寸单色机分四次套印,纸张是特别订制的。若以尺寸来计算,一张面值50元的邮票,要比当时最大面额的百元大钞更值钱,因此多少纸张付印,其成品一张也不能少,就连掉落在机器底下的废品也必须找回来,这可说是很稀有的业务,而中华彩色一做就是数十年,也算是一种殊荣。另外,士林外双溪故宫博物院的书籍、画片到杂志印刷,是一件十分有意义却也很艰巨的工作,在没有电子扫描分色机的年代,必须靠眼力判断及脑中的记忆,回到公司再用手工在网片上,甚至回到分色片上修色,这是一项既有技术更需要艺术修养的工作,看着一张又一张的国宝级画作也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在今天要做故宫博物院的复制画,也只能拿数位档做色彩调节后再输出·而当年要把宝物拍成幻灯片,往往需要具有蛮高深的学问和技巧,有时幻灯片的差距太大也要面临重拍。当时二玄社的『故宫国宝复制』,是由东京印书馆的鬼冢部长主导,不仅使用四色彩色印刷,更要用几个、十多个辅色去补印,调节到传神的复制,而东京印书馆的1.85米宽幅的三菱重工六色机,是生产这些宣纸到丝绢画作的设备。二玄社的核心影像拍摄,虽在士林的故宫摄影棚进行拍摄工作,却是对外保密不让外人进入,为了知道日本最精细画作的复制,增进自己的专业能力,陈董特别央请中华彩色公司顾问,曾担任过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的叶公超先生,他是故宫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叶老出面向故宫博物院蒋复聪院长交涉,得以在二玄社拍摄时入内观摩,获知其使用巨型的11X 14吋大尺寸相机,每张大图都拍摄成8张底片(小的少几张),将底片分色过网后,再一色一色接成巨幅可印刷的网片,进行晒版印刷,但要做到天衣无缝,不只要具有接口手艺,整个版面色调的一致性之手工调节修版也十分费工夫,看了之后才知道一山还有一山高,算是开了眼界却又跟不上,今天改用数字科技,几GB的檔案在计算机上修色接合,1.6米宽3.5米长的大尺寸画作都不用接,完全不同往日的困难费工夫。在故宫工作时,和当时书画处江兆申处长也有一段过从,江处长本人也是著名的书画家,以北溥文人画为宗,而对于江处长的指引在复制上也有不少的收获,这也都是在人生道路上有努力才能得到多助。

2000~04年担任中华彩色印刷公司执行副总,期间接到一件棘手的任务,中华彩色投资外围加工的东昌装订公司,以生产胶装作业为主却一直处在亏损的状态,公司希望陈董前往整顿,经黄义盛董事长的介绍、建议下,与近处的中华邮封公司合作,合并发挥上下游的一贯作业生产。当时以东昌公司资产扣去一千多万元负债后的余额价值,并上中华邮封的残值,以总资本额4,300万元经营,在双方各有稳定供需,加上由印好的纸张到装订的一条龙配送,果然可发挥较大的利基争取到较多生意,陈澄澈在担任董事长的5年期间又增设骑钉部门,股东希望将四年的盈余做分红,但陈董却先拿来还清两千万债务,展现老实人踏实更加步步为营的经营,2004年陈董从中华彩色退休下来,又担任一年中华公司顾问及中华邮封董事长后才正式荣退,在他整个职场生涯中,算是从中华彩色公司成立后44年,若连中国彩色受训算起则长达46年,都是在同一家印刷公司服务。

2006年,在退休后的一年平静生活又掀起了波澜,以印刷生产长才受鸿海集团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CMMSG事业群GSD事业处聘为印刷事业处顾问,筹办印刷及包装材料生产事宜,鸿海集团每年由38家外包协力厂供应的说明书、彩盒、瓦楞纸箱等商品,超出新台币一百多亿元,为了这些协力厂商的订货、交货、品质管理加上成本考虑,在厂内生产可以更快速、减少运输成本的交货。而在主管珠江三角洲的执行副总裁的盘算,如果能降低成本即可反应在售价上,去争取更有利的订单扩展。对于瞬时亟需要做的很多设厂评估,包括设备引进的花费及生产运作的效能及成本估算,使原有的三位工作人员不堪负荷,为此回台湾召集了七、八位同仁共同进行此重大规划工作,评估出约可由50元降到40元,比发外生产下降10元。而富士康的上游订货科技公司,有一票人十分熟悉于机器设备及生产品管的要领及标准,甚至知道彩盒印制要用德国某家印刷机才可以,而包装彩盒因产品不断变化、推陈出新,而在多样变化之下,设备也需要能因应这些变化的需求。在模切方面的模具、压凸、压凹痕到糊盒成型,要能快速做模具更换及高速生产,因此不只高速模切、糊盒加工,一些上光、贴膜设备也都要自动化且十分具有弹性。整个建厂规划需要一亿多美元的规模,在规画中的第一期工程则须花费2,500万美元,再获得最高层郭台铭董事长批准后,由这位珠三角地区执行副总主导,进行破土建厂及订购印刷机、后加工设备。而鸿海集团做生意的规矩挺硬的,不先付订金且须等机器安装验收通过后才一次付清,这又形成购置上的一个难题。不过当负责的执行副总裁人事异动之后,重新对包装印刷材料处做评估,问到这个包装材料厂的近亿美元设备投资,要多少年才能回收呢?陈董回答:『约需四年才能回收』,新任长官很显然不能接受这个答复,他说在富士康的所有生产线,大约一年就可以回收,积压太多资金不合算,所以富士康就和一家重要的印刷包才供应厂合作,并把这些新设印包厂移转出去,在中国两年的建厂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在富士康这家IT生产公司期间,陈董发现异业的想法有些差异,其中印刷可向IT产业他们能有组织、快速发展,采用SOP标准流程维持质量,又能创造规模和利润的成长,而他们必须十分重视一切世界上各国的安全规定,像欧盟ROHS的六种有害物质不得含有,工厂采用IT信息通讯、制造厂的全流程计算机管理,供应商、生产、质量的数据等更容易判断。在台湾印刷业界极少数,如烟酒公司有自己物料的检测机构,可以保证印刷适性及安全检测无虞(编者按,在前苏联车诺比尔事件之后,全球的大气落尘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如富土胶卷的底片包装材料,须十分谨慎去检测包材的放射性物质,是否在安全标准之内,否则会使底片有事先意外感光的危险)。事实上,成品的品检是要购买设备去检查或使用人工呢?本来用设备检测可24小时作业,而且不易疲劳,不过有一家拥有一千多名工人的外包厂,其中有300多人从事成品的目测检视,公司负责人说:  『加果买检测设备,其成本比使用人工目测检视高,所以采用人工目测翻阅式检测每-件成品』。不过从2007年至今人工高涨不止一倍,而检测设备又会降价,也许已经全部改用机器检测或部分改用机器检测了。而在富士康深圳两年多时间,陈董和胡为民先生、沈淳茂先生在一番规划及部份开工执行工作上,从行事作风上见识到这些快速发展IT公司的快速思考动态式经营的精髓,以IT工程能力将部门的工程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经营管理等四大管理全部纳入集团作业,做事快步调、剑及履及、绝不拖泥带水,而且要求非常精确才能层层管制、步步到位,在其中的压力很大,一句话马上要规划和评量,因此有些人经不起压力而胃出血生病了!

陈董的为人谦和、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不只自己多次赴国外进修,包括电子扫描分色技巧,更是近二十次参与国外印刷展览及开会活动,对吸收新知、增加专业领域知识、奉献在专业领域及工作上。更是全程参与今年5月的第八届北京印刷技术展,不因不在工作岗位上而有所松懈,现在子女已成家立业,而夫人却在去年仙去,陈董仍一早到鸟来温泉泡澡运动强身,怡然与世无争,在这次印刷公会扰嚷不安会议中,陈董仍一本平静心情,这种参。与又能放淡的修为,可说是多数现代人很难企及的。在高工毕业找工作时,老父会告诉陈董,若无满意的工作可以自家开肥皂工厂,当时若由此发展,相信可以成为洗剂界的大亨。这是一步一脚印踏实工作人必然的结果,待人处事圆融且又能带心,是很多人企求每一件事、每一样结果才都能得到最好的。显然陈董他人生哲理是『努力以赴、尽自己所能,好运自然会到来』的理念,以此走过一辈子印刷职场辉煌但不耀眼的生涯,一如陈董『澄澈』的名字,不只无波无浪,而且清清静静,凡事彻底无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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