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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雕版印刷时代的转折点——浅谈嘉靖本和嘉靖时代

更新日期:2019-08-06

嘉靖朝是明代出版业的第一个高峰,刻书规模空前扩大。版本风格中出现新的宋体字风格,成为此后四百年刻书字体的主流,并发展成为今天主要的汉字印刷字体。

  明嘉靖一朝四十五年(1522—1566),在中国版本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嘉靖朝是明代出版业的第一个高峰,刻书规模空前扩大,现存嘉靖刻本在三千种以上。版本风格中出现新的宋体字风格,成为此后四百年刻书字体的主流,并发展成为今天主要的汉字印刷字体。嘉靖以前,中国雕版印刷字体大体均为自然书写的楷书体;嘉靖以后,雕版印刷形成自然书写的楷体字与职业写工书写的宋体字并立的局面。嘉靖朝遂成为中国雕版印刷时代的转折点。

  三足鼎立的嘉靖本世界

  传统的版本分类主要是按刻书主体(刻书者)、刻书时间或地区来分,如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分法。无论按刻书者分类,还是按刻书时间或地区分类,都不是严格的版本风格分类。版本鉴定的最主要依据即版本风格,包括字体、版式、纸张等。因此,按版本风格分类具有重要意义。

  嘉靖本按照版本风格可以分为苏州式(苏式本)、北京式(京式本)和建阳式(建式本)三种基本类型。三种类型的命名虽然用到了地域名称,但并非简单地按地区分类,而是因为这三种版本风格的核心即在苏州、北京、建阳三地,其影响则涵盖了更广阔的地域,而且三种版本风格在有的地区互相交叉,情况更为复杂。此外,时间的变化、刻书者的不同也会对版本风格产生影响。三种类型严格按版本风格划分,在这一分类体系下,可以发现刻书者、刻书时间和地域对风格的交互影响呈现出复杂的样态。

  嘉靖本三种类型的形成与不同群体对书籍的不同偏好、不同需求有密切关系。苏式本对应士大夫,体现出文人雅趣。京式本对应帝王,反映帝王喜好。建式本对应商人,是商人营利的产物。这种对应主要是就其成因而言,并非人与书的严格对应关系。

  苏式本:

  当时文人心中书籍的最高标准

  苏式本起源于弘治年间的苏州,正德年间传播到常州、镇江、松江等邻府,至嘉靖间发展至各个重要刻书地区,影响遍及全国。苏式本的主要版本特征是字体方整,笔画平直,版式多为白口、左右双边。如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辞集注》。

  关于苏式本出现的原因,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与明中期的所谓文学复古运动有关。这一时期,文人需要多读古书,遂翻刻古书,所选底本多为刊刻精良的宋浙本,于是字体、版式等版本风格也受到底本影响。不过这种解释在逻辑上有个问题,若只是出于阅读古书的需要,翻刻时只需翻刻宋本的相关内容即可,并不须专门模仿宋本的形式。探究新的苏式本风格出现的原因,只能从宋本的形式,即版本风格的角度入手。

  明代中叶,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文人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宋本鉴藏之风,文人之间交流藏书,品题宋本,成为文人生活、文人雅趣的一部分。这个文人群体自沈周、沈云鸿父子起,包括吴宽,王鏊、王延喆父子,都穆,文征明,黄省曾、黄鲁曾、黄贯曾兄弟,袁袠、袁褧兄弟,皇甫录、皇甫冲、皇甫汸父子兄弟等人。以都穆为例,他和明中期许多重要书籍的翻刻有密切关系,其《南濠居士文跋》收录了多篇为其友朋刻书所撰之序,也有赏鉴宋本之跋。如其赏鉴王献臣所藏岳飞之孙岳珂旧藏宋本《国语》:“近御史王君敬止得之(《国语》),出以相示。观其刻画端正,楮墨精美,真古书也。余尝访御史君,每一披诵,则心目为之开明。”并因此而有所感慨:“古书自《五经》而外,若《左氏传》《战国策》等以及是书,皆学者所当究心。而往往夺于举子之业,好古之士虽未尝无,而坊肆所市,率皆时文小说,求如此本,岂可得哉!”宋刻《国语》版刻特别精美,使都穆产生了学者应读此书的感慨。这充分说明了宋本外在形式(版刻风格)的魔力,也表明了明中期文人对宋本的推崇。这部《国语》,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著录云:“当是南宋时严州覆刻……字画方劲,与北宋椠无异。”与都穆所云“刻画端正”一致,此书应该是典型的宋浙本。此后未见书目著录,今未见传世。

  诸家所藏宋本今存世者,如文征明、文彭、黄丕烈、刘承干递藏之《汉丞相诸葛武侯传》,文征明、华夏、项元汴、季振宜、潘祖荫递藏之《东观余论》,今藏上海图书馆;文征明、项元汴、徐乾学递藏之《陆士龙文集》,华夏、海源阁递藏丰坊跋之《宝晋山林集拾遗》,今藏国家图书馆。

  苏式本翻刻宋本以《昌黎先生集》最为典型。此书之宋廖氏世綵堂刻本被赵万里誉为“无上神品”,明嘉靖间徐封东雅堂翻刻之,惟妙惟肖,前人称为“下真迹一等”,良有以也。

  苏州文人对宋本的鉴藏带动了全社会收藏宋本的风气,而有收藏就有作伪,作伪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用翻刻宋本冒充宋本。高濂《遵生八笺》论及宋本的鉴藏方法:“(宋本)纸坚刻软,字画入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着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书中还有对伪造宋本的生动描述:“近日作假宋板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板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瞽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苏式本对宋刻本版本风格的模仿,正是这种鉴藏风气的产物。

  在宋本鉴藏风气的影响之下,文人刻书趣味很自然地向苏式本靠拢。有条件的文人、官员会想方设法刊刻苏式本风格的书籍。比如孔天胤嘉靖年间担任浙江提学副使,刊刻《资治通鉴》《集录真西山文章正宗》等书,为了达到苏式本这种仿宋的效果,特地从苏州招募工匠,包括写工沈恒、周慈、吴应龙、章仕、何伦、徐冕等和刻工袁电、李潮、章儒、章松、陆宗华、夏文祥等。孔天胤的朋友江晓在为其刻书所作序中很直白地说:“以书镂则鸠诸吴,俾精类宋籍。”当时不仅孔天胤如此,士大夫中有这种文人雅趣者不在少数,可以说形成了一种风气。如嘉靖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间福建巡按御史吉澄刻《五经集注》《四书集注》等书;嘉靖四十三年山东布政司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主持者为山东巡按御史高应芳、山东左布政使李豸和右布政使李磐等人。

  苏式本,或者说苏式本所模仿的宋本,是当时文人心目中书籍的最高标准,文人之书多希望按此标准出版,但这对经济条件不足的文人来说大概是一种奢望。朱存理家境贫寒,以众筹买驴而闻名。实际上他不仅买驴需要众筹,甚至出版诗集时也曾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来完成。既然是众筹,对书籍刊刻就不敢有、不敢提太高的要求,故其《楼居杂著》云:“刻梓不消学宋板之精,鉴藻岂觊拟唐风之盛。”意即,书籍形式不要求达到宋本之精,诗内容不奢望跟唐诗比拟。

  京式本:

  来自帝王的关心

  京式本以北京地区为核心,继承延续了明代前期一百多年以来的版本风格。除了福建地区主要为建式本的范围,在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京式本和苏式本的发展大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苏式本的逐步发展,京式本逐步收缩。但在京式本的

  核心地区北京和许多刻书业不太发达的偏远地区,京式本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京式本版本风格的主要特征是字体为自然书写体,笔画自然流利,大致属于赵体面目中的馆阁体一系。版式方面以粗黑口、四周双边较多,也有少量白口、四周单边或左右双边者。最典型的京式本是内府本,如嘉靖三年司礼监刻本《文献通考》。

  除了内府本,京式本还包括大量的科举录和藩府刻本,这些都与帝王有密切关系。皇帝的好尚、审美标准,对书籍的最终面貌起到了导向性作用。而皇帝在书籍方面审美标准的具体代表就是内府本,内府本是皇帝或皇家的“私家刻本”,代表的是皇家标准和皇家气派。因此,一切跟皇帝关系密切的书籍,都以内府本为标准。除内府本之外,北京的刻书大量为中央机构所刻,礼部的登科录、会试录,兵部的武举录,钦天监的大统历,无不趋向这种风格。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北京少量的私刻、坊刻也都成为京式本风格的追随者。全国各省的乡试录,因为要进呈御览,礼部对其编纂、刊刻作了种种具体规定,所以其版本风格自然也都模仿会试录、登科录,奉行北京标准。藩王们本身是皇家的成员,从小长在宫中,其审美标准自然奉行皇家标准。这类版本不乏精品,如嘉靖刻本《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嘉靖十一年宁藩建安王朱觐鍊刻本。

  关于乡试录的大小规格及其字体,明代记载典章制度的《礼部志稿》有明确规定:“凡各省奏到试录,长短难以进呈御览,本部毎遇乡试之年,通行天下,遵照本部降式:黄绫殻二本,红绫殻四本,长一尺二寸,阔六寸七分。”“小录文字务将文理平正者录出,……其书写刊刻要字画真楷。”“小录”指的是乡试录,用“小”是与登科录、会试录相比而言的。这里的“字画真楷”主要强调的应该是文字要认真端正,不可潦草,不一定严格限定了必须用某一种具体的字体,但是这个规定表明,礼部对这方面是非常关注的,而且有一定的要求。那么要求的标准是什么呢?显然还是要考虑皇帝的喜好。《礼部志稿》还规定:“小录书板照本部会试录式样,不许仍开掌行科举文字吏及誊录对读生员姓名。”这里规定的虽然是内容方面的格式,但在整个版式字体等形式方面,也会促使乡试录向会试录的版刻风格靠拢。

  皇帝对科举录的关注还可以从一件事中看出,即嘉靖十六年应天府乡试录事件。这科乡试录因为格式上的考官填名问题和内容上妄议问题,一大批参与乡试的官员受到严厉处分。《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六年九月记载:“癸卯,应天府进呈乡试录,考官批语失填名,下礼部参看,谓事属不敬,考试提调同考试监试等官皆当提问。议上,上谓,试录进呈,考官既不填名,策题又以国家祀戎大事为问,所对语多讥讪,……所取生儒不许会试,……谪汝璧为福建市舶提举司副提举、衢为广东南雄府通判。”两位主考官江汝璧、欧阳衢从最清贵的翰詹官被贬斥为基层地方官,所有已录取的举人全部不许参加会试,惩罚不可谓不重。皇帝对乡试录的这种密切关注也会使主持刊刻乡试录的官员在乡试录的版本风格方面更加迎合皇帝喜好。

  京式本与皇帝关系密切,从而带上了浓厚的政治意味。这种政治意味使京式本在国内以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延续下去:从地域上看,京式本在北京延续下去;从类别看,京式本在科举录、藩府本以及一切与皇帝密切相关的书籍中延续下去。另外,京式本在国际上延续了更长的时间——朝鲜刻本采用这种风格一直到明代结束。

  建式本:

  低成本、低价格、站稳市场

  至迟从南宋以来的四百年间,建式本的发展未曾间断,其版本历史较苏式本和京式本更为悠久。建式本的核心地区为建阳,主要分布地为福建,而广东、浙江、江西皆受其影响。建式本版本风格的主要特征为,字体上字形较扁,排版密集,充分利用版面;笔画多弯曲,常带钩状,横画收笔常有一明显顿笔;版式方面,粗黑口、白口皆有,多四周双边;纸张多为黄色竹纸,部分官刻本用白棉纸;书籍尺寸较小,相应版匡也比较小,部分官刻本尺寸较大。建式本最典型的版本即建阳书坊刻本,如嘉靖十五年刘氏安正堂刻本《周易传义大全》。

  建式本的版本风格源远流长,至少从南宋开始已经形成其基本特征,南宋前期的版本如宋绍兴三十一年建安崇化书坊陈八郎宅刻本《文选》和宋王叔边刻本《后汉书》,中后期如宋黄善夫刻本《史记》等。元代这种风格继续发展,如至正五年余氏勤有堂刻本《书蔡氏传旁通》等。明代进一步发展,一直到明末才衰落下去。

  建式本的各项特征反映到建式本的实物版本上,则集中体现为一点,即建式本的商品属性。书籍是商品,任何版刻风格的书籍都会被当作商品来买卖,都具有商品属性,但建式本的这个属性最为突出和鲜明。商品是书商营利的产物,必须符合经济利益,服从经济规律。

  建式本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它的一些重要特点,即数量大、价格低和质量差。对于这些特点,当时的学者胡应麟《经籍会通》有明确记录:“其多,闽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胡氏又云:“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近闽中则不然,以素所造法演而精之。其厚不异于常,而其坚数倍于昔,其边幅宽广亦远胜之。价直既廉而卷轴轻省,海内利之。”纸张费用是书籍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降低成本,建本只能用差纸。但纸张太差也会影响销路,于是刻书者不得不加以改进。但不论如何改进纸张,成本低、价格低这一准则是不能变的,否则还是不利于销售。胡氏又直接对比各地书价:“凡刻,闽中十不当越中七,越中七不当吴中五,吴中五不当燕中三,燕中三不当内府一。五者之中自相较,则又以其纸、其印、其装为差。”建本在各地刻本中价格最低,还不到苏州刻本的二分之一、普通北京刻本(不含内府本)的三分之一和内府本的十分之一,可见其差别之悬殊。这说明建本“其纸、其印、其装”都比较差。这种价格差异决定了在市场上苏州本、北京本是不可能和建本在一个层面竞争的。苏州本、北京本要么不进入市场,要进入市场也只能走高端路线,否则不大可能有较好的销路。胡氏又直接评价各地刻本质量:“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各地刻本中,建本质量最差。这是由经济规律决定的,价格最低,其质量自然最差。

  建式本虽然质量差,却能与苏式本、京式本鼎足而三,主要依靠的是市场,价格低是其通行市场的利器。降低质量才能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才能降低价格,最终大量发行,以此保证书商的利益。因此,只要价格足够低,建式本就可以坚持原有的版本风格,不向苏式本靠拢,也能保证市场份额和利润。

  建式本中的官刻本最先分化出去,正是因为官刻本首要的属性不是商品,而是士大夫的文化需求品,带有一种文化上的趣味,即文人雅趣。如上文提到的福建巡按御史吉澄所刻诸书即属此类。部分坊刻本的分化也与此有关。如孙宗委托建阳书林吴世良刻其兄孙宜之《洞庭集》及建宁知府刘佃、建阳知县邹可张委托建阳书坊刻许应亨之《石屋存稿》,二书均为文人诗文集,在大多数书坊仍坚持刊刻建式本的情况下,这两部书不约而同都采用了苏式本风格,反映出委托人对苏式本有着明确的、共同的需求。

  嘉靖本与嘉靖时代

  苏式本的成因是文人雅趣,推动其发展者是文人或者士大夫,故苏式本的主导力量是文化性的。其核心地区在文化中心苏州,其典型版本也多为文人或士大夫刻本。京式本的刊刻则是出于皇帝的喜好,其主导力量是政治性的,核心地区则在政治中心北京,其典型版本则为内府本,基本种类还包括科举录、藩府刻本以及中央各机构刻本。建式本为书商营利的产物,其主导力量是商业性的或经济性的。其核心地区在当时最大的商业出版中心建阳,典型版本即建阳坊刻本。

  三种类型代表的三个阶层,处于政治最顶端的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掌握着最高权力和最丰富的资源。文人通过参加科举做官,为皇帝服务,分享皇家的资源,成为特权阶层。商人通过市场交换获得利益,而市场主体之间是契约关系、平等关系,代表广大的平民阶层。从三种类型核心版本的价格来看,根据上文胡应麟的记载,内府本、苏州本和建本的价格比为10∶2∶1。这个 比 例 在 某 种程度上象征着三个阶层——皇帝、官员和平民——的力量对比,同时也代表着政治、文化和经济在当时中国社会的力量对比:皇帝或皇权(代表政治)具有决定性和支配性的地位,文人或士大夫(代表文化)依附于皇权,商人(代表经济)社会地位最低。(李开升)

  (作者单位:宁波天一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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