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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更新日期:2018-05-22

近代以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浪潮席卷全球,出版印刷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被渐次打开,绵延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不得不面对并经受全球现代化大势的挑战,开启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近代,图书印刷方式的革命是个拐点。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中华书局,2018年5月出版)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从1807年至1873年的六十余年间,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尝试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并最终试验成功的过程,也即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发新知爆炸、推动文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史。

通过全书十二章内容,对七个传教士建立经营的中文图书印刷机构和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建立发展的精细研究,作者勾勒一副十九世纪西式印刷逐步登陆中国并渐次展开、至发展成熟的完整而清晰的全景图。

以下文字摘自该书。

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地位与角色

伟烈亚力抵达上海,不仅是他个人生涯新阶段的开始,也是墨海书馆新时期的开始,因为他带来的滚筒印刷机使得墨海书馆进入机器生产的时代,这同时又是中文传教书刊以至所有中文印刷出版进入机器生产时代的开端。或许就是此种开历史先河的象征性,加上伟烈亚力后来致力译印西学书刊的缘故,让迄今关于他和墨海书馆的论述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抬高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的地位与角色,甚至错误地说麦都思只是草创了墨海书馆,而“真正的专业性工作”(real professional work)直到伟烈亚力到上海后才开始等等。

就在1846年10月伟烈亚力应征传教士的同一个月稍前,伦敦会秘书梯德曼在发给麦都思和雒魏林的一封信中,已明确界定了未来的墨海书馆主任的身份地位:“这名印工将以本会付薪职员的身份派出,同时将在你们的指令之下(acting under your instructions)从事和他的部门有关的布道站任何工作。”其次,在伟烈亚力启程前,伦敦会的理事会给予一封工作指示(letter of instructions),交代一些工作与现实生活的重要事宜,内容包含他在上海布道站的地位和其他传教士的关系、薪水与其他待遇等等。由于伟烈亚力并非传教士,不能和传教士相提并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工作指示规定,他从属于所有传教士组成的站务委员会(mission committee)之下,必须听从委员会的决定行事;同时他的单身年薪150英镑,也低于单身传教士的200英镑,而且每位传教士都各自直接向伦敦会支领薪水,他却每次得向站务委员会申请转发才行。这些规定清楚地显示,身为墨海书馆主任的伟烈亚力在布道站的地位低于传教士。


伟烈亚力

因此,在伟烈亚力到职以后,墨海书馆的经营管理分成决策与执行两个层级:前者由伦敦会上海站实际领导人及站务委员会的主席兼司库麦都思继续掌握全局,并通过站务委员会决定印什么书和如何印法,再交付伟烈亚力具体执行;伟烈亚力负责管理工人与采购保管原料器材等。也就是说,伟烈亚力是在麦都思与站务委员会之下的墨海书馆事务性主管。

墨海书馆分成两个管理层级的新模式,运作上相当顺利,尤其当时麦都思正专注于修订中文圣经,并为此陷入长达数年和美国传教士针锋相对、争论不已的困境中,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日常事务上为麦都思分劳,减轻了麦都思不少的工作负担。不料,新模式经过两年的运作,到1849年时伟烈亚力不仅强烈挑战麦都思的领导权威,甚至以一人对抗上海站所有传教士,形成布道站的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起因是伟烈亚力的薪水。伦敦会规定单身传教士结婚后,年薪增加100英镑,伟烈亚力来华前已先和曾在南非传教七年的韩森(Mary Hanson)订婚,韩森在1848年8月到达上海后与伟烈亚力成婚,伟烈亚力即请求增加年薪100英镑。但是,担任司库的麦都思认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单身年薪比传教士少了四分之一,结婚后增加的数目也应按此比例由100英镑减为75英镑,即年薪225英镑,而非伟烈亚力希望的250英镑。而且由于伦敦会从当年起删减所有新进传教士薪水的缘故,麦都思进一步表示,如果按照新规定行事,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甚至只能有200英镑而已。站务委员会讨论后决议报请理事会裁定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

麦都思的主张让伟烈亚力大为不满,因而在1849年2月初的站务委员会议中抨击麦都思“蛮横又无情”(unchristian and unkind),又指控传教士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稍前和自己谈论此事时“出言不逊”(used vile language)。其他传教士一面向伟烈亚力说明,麦都思是本于司库的职责而有如上的建议,一面要伟烈亚力举证施敦力的不当言词,否则必须为自己的粗暴用语向两人道歉。伟烈亚力一概拒绝,并且不顾其他弟兄的规劝,愤而从委员会议退席。

接下来的两个月,由站务委员会秘书美魏茶持续和伟烈亚力沟通此事。伟烈亚力一直拒绝道歉,坚持自己才是“受害的一方”(the injured party)和“被错待的人”(a badly used man),又说他的退席及此后不再出席委员会议,是出于同情(sympathy for)弟兄们,因为他不在场会让大家觉得轻松舒服些。

从1849年4月起,双方形成了僵局,只能等候理事会核定伟烈亚力婚后年薪的结果。理事会在1849年6月间就此决议,果然正如麦都思先前所料,是按照新规定的200英镑。但在这项对伟烈亚力更为不利的结果到达上海以前,他已先在1849年9月初径自写信给梯德曼,表示无法和弟兄们继续相处,要求调往其他布道站,否则不惜辞职离开伦敦会:

我无法在基督徒弟兄们当中享有我所期盼的信任与同情。〔……〕我奉命前来担任墨海书馆的主任,这项职务却从来不曾赋予我承担;我经常得屈从于烦恼与困扰,也看不出有改善的希望,〔……〕我一直努力尽可能承受此种困难,却发觉徒然牺牲了幸福。

不料,伟烈亚力写此信的一个月后,他的妻子竟在产下一女后死亡,伟烈亚力结婚仅一年稍多即丧偶,还增加了抚养幼女的负担。当时不知他已发出上述信件的上海站传教士,还纷纷慰问他遭逢的不幸,结果伟烈亚力有所感念而透露其事,也出示了信件内容,传教士们转而大为愤慨,因为前此的薪水之争,算是伟烈亚力争取个人权益,即使他在言语上对其他弟兄有些过分,都还可以谅解,站务委员会也没有将这部分的误会呈报给理事会。但他请求调职一事却完全不同,已经涉及公务的范畴,不该越过站务委员会径自发信给秘书,何况信中批评传教士对他不信任也不同情,进一步牵连到上海站的所有传教士,至于他所称自始被剥夺承担墨海书馆主任的职责,更是严重的指控,因此美魏茶要求伟烈亚力道歉并撤回发给梯德曼的信件。伟烈亚力拒绝后,站务委员会在1849年10月10日一致决议,向理事会详细呈报事件的缘由经过。

报告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关于过去的误会,即伟烈亚力婚后至1849年4月期间,因要求增加年薪和其他传教士间的争议,已如前文所述;二是关于指控传教士未赋予伟烈亚力承担墨海书馆主任职责一事,站务委员会不但没有否认伟烈亚力的指控,还干脆摊开来说明不让他承担的缘故:“直截了当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能力承担其事(The short and simple reason is his incompetence to take charge of it.)。”接着就数说伟烈亚力到上海以后的工作状况,包含他的专业能力、态度,以及和麦都思之间的互动情形:

伟烈先生刚到职时,委员会〔……〕放手让他自主管理墨海书馆的事务,麦都思只偶尔提点一下而已;伟烈先生得以自行决定如何装置滚筒印刷机,以及如何印制需要的部分圣经与传教小册。可是,这样安排的结果,就是整版一万册的《张远两友相论》全都印得模糊不清,尽管使用的全新铸版是才由“宗教小册会”在英国制造运来的;不仅如此,印时因为纸张未在机器上放置妥当,滚筒也未调整到适当位置,油墨又没有均匀涂布,印出来的许多字迹难以辨识,也浪费了大量的纸张。

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

就机器印刷而言,伟烈先生是为管理这部分而派来的,理当特别熟练这项工作,所以传教士尽量减少干涉。就一般印刷而言,包括排版、压印、校对在内,我们很快地察觉伟烈先生完全不懂,工匠们比他内行得多,因此让他管理比自己懂得多的人是荒谬不合理的,而且他可能会要求他们去做错的而非对的事。他没有印工的巧手,也没有印工的锐眼,更没有印工的判断力(He had not a printer’s hand, nor a printer’s eye, nor a printer’s judgment.)。一阵子后麦都思发觉自己必须每天前往墨海书馆,以期每件事都正常进行,凡重要的事都得经过他〔麦都思〕最后调整过才能开印。

伟烈先生有次向麦都思抱怨未让他承担墨海书馆主任的职责,麦都思建议伟烈先生向站务委会陈述此事。伟烈先生表示无意如此做,麦都思向他保证很乐意将墨海书馆的全盘工作交到他手里,但所以没有完全托付给他,是因为他不能胜任,他不是一个有经验的印工,而且除非实际动手,他也永远不会是。

由于伟烈亚力给秘书的信中,批评上海站的整体情况并非和谐一致,委员会在报告后又补充说明,除了伟烈亚力这件事以外,上海站从建立以来,始终处于最美好而无裂痕的和谐状态。委员会又补充说,伟烈亚力在婚前的确积极参与分发小册和劝告华人听讲道的工作,但婚后却完全放弃了分书,从1849年2月起也不参加布道站的中文礼拜。

报告书最后附上1849年10月15日站务委员会议的决议:“本委员会一致决议,请求理事会接受伟烈亚力[调职]的要求,也希望理事会派来替补的人时,选派一名富有经验的人。”在报告书结尾有上海站所有六名传教士的亲笔签名。

有些奇怪的是理事会的会议记录中,并没有记载收到或处理伟烈亚力要求调职与上海站务委员会的报告书。不过,梯德曼在1849年12月底写信给伟烈亚力,除了慰问他的悼亡之痛,也告诉他没有另外的布道站可调,如果他要回英国,必须自行设法,又郑重建议他立即重拾和传教士的弟兄之谊和信任关系,以及造就自己的印刷技能。1850年3月15日,伟烈亚力回信感谢梯德曼的慰问,同时表示已遵命寻求恢复和传教士的关系,并获得了成功,“只要弟兄们认为现状是最有利的安排,我不会再对自己在墨海书馆的处境有所抱怨。”同一天美魏茶也给梯德曼回信,报告伟烈亚力已和大家恢复和好的事。

上海布道站建立以来的第一次内部纷争,历时一年多终于落幕,这也是墨海书馆存在的二十余年间,仅有的管理上出现的问题。这次纷争的起因和墨海书馆的管理没有什么关系,但风波扩大以后,冲击并凸显了墨海的决策和执行两个管理层级之间的矛盾,执行事务的伟烈亚力企图挑战掌握决策权力的麦都思,但是伟烈亚力自身的基本专业技能不足,既不谙机器印刷,也不懂手工印刷,和麦都思的印刷专业素养与资深传教士的地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再加上伟烈亚力只为争取对己有利的薪水而借题发挥,根本无法撼动墨海书馆既定的两级管理制度和麦都思掌握全局的权威。

考察麦都思与伟烈亚力日后的互动,这次风波后双方并没有留下芥蒂。例如伟烈亚力自丧偶以后,年薪又降为单身的150英镑,但他多出一个幼女需要抚养,生活不免拮据,麦都思在1853年主动写信给梯德曼,希望能提高伟烈亚力的年薪50英镑;同一年,因为伟烈亚力过于忙碌,麦都思要求理事会增派一名印工到沪协助伟烈亚力,并称赞伟烈亚力足以领导墨海书馆,但事务繁杂,需要有助理照料细节。另一方面,伟烈亚力自此次风波以后,确实尽心尽力工作,例如1854年墨海书馆赶印英国圣经公会出资的115 000部新约,足有十五天之久,每天从清晨五点忙至半夜两三点钟,工匠与拉动印刷机的牛轮流换班休息,只有身为主任的伟烈亚力无人可以替换,竟然不间断地工作,撑过这段忙碌期。

自序

能够完成自己退休十年来的第四本书,内心真是充满了感恩与感怀。

本书的内容是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来华至1873年为止,六十余年间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以及他们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早自1970年代后期,我就对这样的主题感兴趣,当时热衷撰写近代藏书家故实,连带对中国书如何从传统的木刻线装变成西式的活字平装颇为好奇,不过也只约略知道这种转变和传教士密切相关而已。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传教士三个字后来竟会在我的心头和笔下徘徊不去,以至于今。

我在1992年辞去图书馆的工作,负笈英国学习西方目录学与出版史,似乎很自然地选择以传教士麦都思和墨海书馆为题撰写硕士论文,由于只有一学期的撰写时间,还得同时兼顾上课、书面作业与印刷实习,而就读的里兹大学和麦都思手稿所在的伦敦距离又远,往返不便,结果我虽然初次接触了传教士的第一手史料,也只是浅尝辄止。

没想到英国归来后我却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之下孤注一掷,卖了栖身的小房在1994年初怏怏再赴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并以伦敦传教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研究主题。三年期间,无日不为自己年近半百竟前途茫然而惶惑,又深觉既已入传教士史料宝山岂能空返,于是为了忘忧解愁,也为偿多年宿愿,埋首拼命抄录传教士的书信手稿,成为一个落寞的过河卒子在异乡苦读中唯一的遣怀之举。

1997年初我赶在坐吃山空之前侥幸学成回台,得以任教大学,也开始了以传教士为主轴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虽然无法再与传教士的手稿真迹朝夕相对,但透过缩微胶卷或胶片继续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探索寻思,成为我这些年来的生活写照。到2010年为止,我先后抄录了两百六十余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也发表了一些相关论著,而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正是这些书信和论著中的重要部分。

回顾二十年来自己探讨传教士印刷出版活动的经验,先是以伦敦会为对象,后来扩及美部会,还是不够宽广周延,因为导致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要角,或者说十九世纪初中期在华从事中文印刷的主要传教会,还有始终坚持以西式活字印刷的美国长老会,要了解中国图书生产技术转变的过程和全景,长老会是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2011年12月,我决定进行长老会中文印刷的研究,并和以往探讨伦敦会和美部会一样,从抄录整理长老会的手稿档案着手,先以大约六个月时间,从缩微胶卷奋力抄录了四十五万字左右的书信内容,再从长老会中文印刷事业的起源开始,依序探讨其传教士在澳门、宁波和上海三地的印刷与铸字工作,直到1869年为止,写成五篇论文,再加上近年所写以伦敦会为主的七篇论文,构成本书的十二篇内容,其中的十篇是第一次出版。本书和我在2000年出版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主题相同,但范围内容有别,将近本书篇幅一半的长老会部分是前书没有的,以伦敦会为主的部分也尽量避免重复,但愿两书合起来能构建西方印刷术来华比较完整与清晰的一幅图像,而不是我又一次祸枣灾梨的胡乱涂鸦。

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是一项似小而实不小的改变。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主要以木刻印刷图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图书文化的重要特征与技术基础。但木刻印刷却在十九世纪内遭遇传教士引进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战,并且就在同一个世纪内被普遍地取而代之。西式活字印刷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的一连串变动,例如图书的面貌从此改变,线装书的各项特点逐渐消失不见,连线装都改为平装或精装了;再如图书的出版传播有了新的模式,而图书的典藏保存从过去的封面朝上平放在架上,变成直立在书架上,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等。虽不能说这些变化都直接来自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缘故,但印刷生产方法的改变是近代中国图书文化最先发生变化的一个环节。如此说来,研究十九世纪中文印刷技术的变局或新局,或许不是没意义的饾饤之事了。

从2010年的年中开始,本书的写作经过约三年半才得以完成,其中的前两年我还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中心担任约聘研究员,承蒙中心主任黄一农院士提供优越的环境让我得以专心研究和写作,同时人社中心亚洲季风计划历史组召集人徐光台教授也经常关注我的研究情况,都让我由衷感念。近一年多来,我离开了清华人社中心在家写作,其间曾应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与邹振环教授之邀,在2013年5月前往复旦进行相关的学术报告与交流,并实地探访了当年长老会美华书馆的几处旧址,又承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林丽成女士邀约,与高晞教授、邹振环教授、冯锦荣教授及高明博士等,前往宁波考察长老会华花圣经书房与布道站等旧址,借与书面史料互相印证,实在是收获丰富的一趟学术之旅。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及“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慨然同意我复制他们的珍藏图片,增加本书的光采,我十分感念。我也要谢谢赖芊卉小姐一直帮忙解决电脑方面的许多问题,让我得以顺利写作,并谢谢台大出版中心严嘉云小姐耐心仔细地看稿编辑,使得本书终能出版问世。

从最初约略知道传教士引进西式活字印刷术至今,已经荏苒过了三十多年光阴,我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写成本书,并期待学者方家对本书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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