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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耻”日里说“国耻”

更新日期:2001-09-18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70周年。

    1931年今夜,日本关东军按照侵略中国的预定计划,将沈阳附近柳条湖一带南满铁路路轨炸毁,然后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由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奉天(沈阳)城发动进攻。由于东北军放弃了有组织的抵抗,日军只用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全境,并在那里扶植了伪满洲国。是谓“九·一八”事变。

    东北之败,败得丢人,丢得窝囊,故曰“国耻”。

    70年后的今天,反思国耻,检讨得失,我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何以败得那么悲惨,输得那么窝囊?原因很多,但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一是军阀混战给日本可乘之机。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为争权夺利,在中原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混战,史称蒋冯阎中原大战。百万大军,混战厮杀,相持数月,胜负不决。战至9月,冯阎反蒋联军丢失重镇济南,开始显露败相。一直作壁上观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决定拥蒋,遂发表申讨阎、冯的“巧”电,东北军主力大举关内。中原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土崩瓦解,蒋介石大获全胜。国民党政府虽然由此消灭了主要地方实力派,获得了表面的统一,国家元气却大为损伤,因此中原大战被人称为“断送国脉的战争”。

    张学良这边,因其助蒋有功,荣升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平津一带也成了东北军的势力范围。

    中原大战后归附张学良的流氓军阀石友三,在日军的纵容策划下,于1931年7月发起反张战争,向平津进攻。此时,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 这样一来,东北防务就陷于前所未有的空虚状态。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阀认为,该是向中国下手的时候了。

    两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

      张学良声讨阎锡山、冯玉祥的“巧”电,是1930年9月18日发出的,而日军恰恰在一年后的同一个“巧”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很难说是一个“巧合”的故事。因为,这个“巧合”之中隐含着必然: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二是麻痹无备让日军阴谋得逞。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东北军代理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为伊父治丧;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忙于为伊父庆贺寿辰;驻扎沈阳的主力部队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该旅六一九团、六二一团团长也均不在军中。事变发生后,基层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请战,但军中无人主事,一片混乱,恰好给日军以浑水摸鱼之机。

    三是畏敌如虎使自己丧失斗志。

    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相比,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当然处于劣势,这是事实。但是,劣势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任人宰割的理由,何况我们并没有弱到毫无还手之力的地步。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余人;东北军主力虽然调往关内,但关外部队总数仍有19万多,实力对比占绝对优势。倘若奋起抗战,组织得当,又有当地人民的支持,与日军大可一战,至少不至于把东北拱手让人。但是,那时的中国统治阶层中,弥漫着恐日情绪。这些人,没有胆气,没有血性,患得患失,偏安苟安。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说到底还是出于对日军的过分惧怕和对自身力量的不信任。于是,才有了中外历史罕见的“不抵抗”政策。

    早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事变发生后,又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营房则听其侵入”。在前线,官兵要求抵抗,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则说:“无论如何,就是日军进入营内,也不许抵抗。”官兵问:“日军要命怎么办?”荣臻回答:“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要命就给他。”盲目服从、机械执行到了如此地步,也是中外罕见的。

    蒋介石所以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除了惧日的因素和“安内”的需要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就是对国联的干预寄以厚望。但是,自己不抵抗,却指望别人帮忙,天下哪有这个道理?及至全国抗战爆发,各国的援助才接踵而至。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又说明一个道理: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

    回忆和反思耻辱的过去,是让人不愉快的;但知耻后勇的道理又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耻辱。

    耻辱的历史是无法改写的;但我们作为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不让耻辱的历史重演。
(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