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民政府控制區的印刷業

抗日戰爭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故投入大量兵力瘋狂進逼，致使國民政府控制區由北向南逐漸縮小。先北平、天津，次南京，再上海，沿海沿江工業發達城市先後淪陷，大批工厂內遷。當時全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上海，工厂總數1255家，占全國工厂總數的近三分之一。為使企業免遭日寇掠奪，有不少資本家出於愛國熱情，紛紛計議，舉厂內遷。國民政府也為保存國家建設力量和抗戰開始後的軍需供應，決定拆遷上海的工厂，并派林繼庸等三人赴上海与工業界人士洽商內遷辦法。1937年7月30日，上海机器五金同業公會召開執委會議，并作出了〃拆運內遷、共赴國難〃的決定。會議推舉顏耀秋、胡厥文為代表，由林繼庸陪同去南京同國民政府洽商具体實施辦法和遷移費用等問題。8月10日，國民政府行政院第324次會議決定拆遷上海工厂，以資源委員會為主辦單位，會同財政部、軍政部、實業部組成上海工厂遷移監督委員會，以林繼庸為主任委員，在上海主持遷厂事宜，并由資源委員會撥款56万元作為遷厂補助費用。8月12日，在上海成立了工厂聯合遷移委員會，顏耀秋、胡厥文、支秉淵為正副主任委員，對實施步驟作出如下決定：

(1)指定各厂遷移机件、材料以武昌徐家棚附近為集中地，然後分別西去宜昌、重慶，北上西安、咸陽，南下岳陽、長沙；廣東方面的工厂則遷往廣西、云南。

(2)上海南市工厂机件，集中閔行、北新涇或南市起運；在閘北、虹口、楊樹浦一帶者，先行至租界裝箱，由蘇州河或南市水陸起運。

(3)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經遷移委員會審查准遷者，發給裝箱費……。各厂搶運机件如在危險地帶者，可不待檢驗，徑自裝船運出。

這次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印刷企業在內的內遷活動，是由政府、民間共同有組織、有計划、規模宏大的內遷活動。8月12日成立工厂聯合遷移委員會，次日即爆發了日軍進犯上海的〃八一三〃事變。迫使工厂內遷在戰火紛飛之中進行，此情此景，可想而知，為中國近代抗日戰爭時期之一大壯舉。對這次內遷，日軍沿途狂轟濫炸，致使不少設備物資炸毀於內遷途中，商務印書館運往重慶的印刷設備即被炸沉在洞庭湖中。

抗日戰爭期間大規模的工厂內遷，導致原有沿海、沿江工業城市的工業走向衰退，而包括印刷業在內的內地工業卻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繁榮。

一、桂林的印刷業

1947年5月18日的上海《大公報》，刊登了近代著名出版家趙家璧撰寫的《憶桂林 戰時的〃出版城〃》一文。文中指出：〃精神食糧 書，有80%是由它(按：指桂林)出產供給的。所以說桂林是文化城，不如說它是出版城更來得适當〃。趙家璧的話表明，在抗日戰爭時期被譽作〃文化城〃而揚名全國的桂林，以出版事業為中心的文化事業獲得了飛速地發展，印刷事業也勢必繁榮昌盛。

桂林地處邊陲，交通不便，印刷業在戰前也相當落後，能印刷書籍的印刷企業僅3家，報社印刷厂有一家，其余都是只能印刷零件和社會印件的石印等手工印刷作坊(表15-1)，總計不足30家。印刷業如此落後的桂林，短短几年時間，能以一躍而發展成全國著名的文化城，自然有其特殊的原因和條件。

表15-119,38年桂林市印刷工業鉛印工厂統計表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南京、武漢、廣州等沿海沿江印刷工業相對發達的大城市先後淪陷，而桂林因其地理位置等條件變成了人文薈萃的大後方。一方面，上海、武漢、廣州等地的印刷企業紛紛遷來桂林；一方面中國文化名人云集桂林，在此集資興辦出版社，建立印刷机构。從1939年開始加速發展起，到1940年，桂林的出版印刷業已相當繁榮，當時的桂西路(今解放西路)几乎全是書店，被稱為〃書店街〃。同時，在市內其它地方也有不少出版印刷机构在經營。据中共桂林党史辦公室統計，在抗戰期間，桂林先後開辦書店和出版社共有180多家，期刊雜志總數205家，印刷厂在1943年是109家(表15-2)。表15-2摘自《中國印刷史資料匯編》第二輯244-249頁，為洗文著《桂林市的印刷工業》附表，表中未列出當時著名的廣西印刷厂和三戶印刷厂，不知何故。此書由上海新四軍歷史研究會印刷印鈔分會編。這109家印刷厂中有8家書版厂、18家以書版為主兼印其它印件，月排字量達3000∼4000万字。与抗戰前後對比，真可謂盛极一時。參見《中國近代現代出版史學術討論會文集》292頁、王勁著《桂林文化城的出版事業在我國近現代出版史上譜寫了光輝篇章》，中國書籍出版社1990年版。當時桂林的書店和出版社著名的有生活書店、新知書店、讀書生活出版社、文化供應社、新華日報營業部、三戶圖書社、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店、上海雜志公司、文化生活出版社、良友复興圖書公司、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正中書局、拔提書店等；規模較大的印刷企業有上海科學印刷厂、漢口中國印書館、國光印刷厂、衡陽岳南印刷局、軍訓部印刷厂、三戶印刷厂、秦記西南印刷厂、廣西印刷厂等。1944年的調查材料表明，當時的科學印刷厂、建設印刷厂、浙贛印刷公司、三戶印刷厂、文丰印刷厂等30多家印刷厂的職工人數已近千人，資本較戰前增加了50多倍，設備已擁有最新的輪轉印刷机、全張米利机、三色平台机、五彩平印机、湯姆森鑄字爐、三面刀切書机和照相制版、燙金划線等。另据1943年6月統計，當時全市擁有對開印刷机50余台、四開机60余台，月排字量4000万字，印紙一万令；出版各种期刊295种，圖書1970余种。參見《中國印刷近代史》439、440頁，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年版。

抗日戰爭時期，桂林最著名的印刷企業，是三戶印刷厂、秦記西南印刷厂和廣西印刷厂。其中：

三戶印刷厂，原系馮玉祥於1938年創辦於漢口，後遷移到桂林。1941年春，生活書店的沈鈞儒、鄒韜奮与馮玉祥商定合辦，到1942年末，職工已約百人。設備有全張平台机、對開平台机和圓盤机。印刷當時生活書店出版的書刊和馮玉祥著的《抗戰言論集》、《抗戰詩歌集》等書籍，以及重慶等地出版的《新華日報》、《群眾》等報刊。

廣西印刷厂是廣西較早備有先進印刷設備和規模較大的印刷厂。原系1907年創辦的廣西官書局。以鉛印設備印刷，職工200多人。

表15-219,43年桂林市印刷工業統計表

秦記西南印刷厂原系中共湖南省委机關報《觀察日報》的印刷厂，設在湖南邵陽。1939年，徐雪寒會同桂林文化供應社、生活書店桂林分店和新知書店共同出資盤下這個印刷厂，并遷移到桂林東郊張家園86號，更名為〃秦記西南印刷厂〃，由新知書店領導。

秦記西南印刷厂於1939年冬開始營業。

該厂的生產部門設有排字房、机印房和鑄字房。在轉移到桂林之前，備有對開印刷机、四開印刷机、圓盤机、鑄字机、澆版机、打紙型鐵台等設備和相應的鉛字、銅模、字架等器材。產品是報紙，來桂林後改為生產圖書和刊物，因設備不太适應產品上的變化，遂陸續添置了一些設備，使圖書生產得以正常進行。只是當時桂林電力缺乏，經常停電，工人們靠手搖机器堅持生產。

1944年夏，日寇為打通平漢、粵漢鐵路，開拓一條由武漢經湘桂通往越南的大陸交通線而進逼湘桂，桂林吃緊，桂林市政府6月26日下緊急疏散令，9月8日第二次下緊急疏散令，緊接著又於9月12日下強迫疏散令。在此期間，秦記西南印刷厂兩次雇船轉移設備器材到平樂，未能轉移走的則埋藏在該厂地窖之中。後在戰亂中几經轉移，直到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原秦記西南印刷厂的設備和人員才重又回到桂林，最後并入《廣西日報》社。

二、重慶的印刷業

重慶作為中國內地的沿江大城市，抗日戰爭爆發前印刷業已比較發達。1934年的《四川日報》和1935年的《中國經濟年鑒》統計，本世紀三十年代初期(1934年以前)，重慶已有中西書局、渝商印刷公司、德新印刷局、新文化印刷社、啟文印刷公司、博文印字館、新蜀報印刷所、巴蜀印刷所、進化印刷局、圣家書局、新民印書館、肇明印刷公司、競爭印刷公司、合川印刷所、余慶印書館、四明印刷公司、二十一軍財政處印刷所等大型印刷厂17家，擁有大小不同型號的鉛印机、石印机數十台《重慶出版史志》1991年第二期第9-11頁，《重慶出版史志》編輯部編。。抗戰爆發後，尤其是武漢失守後，重慶成為陪都，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上海、武漢等地一些印刷机构西遷重慶，出版事業迅速發展。為了喚起民眾，抗日救國，同赴國難，中國文化界、出版界的不少名人紛紛來到重慶，組織出版《全民抗戰》、《新華日報》等報刊和書籍。印刷厂也隨之逐漸增多。重慶市警察局和重慶市圖書雜志審查處於1945年前的統計資料表明，當時重慶擁有印刷所、店506家。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中心印書局，資本總額七百万元。較大印刷企業還有華南印刷公司、商務印書館印刷厂、正中書局印刷厂、中華書局印刷厂、振明印書館、大東書局印刷厂、南方印書館、京華印書館、中央印制厂重慶印刷厂、聯合印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印刷厂、四川造紙印刷職業學校工厂、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印刷厂等數十家。其中：

商務印書館重慶印刷厂，是抗日戰爭爆發後較早遷入重慶的規模較大的印刷企業之一，於1938年長沙大火後遷入重慶。剛遷來時僅設排字和鉛印兩個車間，設備相對簡陋。後於1941年，商務印書館的香港印刷分厂部分遷渝，設備遂有增加，職工也增至130多人。此時的商務印書館重慶印刷厂已擁有全張米利机、大英机、對開印刷机等机械設備，月排字四百万，印刷用紙二千令，出書效率達到每周4-5种。

1940年，國民政府中央信托局接管了原財政部印刷所，并收購了由南京遷來的京華印書館，在重慶建立了中央印制厂重慶印刷厂。該厂除承印創建者中央信托局委印的印件外，還承印一些社會書刊，曾印刷過胡風主編的《七月文叢》、葉以群主編的《文哨》和郭沫若主編的《中原》等。厂長糜文溶系193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印刷學會的主要成員。設備有自動輪轉凹印机、手搖凹印机、凸版印刷机和圓盤机等。職工人數多達一千五百余人。

設在重慶的正中書局印刷厂，是一家人數較多的、以教科書為主的印刷厂。該厂有職工二百四十多人；擁有米利机、對開机、四開机、圓盤机等設備。

中華書局重慶印刷厂於1942年10月設立於重慶李子壩，擁有輪轉印刷机、魯林机、對開机、四開机、郵票打孔机等設備四十台。除印制課本等書刊外，還承印中央銀行發行的鈔票和郵局發行的郵票等特殊印件。

茲將506家印刷企業中規模較大者(職工人數在20人以上或資本總額在一百万元以上者)，列表15-3，於此可見抗戰時期陪都重慶印刷業概貌。

表15-3抗戰期間(1943-1945年)重慶部分印刷企業統計表 此表系根据《重慶出版史志》1991年2期黃鋼輯19-37頁表整理而成。

三、昆明、成都和貴陽的印刷業

昆明、貴陽和成都，在抗日戰爭期間始終在國民政府控制之下，是中國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在日寇大舉侵華這一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昆明、貴陽和成都分別成為大後方的出版文化中心之一，印刷事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

抗戰前的昆明，因地處邊陲，交通不變，文化事業相對落後，印刷企業僅有數十家，且多為手工操作的石印業，只有云南省財政部印刷局、開智書局、鼎新印刷厂和博記印務局等少數几家有鉛印設備。其中設備較好、規模較大的是官辦的財政部印刷局，承擔著當時出版的《云南日報》、《民國日報》和《新滇報》的印制任務。

抗日戰爭爆發後，作為大後方的昆明市，出版印刷業得到迅速的發展，印刷企業增至93家。規模較大、設備較為先進的，有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印刷厂、《中央日報》和《掃蕩報》等報社印刷厂、中華書局內遷昆明新建的大中印刷厂和《云南日報》所屬昆明印刷所。其中：

《中央日報》印刷厂於1938年長沙大火之後，經桂林轉遷至昆明，設備有一台全開平台印刷机、五台對開平台印刷机、五台圓盤机和澆版机及相應器材，職工到抗戰胜利時已達近一百五十人。

云南省經濟委員會印刷厂，原系与英國人合辦，由英國人從緬甸、印度等境外購入机器設備和印刷器材的印刷厂，1945年整頓、更名為云南省經濟委員會鼎新印刷厂。該厂除承印云南省經濟委員會所屬各單位的全部印件外，還承擔《國際新聞》、《中法文化》、《版畫》、《龍門周刊》等刊物和圖書的印制任務。至抗戰胜利後与云南印刷厂合并，已擁有對開鉛印机、對開電動石印机、鑄字机、手搖石印机和圓盤机等設備十余台，職工二百七十余人。是昆明市規模較大的印刷企業。

抗戰爆發前的成都，有印刷企業近二十家。參見《中國印刷近代史》第438頁；同書第380頁末行云有〃大小印刷單位200余家〃，故這一數字僅供參考，容進一步考證、落實。抗日戰爭爆發後，在上海、南京、武漢等城市的机關工厂紛紛內遷的熱潮中，一些印刷企業也隨之遷入成都，使成都的印刷業有了相應的發展和繁榮。其中：

規模較大的航空委員會印刷厂，系由航空委員會在成都沙河堡設立的印刷厂；

良友印刷厂來自西安，擁有平印机及其相應制版印刷設備，專印質量要求較高的精美印件；

《新新新聞報》雖於1927年創刊，但自己沒有印刷工厂，報紙由美信印刷公司和福民印刷公司代印。後因發行量增大，則自設印刷厂，於1934年至1937年間從上海購入五台對開鉛印机、一台四開机和鑄字机、石印机、切紙机、划線机等設備及相應器材，工人一百二十余人。該厂雖創設於全面抗戰前夕，但与日本侵華不無關系。

《中央日報》和《新民報》等不少報社印刷厂遷至成都，在成都建立報社印刷厂，繼續印刷出版報紙。

中央軍校也在成都設立了自己的印刷厂。据統計，抗戰期間在成都新開設的石印舖有五十五家。其中規模較大的是文垣印刷所，有石印机十一台；擁有石印机五台以上的還有青茂林、粹華、魏天祿、協文、德文、協華、張璧輝等多家。新建的鉛印厂則有綜合、華美、國光、同華、自新、亞新、蓉新、鴻文、正新、利民、同和印刷社等。參見《中國印刷近代史》第382頁，印刷工業出版社1995年版。与此同時，成都原有的印刷企業也有了相應的發展。總之，抗日戰爭時期的成都印刷業，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一景象隨著抗日戰爭的胜利結束，因上海等地遷來的印刷企業東還而逐漸消失。

貴州省會貴陽，地處西南叢山峻岭之中，交通非常不便，抗日戰爭爆發後成為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大後方，一些淪陷區的机關、工厂和包括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開明書局、世界書局、武漢日報印刷所等大型出版印刷企業在內的出版印刷机构涌入貴陽，貴陽的印刷事業因之得到了長足的進展。据統計，抗日戰爭期間由淪陷區遷入貴陽的印刷企業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局、《武漢日報》印刷所、《力報》印刷厂、《大剛報》印刷厂等十余家。其中：《武漢日報》印刷所的規模較大，擁有三台印刷机、三台鑄字机、紙型澆版机和銅鋅版照相制版等設備，以及大量銅模和鉛字材料。承擔著《中央日報》和一些社會印件的印制任務。由長沙遷來的《力報》和由衡陽遷來的《大剛報》，都自設印刷厂。其它各派系和團体辦的報紙和刊物則由各官辦、私營的印刷厂代印。貴陽原有的《貴州日報》和《貴州晨報》，則分別由貴陽印刷所和貴陽文通書局印刷。後來《貴州晨報》又自辦了印刷厂。遺憾的是，《貴州晨報》印刷厂在1939年2月遭日机轟炸損失慘重，不得不由該報出版者三青團貴州支團部派人去衡陽采購設備。到日本無條件投降的1945年，貴陽的印刷企業除上述數家較大型的印刷厂外，還有資源委員會印刷厂、賓光印刷厂、模范監獄印刷厂、各報社附設的印刷厂、熙明印書館和西南、大中、時輪、鄒永福等三十余家。總体上，与抗戰前相比，無論是企業的規模和數量，還是印刷設備的种類和技術，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和進步。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印刷業，除上述桂林、重慶、昆明、成都和貴陽比較集中外，廣西的柳州，湖南的長沙、衡陽、邵陽等地，河南的開封、洛陽，以及陝西的西安等地，也相對集中了一些印刷企業，印刷業呈上升趨勢，沒有淪陷和淪陷較晚的一些縣、市，出於抗戰宣傳的需要，也大都建有規模較小的印刷机构。總体上，抗戰期間國民政府控制下的印刷業，設備、技術雖處停滯、衰退狀態，但普及面卻大為提高，呈現出戰爭時期特有的畸形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