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及其對中國印刷業的影響和作用

    近代印刷術，是以机械操縱為基本特徵，采用机械、光學、電器、化學等新發明的先進科學技術研制出來的，較之中國傳統印刷術更為先進的工藝技術。它的傳入，直接導致了中國印刷術及其印刷事業的迅速發展和重大變革。同時，由于印刷術是与文化出版事業息息相關的工藝技術，也由于它的傳入既是以宗教傳播為基本特徵的國際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又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向外擴張、侵略中國的工具，因此，它的傳入，在促使中國近代印刷業發生重大變革的同時，對中國近代政治、經濟、文化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首先，它的傳入受到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中國的驅使，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馬禮遜、裨治文、林樂知、麥都思、馬儒翰等十九世紀進入中國的著名傳教士的言行足以證明了這一點。

    當時在中國主編《万國公報》的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在《万國公報》上极力鼓吹"印度隸英十二益說"，主張"本昔日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華"，提出把中國變成像印度那樣的殖民地的主張。它到處散布奴化思想，用以瓦解華人斗志，為西方列強瓜分中國作輿論准備。

    自1884年到1949年，在中國活動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同文書會(廣學會)，在其創辦宗旨和計划中，毫不掩飾地指出："我們對于中國的開放永遠不會感到滿意，直到我們能將中國人的頭腦也開放起來。他們反對西方的觀點、計划以及商業、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活動，……送他們几本我們出版的好書，可以瓦解他們的反抗。……，利用一些合适的書籍，來指導他們，……就可以完全滲透這個帝國并有效地改變中國的輿論和行動。

    另一個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利用傳教和出版《中國文庫》(又名《澳門月報》、《中國叢報》)之机，搜集并
提供給英美等殖民主義者有關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文化、气象等各种情報資料，并鼓吹通過武裝入侵，迫使清政府割地賠款、簽訂不平等條約，以打開中國閉關自守的大門。他鼓動西方傳教士不顧中國的法令，深入到中國內地活動。作為傳教士的裨治文，曾先后任職美國專使顧盛的譯員和秘書、美國駐華公使馬沙利与麥蓮的助手。他參与訂立了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和1858年的中美《天津條約》。

    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1834)，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傳教并帶來近代鉛活字制作技術的基督教新教傳教士。他于1816年和1834年，先后任職英國特使阿美士德及駐華商務監督律芳卑的中文秘書兼翻譯官；曾多次建議英國政府在中國自設法庭，以取得在中國的治外法權。馬禮遜在1832年回顧他在華25年的工作時，很滿意地說："我現在看到我的工作的成效了，我們用印小書的方法，已經把真理傳得廣而且遠，……"。

    馬禮遜的儿子—英國傳教士馬儒翰(John RobeTt Morrison, 1814-1843)，在鴉片戰爭中，隨同侵華英軍總司令和談判全權代表懿律和義律，直接參加了對中國的侵略戰爭。1842年，他又隨璞鼎查同船指揮進攻南京，參与中英談判，并起草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

    另一個早期派來中國傳教的英國倫敦布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鴉片戰爭中，任英國侵略軍翻譯。1843年到上海傳教，1848年3月伙同另兩名傳教士雒魏林、慕維廉，非法潛入青浦縣，激發了"青浦教案"。

    從上述數例不難看出，十九世紀紛紛來到中國傳教的西方傳教士，有不少披的是宗教的外衣，行的是對中國民眾進行奴化教育，以求其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武裝侵略面前麻木不仁、喪失斗志的文化侵略之實，有的甚至直接參加和指揮英國遠征軍大舉入侵中國的鴉片戰爭，參与中英、中美談判，起草和逼迫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至于在中國境內橫行無忌、欺壓民眾、殘害百姓者，更是不胜枚舉。据不完全統計，因傳教士的惡劣行徑所激發的"教案"，僅十九世紀后半葉就多達20多起(見表12-1)。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表面上他們是傳教士，以傳教為目的；事實上，他們服務于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是西方殖民主義者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的先驅。盡管他們采用西方鉛活字印刷術、石印術，在中國設立出版印刷机构，在印刷布道會小冊子等宗教宣傳品的同時，也出版印刷了一些有關介紹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知識的書籍，給中國帶來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對中國科學技術的進步，近現代工業的發展乃至社會的變革發揮過積极的作用，但其侵略中國的宗旨和目的也是無庸置疑的。

    然而，中華民族畢竟是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偉大民族，五千年來，包括宗教在內的一切外來文化，無不為中華文化所吸收、所融合，最終變成為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事實上，那些披著宗教外衣，行文化侵略之實，甚至直接參加對中國進行武裝侵略的傳教士并未如愿以償。他們的惡劣行徑，激起中國人民的強烈不滿，各地此起彼伏、屢屢發生的"教案"就是在中國遭到強烈反對的明證。

    客觀上，由于西方國家實行三權分立政策，規定宗教不干預國家政務，因此，來華傳教的傳教士中，也不乏在中國辦慈善事業和正常傳教之士。開醫院、辦工厂、傳授西方先進科學技術的在華經商、行醫人士，更是大有人在。譬如，第一個來中國系統介紹西方人体解剖學《全体新論》并著有《西醫略論》、《婦嬰新說》、《內科新說》、《博物新編》、《天文略論》等科技圖書，致力于把西方先進科學技術介紹到中國來的合信醫生；曾任職上海江南制造局編譯達28年之久，先后翻譯英文原著143种，為在華傳教士中向中國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數量最多的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雖年逾花甲，但仍親赴華北、西北戰場進行救護工作，直接投身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洪流之中的比利時天主教士雷鳴遠；創制中文銅模，改良中文排字架的姜別利等，在中國都做了不少有益于中國人民的事情。

　表12-1 西方傳教士激發教案統計表

    客觀上，中國人民，一方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另一方面，對包括近代印刷術在內的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則廣收博攬，學習、吸收，洋為中用，以求自身發展。這是二十世紀中國民族近代印刷業得以蓬勃崛起的根本所在。.

    近代印刷術的傳入和發展，具有明顯的階段性，而這些階段又与當時的社會、政治、軍事形勢息息相關。.

    十九世紀的近百年間，是西方近代印刷術伴隨著西方列強侵華政策的傳入時期。其間，鉛活字凸印率先傳入，隨后，石印術，制版照相術，平版膠印，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泥版、紙型鉛版，珂羅版等相繼傳入。這是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的基本特點有四：一是西方各种近代印刷術几乎均在此時傳入，并且有的是剛剛發明即傳入中國，是邊發明、邊傳入的；二是由西方傳入的近代印刷術、印刷設備和器材及其新創辦的印刷机构，几乎都掌握在西方傳教士手中，据不完全統計，到二十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建立的印刷机构已多達70余所；三是印刷刊物中西文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且多為傳教用的布道會小冊子；四是書籍印刷主要采用中國傳統的雕版印刷，傳統印刷仍很興旺。出現了傳統印刷与近代印刷并存的局面。

    鴉片戰后，在帝國主義侵略面前，清朝政府采取了喪權辱國、苟且偷安的政策，使中國淪于半殖民地境地。為拯救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二十世紀初，伴隨著康梁維新和辛亥革命運動的開展，我炎黃子孫、仁人志士紛紛起來，以開工厂、辦學校為措施，致力于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發展中國文化事業，以圖与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抗衡。在這樣的形勢下，國人自辦的印刷企業猶如雨后春筍般地誕生了，且發展迅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達于高峰。這是印刷近代史中的第二階段，即民族近代印刷業崛起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有三：一是民族近代印刷業在中華民族危亡之際迅速崛起，發展迅速，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達于高峰；二是印刷設備、器材工業隨之創立，印刷科研、教育、管理和出版也隨著中國印刷學會的建立而加快了它的發展進程；三是由于民族近代印刷業的崛起，而導致
主導一千二百多年的傳統印刷業迅即衰退，瀕于被淘汰的境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中國近代印刷業的興盛期。當時在印刷中心上海集中了一批印刷行業的先進分子。他們努力學習西方先進技術，培養中國自己的技術人才，成立印刷學術團体，開辦印刷技術學校，研制新的印刷設備、器材。真可謂嘔心瀝血、艱苦創業，為中國印刷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可貴的貢獻。正如賀圣鼐、賴彥予在《近代中國印刷術》一書上篇的結論中所講的："綜觀此過去數十年吾國印刷術，誠不可謂之無進步。歷年派人至東西各國學習考察，同時不惜巨金，延選高等印刷技師，教授藝徒，故數十年間，印刷人才輩出，凡外國印刷之能事，國人今皆能自任之而有余，其技術之精者，直可与外來技師抗衡"。可見，在這一階段，中國印刷技術及其印刷事業有了長足的進展。遺憾的是，由于日本軍國主義發動了大規模侵華戰爭而使這一進程夭折。然而，它為中國印刷業的再度騰飛确已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7年日寇大規模侵華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爆發，將中華大地置于大規模戰爭環境中。中國印刷業在日寇鐵蹄下，遭到了嚴重破坏和摧殘。戰爭環境，使印刷業處在低潮之中，這是中國印刷近代史中的第三階段。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有二：一是三十年代達于高峰的發展進程夭折，近代印刷業在日寇鐵蹄下倍受摧殘、蹂躪，處在印刷近代史中的低潮時期；二是印刷机构划整為零，分散到全國各地，為戰爭服務，用极其簡陋的印刷設施，印刷戰爭需要的宣傳品，印刷設備、技術雖無進步，但卻深入農村僻壤，普及面大為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