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活字印刷術的發展

一、泥活字印刷

    公元十一世紀的四十年代，中國宋朝慶歷年間(1041-1048年)畢升發明了泥活字印刷。

    關于這項發明，在宋代科學家沈括著《夢溪筆談》卷十八”技藝”門里作了如下記載：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后世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升又為活板。其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一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一鐵范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范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极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備一板內有重复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与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升死，其印為予群從所得，至今寶藏之。”

    這是印刷術發明后第一篇用文字詳細記錄印刷技術的重要史料。

    由于沈括与畢升是同時代的人，他所記的資料是可靠的。

    据沈氏所記，使我們了解到它的創制和使用的程序：

    １用膠泥刻字，應是澄漿泥，質地細而堅，再在火中燒硬。

    ２按韻排列，存放在格子里。

    ３用時依韻撿字排版，以松脂蜡等藥物凝固、固定。

    ４施墨印刷，一版印完，將版在火上烘烤，藥物熔化，手触即落，而且不會沾污。

    除《夢溪筆談》記載外，其他歷史文獻都沒有提到畢升發明泥活字的這件事。因此，對他的生平詳情無法進一步考察。沈氏記：”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极為神速”。顯然畢升的泥活字已經排版印書，而且效果很好，但是究竟印了什么書?什么式樣?既不見傳本，也不見著錄，現已無法作進一步的考證了。

    但是，后來仿用此法印書的倒不乏其人，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在潭州(今湖南長沙)用沈括所記的方法，以膠泥銅板刊印了他所著的《玉堂雜記》。在周必大《文忠集》卷一百九十八給程元誠的信中提到：”近用沈存中法，以膠泥銅板移換摹印，今日偶成《玉堂雜記》二十八事。”存中是沈括的字，其法當是指以膠泥活字在銅板上排字，再用紙加以摹印。元朝初年，忽必烈的謀士姚樞，教學生楊古用沈括所記畢升泥活字法印成《近思錄》、《小學》、《經史論說》等書

    可惜，當時用泥活字印刷的書籍很少流傳下來。1965年浙江溫州市郊白象塔內出土一件佛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印刷品殘片。經寬13厘米，殘高8.5-10.5厘米，紙色發黃，但質地堅韌柔軟，經文按回旋形排列。經与宋版書比勘，特异之處殊多，而具有活字版特徵，如字体比宋版書小，技術拙劣，長短大小不等，經文出現漏字，墨色濃淡不勻，在回旋處字形有顛倒現象等等(圖8-1)。又据同塔出土北宋文物考證，初步确定為宋泥活字印品。但最使人振奮的是近年發現、并經考古專家考證，确認為西夏時期采用畢升發明的泥活字印刷術創制的西夏文泥活字排印的《維摩詰所說經》的出土。這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它的出土對研究活字印刷的發明和應用具有重要意義。

圖8-1　宋泥活字印回旋式《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殘葉

    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下卷殘本)，是甘肅武威市博物館，于1989年在該市新華鄉纏山村亥母洞寺遺址發現的。該經為經折裝，高28、寬12厘米；總54面，每面7行，每行17字。

    据孫壽岭先生研究，是經經名后有西夏仁宗”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睦懿恭”尊號題款，同時出土的還有干定酉年(1225年)、干定戊年(1226年)的文書，推測該經是仁宗年間(1141∼1195年)印本。又認為該經”印墨有輕有重，經背透墨深淺有別”、”有的字体歪斜，還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輕，一半重”，有的行格歪斜，行距寬窄不一等，認為是經是泥活字版印本。孫壽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經》，《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27日。

    關于西夏活字印本，在國外也有發現。1958年7月，日本京都大學小川環樹教授認為，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張大千西夏文《陀羅尼經》殘卷為木活字，并提出從筆畫中可以辨出原字”木理(木紋)”為證；認為不知名佛經殘頁，是泥活字。(日)藤技晃《西夏經──石和木和泥──現存最古的活字本》，《石濱先生古稀紀念東澤學叢書》，1958年。1973年在印度新德里出版的英人格林斯塔德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經》，把西夏藏經版式分為15類，其中第9類是”西夏時代及其后的活字本”；(英)格林斯塔德《西夏文佛經》第九卷，印度新德里，1973年。日本西夏學者西田龍雄認為，其中的《維摩詰所說經》，印刷粗劣，字体大小不等，認為是泥活字。(日)西田龍雄《西夏文華嚴經》三，《西夏譯經雜記》二，日本京都在學文學部印，1977年。上述信息都很重要，但因缺少進一步的資料，難以最后确認。其中《維摩詰所說經》，很可能与武威所出，是同一版本。

    俄羅斯是收藏西夏文文獻最為集中、最為丰富的地方。本世紀以來，俄羅斯學者對這批文獻作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1981年捷連吉耶夫──卡坦斯基，明确提出《德行集》等為”活字本”，但未進行深入的研究。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簽訂使用協議，共同整理其所藏黑水城文獻。民族所史金波研究員又發現四种活字版印本，除后面要談到的三种木活字印本外，還有泥活字版印本《維摩詰所說經》。該經也為經折裝，也有仁宗尊號題款，但有兩种版本，一种存上卷、中卷，每面7行，每行17字，与武威本相同；另一种存中卷、下卷，与上种不同的是每行不是17字，而是18字，書品大小也稍有差异。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1期。

    現在能見到的泥活字印書實物，是清代蘇州人李瑤和安徽人翟金生兩家用畢升遺法自造泥活字印刷的書籍。

    清代道光年間，蘇州人李瑤在寄居杭州時，用泥活字排印了清溫睿臨《南疆譯史勘本》三十卷(紀略六卷，列傳二十四卷)，摭遺十卷(后印本為十八卷)。卷端下原題：”雪川溫氏原本，古高陽氏勘定”。摭遺目錄題：”吳郡李瑤子玉纂”。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四周雙邊，單魚尾，上下墨口。此書有道光九年(1829年)和道光十年(1830年)兩次印本。初印書名為《南疆繹史勘本》、摭遺十卷。在引用書目后記中敘述了制字排印成書的經過。略云：

    ”又續見諸書紀傳中，隨手增益，雖經排版印成，亦多按事翻改，贅識之。……苕溪坊友吳昌壽助我貨泉初事于梓者，東鄉九品官周劍堂。既而我子辛生來自蕪湖，命之校字。楮本不足，則罄我行裝，投諸質庫，又不足則乞貲市儈，耐盡誹嘲，自夏歷秋，工徒百余，指不啻江上防兵，岌岌俗潰，獨守我心，林◆而复振。先嘗馳書吳門幕中舊雨，翻以危言相恐，間詣鹺政同事諸朋，甚至◆關弗納。竭智盡力，書乃有成。成之時，幸富陽周觀察芸皋，錢唐令同里石氏敦夫，各以白金一流為助；更得蕭山蔡封翁松町偕其女失??椽孝廉轉貨相資，而西興楊子渭東复擔米負薪來襄，厥事庶几塔頂滿光，不日成之矣。不才必以坎??之狀歷贅于斯者，將以見成此一書之匪易易。藉可示我后人賣文為活之難乎其難也。是書初印凡八十部，已糜用平泉三十万有奇，彼一江上下，十年前后之奉觴為壽，折簡為盟及誼稱世執者，或??之弗◆，或望之則走，皆若冰炭也噫!已丑秋仲吳山觀潮之后二日，七寶轉輪藏主人子玉氏并記。”

    前有封面鐫”道光九年秋借吳山廟開局，暨陽程文炳排版”行書雙行十八字。此本見于齊如山先生舊藏。共十六冊。

    道光十年印本，書名《南疆繹史勘本》(圖8-2)，摭遺十八卷。目錄后題識云：”右繹史摭遺傳目都十八卷，已丑所定者十卷，先曾刊拊以行，庚寅勘補者曰宮壺妃御，曰沂東監國諸臣，曰勳戚世祿，曰舟山盡節江東殉義，曰文學儒行，曰逸民獨行藝術，曰列女，曰方外，凡八卷。就論南渡而下之三朝人事于此，亦頗賅貫，然必曰舉之無遺，則吾豈敢從來正土付各史，初不嫌于修之惟精，續之惟詳也。是書出而吾愿海內同志之士，如吳興楊氏之著作尾者，更有以助吾則幸甚!道光十年重什，七寶生并記。”封面后鐫：”道光庚寅閏月古高陽氏補勘于蕭山蔡氏之城南草堂。”雙行二十二字。原裝，二十四冊。

    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瑤用泥活字排印了自著《校補金石例四种》(圖8-3)。在自序及前封面中，將本書編輯、校補、制字、排印經過，有較詳細的敘述。序文說：

    ”濟南潘氏《金石例》十卷，當元之世，版已三鋟，向來操觚家之奉為矜式也，審矣、明初王氏推廣其意，別著《墓銘舉例》四卷，發明表里，以津逮后學。世僅傳鈔，名几洇闕，此也是翁《敏求記》中之所以費詳也。迨后四百年來始有金匱王秉城者為之讎校，并合姚江黃氏《要例》一卷刻之，遂名之《金石三例》也。聿自《三例》出，而金石文字之道尊；金石文字之道尊，而具見吾人立言傳信之非易易為也。昔吾李氏飛之之言曰：古人之為文唯其是，今之為文唯其工，所求乎是者，規矩准則之不容稍懈也。此書原刻精當，而微嫌夾注叢列，坊本則魚豕之病雜陳矣。余乃慨然思廣其傳，即以自治膠泥板統作平字捭之，且以近見吳江郭氏祥伯之《金石例補》補之。夫列之并并刃蒼崖也，引而伸之者有止仲；縫其所闕者為梨洲；至臚晰而賅備者，則近惟祥伯，是潘氏之學益有以昌之也。因別署其編曰《校補金石例四种》，都十七卷。庶使操觚家之有志于古者，如獲指南車焉。道光十有二年冬嘉平既望，吳郡李瑤子玉氏序于杭州吉羊里寓樓。”

圖8-2　李瑤用泥活字印刷的《南疆繹史勘本》

    由此序文署款，推知該書印刷地點可能是在杭州一帶。書前有封面，右面題書名《校補金石例四种》，鈐”金石刻畫臣能為”白文朱方印記；左面題”七寶轉輪藏定本，仿宋膠泥版印法，”(篆文)旁蓋”本部實兌紋銀四兩”木戳。正文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左右雙邊，上下墨口，單魚尾。

    与李瑤同時有安徽翟金生，以三十年的心力用畢升遺法自制泥活字印書，也獲得成功。

甲	乙	丙	丁
圖8-3　李瑤泥活字印本《校補金石例四种》

    翟金生字西園，是安徽涇縣西南八十里水東村的一個秀才，以教書為生，能詩善畫，頗有藝術才能，他感到一般人著作，因為雕版費用太大，自己無力刊行，往往不為世人重視，致被埋沒，深為可惜。讀了沈氏《夢溪筆談》所載用泥字排版印書，殊感興趣，就不顧”家徒壁立室懸罄”而設法仿造，把一生精力都傾注在研制泥字印書上面。封建的舊社會不重視科學實驗，凡從事科學研究或技術創造的人，往往被誣為”玩物喪志”或”不務正業”。所以翟氏也認為自己的實驗工作，只不過是”雕虫小技，博儒林佳話而已。”翟氏很有毅力，親手制作的泥字都是宋体，分大、中、小、次小、最小五號。共十万多個。制作的方法是；搏土??爐、煎銅削木，直以銅為范，調泥埏埴，磨刮成章。意思是先做木模或澆鑄銅模，后造泥字，入爐燒煉，再加修正。可惜他沒有把制作方法与整套工序詳細地記錄下來。因為制作程序复雜，又需一定的費用，所以，他竭盡三十年辛勤不倦的勞動才把這項工作完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試印了自己寫作的詩集。那時他已是古稀之年了。書上注明自造泥字。其子翟一棠、一杰、一新、發增等同造泥字，孫子翟家祥、內侄查夏生檢字(即排字)，學生左寬等校字，外孫查光鼎等歸字，自己印刷。用白連史紙，字畫精勻，紙墨俱佳。他為紀念這次試印的成功，名其詩詞集為《泥版試印初編》，或簡稱作《試印編》(圖8-4)。后來又排印了《泥版試印續編》。此續編鮮為人知，設圖8-5，以饗讀者。

圖8-4　翟金生用泥活字印刷的《泥版試印初編》

    書中以五言絕句詠自刊、自檢、自著、自編四首。茲錄詩句原文如下：

    １自刊：一生籌活版，半世作雕虫；珠玉千箱積，經營卅載功。

    ２自檢：不待文成就，先將字備齊；正如兵養足，用武一時提。

    ３自著：舊吟多散佚，新作少敲推；為試澄泥版，重尋故紙堆。

    ４自編：明知終覆瓮，此日且編成；自笑無他技，區區過一生。

    翟氏把他這套泥活字印本書自稱為”泥斗板”，還叫”澄泥板”，也叫”泥聚珍板”。有人想象泥字不堅固，經過施墨触手即碎，豈知澄漿細泥經過燒煉，硬度會同石頭骨角一樣堅實。包世臣(字慎伯)為其作試印編序言，序中說：”木字印二百部，字畫就脹大模糊，終不若泥版之千万印而不失真也。”

    翟氏還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排印了友人黃爵滋的詩集──《仙屏書屋初集》。第二年五月排版竣工，印成四百部書送往黃家。書前有封面鐫”涇翟西園泥字排印”小字兩行。《仙屏書屋初集》文錄卷九”聚秀軒泥斗版”記云：”道光乙巳冬，翟子文虎導予為桃花潭之游，澤之東岸即翟村也。晤其族叟西園，出所造泥斗版字視予，蓋君于此事竭心力者三十年矣。君子一杰請以君所自著試印成冊，于是詩律之妙，文机之巧，煙墨輝采，互相映發，夫材質得選故良。業專所習故精，嘗聞昌南之制，取土為先，練泥蕩??厥工備矣。君不遠千里以求人材，不惜時日以盡其業，擴宋代寶藏之秘，踵我朝聚珍之傳，此其有裨載籍，將為不朽功臣，豈比魏磚崔??僅夸窯技而已哉。复憶桃潭西岩，峭壁高數十丈，其石均齊方正，有若書版，扶輿之秀實萃于斯，然則西園此制其必与此石并壽為無疑矣。”在總目后泥印排檢名單中，除翟金生本人外，還有其家屬翟廷珍、一熙、家祥、文彪、一蒸、承澤、朝冠等七人。這部詩集所用泥字較小，稱小泥字。詩中小注字体更小，共裝五冊。正文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上刻”仙屏書屋”四字。此集雖經黃氏三個儿子(秩模、秩林、秩矩)校正，但錯誤還是不少，因此黃氏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由浙進京路過蘇州時，又把它刻成木版，名《仙屏書屋初集年紀》，共三十一卷(黃爵滋所著詩凡三十四卷，泥活字本只收十八卷，版刻本收了三十一卷)。并說：”覽者自當以今刻為定。”至此《仙屏書屋初集》有兩种版本行世。

圖8-5　翟金生用泥活字排印的《泥版試印續編》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排印了族弟翟廷珍撰《修業堂集》二十卷(初集：《文抄》十卷、《肆雅詩抄》六卷、《雜著》二卷；二集：《詩抄》二卷。)附其子肯堂撰《留芳齋遺稿》一卷。其初集《文抄》前刻有校閱、檢排名單如下：

    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排印了黃爵滋撰《仙屏書屋初集詩錄》十六卷，《后錄》二卷。為黃氏詠物、題畫、紀游、唱和、感舊、怀人之作。

    咸丰七年(1857年)翟金生已是八十三歲的老人了。他又叫孫子翟家祥利用這套泥字排印了明嘉靖年間翟震川所修輯的翟氏宗譜，名為《水東翟氏宗譜》。前有封面，半葉十行，行二十七字，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封面后有”桃花潭圖”兩葉，圖左下署”十七世孫一新敬寫”一行。翟氏泥活字印本，傳世很少。李瑤和翟金生兩家泥活字印本的出現，證實了沈氏《夢溪筆談》所記畢升泥活字印書是完全可信的，并使其制作方法流傳不泯。

    二、木活字印刷

    在中國傳統的活字印刷工藝中，木活字印刷較之泥活字和銅、錫、鉛等金屬活字，在制作上是較為簡便、容易的一种活字印刷。或許這正是畢升在制作泥活字之前首先制作木活字的原因。畢升用木活字印刷雖未成功，但此法后人必繼續研究，且很快用于書籍印刷。現存西夏文木活字本《三代相照言文集》、《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等佛經的發現為此提供了無可爭議的實物證据。到了元代，著名農學家王禎更創轉輪排字架和轉輪排字法，將中國的木活字印刷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明清二代木活字印刷已相當普遍，且出現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這樣的大規模木活字印刷工程。將中國的木活字印刷推向其歷史的高潮。

(一)西夏的木活字印刷

    在宋朝印刷技術的影響下，西夏不僅發展了自己的雕版印刷，在其后期，還創制了自己的活字印刷。史載，北宋畢升發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禎創制了木活字，但至今未發現可以确認的宋元時期的漢文活字版印本。令人欣慰的是九十年代以來，西夏故地的宁夏，首先發現了西夏的木活字版西夏文佛經，打破了長期以來形成的元代發明木活字的說法，使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從元代提早到宋代；接著，人們又在甘肅出土的西夏文獻中和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中，相繼發現了西夏文泥活字版和木活字版印本。這些重大發現，填補了早期活字印刷的空白，對研究中國古代活字印刷技術和印刷史具有重要意義。

    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是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之一。《文集》發愿文題款”活字新印者陳集金”，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1期。是最新發現的、現知最早的有題款的木”活字”印本。它的重大价值在于說明西夏、宋代确有木活字印刷。

    中國最早發現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是1991年8月在宁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中出土的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簡稱《本續》)(參見圖7-32)。

    《本續》計有9冊，約10万字，白麻紙精印、蝴蝶裝；有封皮、扉頁，封皮上貼有經名標簽；書品高30.5厘米，寬19.3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欄，上下高20.5厘米，左右寬31.6厘米；版口寬1.2厘米，無魚尾，上段為經名簡稱，下段為頁碼；經文每半面10行，每行22字。文字工整秀麗，版面疏朗明快，紙質平滑，墨色清新，是中國古代的优秀版本之一。

    九冊《本續》的正文，最多的37頁，最少的17頁。從經名的不同，知此經包括四部分內容：

    一是《本續》本身，存卷三、卷四、卷五，計三冊；

    二是《要文》，全稱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要文》一卷，計一冊；

    三是《廣義文》，全稱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廣義文下半》，計一冊；

    四是《解補》，全稱是《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之解生喜解補第×》，存完本第一、第五，殘本第二、第三，計四冊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賀蘭縣文化局《宁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清理紀要》，《文物》1994年9期。。

    主持賀蘭縣拜寺溝方塔考古發掘的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牛達生先生，對《本續》的年代、版本及其价值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牛達生《我國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中國印刷》1994年2期；《人類印刷史上的重大發現──西夏文佛經〈本續〉認定是現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灣《1997·中華印刷科技年報》。

    根据經名和題款，知《本續》是由梵文譯成藏文，又由藏文譯成西夏文的，是藏傳佛教的密宗經典；《本續》及《要文》、《廣義文》、《解補》等成龍配套，反映了藏密經典的构成特點。在現存海內外的數千卷西夏文佛經中，尚未見是經，知其為海內外孤本。《本續》對西夏學、佛學、藏學等學科有重要研究价值。

    出土《本續》的方塔，建于西夏惠宗大安二年(1075年)；与《本續》同時出土而有紀年的文物，最晚的是仁宗干佑十一年(1180年)漢文發愿文；未見有西夏之后的文物。從文物的共存關系推斷，《本續》當為十二世紀下半葉的印本。据《賢者喜宴》、《薩迦世系史》等藏文文獻，知西夏仁宗時期(1140∼1193年)，是藏傳佛教向西夏傳播最為重要、最為活躍的時期，曾有吐蕃高僧應仁宗之邀，到西夏講授密法，組織翻譯藏文佛經而受到重視，被尊奉為上師。而現在所知有紀年的西夏印本，十之八九是仁宗時期的，仁宗時期是西夏印刷最繁榮的時期，《本續》可能也是仁宗時期的印本。

    《本續》有很多活字版印本的特點。有的反映在墨色上，如墨色濃淡不勻，紙背透墨深淺有差；有的反映在字形上，如字形大小不一，筆畫有粗有細，字体風格也有差异。《本續》的活字特點，在版式上反映得最為集中，最為丰富。

    1.版框欄線，多不銜接

    從版式欄線上看，版框欄線四角不銜接，版心行線与上下欄線也不銜接，都留下大小不等的缺口。欄線四角不銜接，為活字本常見的特點之一，但頁頁都是如此，則為其他活字本所少見。還有：有的上下欄線從版心處斷開，成為左右兩段；有的上下欄線超越左右欄線，向版框外長出一段。這兩种現象，似為其他活字本所未見。

    2.版面設計，隨意改變

    個別頁面版心行線漏排，如《本續》卷四第5頁，既無版心，當然也無經名簡稱和頁碼數字。又如《本續》卷五最后一頁，為了節省一頁紙，將所剩兩行擠上，省去版心不說，還打破每半頁10行的規格，多加了一行，成為11行，使版面顯得格外擁擠。有的經卷，打破版面設計格式，將左側欄線移在經頁中間文字之后，如《要文》最后一頁；有的干脆省去左側欄線，使頁面后半成為空白，如《廣義文》、《解補》第一、第二、第五諸卷的最后一頁。這种隨意省去和移動欄線，隨意加行的現象，在已知的其他活字版印本中未見過，在雕版印本中當然更不會有。只有活字印刷才可能這樣做，這是《本續》所特有的現象。

    3.頁碼、經名用字混亂

    頁碼用字，有的是漢字，有的是夏字；有的是陽文，有的是陰文；有的字號大，有的字號小；還有的兩位數碼，或是陰陽合用，或是漢夏合文；用此用彼，全無定規，隨意性很大。經名簡稱用字，如《本續》卷五，有的是”續五”，有的是”五”，都是西夏文的，個別頁還有用漢字的。經名簡稱和頁碼數字，錯排、漏排也比較嚴重，有十几處之多，最典型的如《本續》卷五第33頁，竟將頁碼”廿七”，誤排在經名處，而且字還是倒置的。這种頁碼用字無定規，經名用字混亂的現象，未見出現在其他活字本中，當然更不會出現在雕版印本中。似乎也是《本續》所特有的。

    4.倒字較多，還有錯字

    倒字、臥字在活字本中并不多見，不是每部活字本所必有的。然而，如果出現一個，則必作為活字最主要的依据。如曾被認為是宋活字而實為明活字的《毛詩·唐風·山有樞》篇內，”自”字橫排，成為臥字；明版宋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卷四第4頁”??”字倒置，成為倒字。這臥字、倒字成為定其為活字本的硬件。而《本續》的倒字，已發現的竟有八處九字，分布在《本續》卷五、《要文》、《廣義文》和《解補》第一諸卷中，其中”二”字3個，”四'字3個，”廾”字2個，”七”字1個。我們注意到，西夏文中沒有倒字，這是因其筆畫繁复，排字時不易看錯；而漢文”二”、”四”、”廾”等字，倒正形近，稍不經心，便會排錯。還有，《解補》第五頁碼”十七”中的”七”字，第二筆豎折，竟向左邊折去，這只能是刻活字的刻工誤刻之故。

    5.隔行”竹片”印痕，是定《本續》為木活字版印本的主要依据

    所謂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字行間長短不一，墨色深淺有差的線條。這种線條在三卷《本續》中較為突出，半數頁面上都有，卷四共37頁，有這种線條的竟達26頁。《本續》三卷半數內容為七字一句的韻文，韻文上下留有數字空白區，線條多出現在空白處，而擠得滿滿的字行間則极少。這是木活字特有的隔行”竹片”印痕。

    在宋代，只有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屬活字尚無印刷品遺存。所以說它”特有”，僅是指与泥活字相較而言。《夢溪筆談》所載畢升泥活字排版技藝，是在”鐵范(是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鐵質版框，用以排字。)上密布字印，滿一范為一板。”無隔行之工序，當然不會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時留下印痕。与畢升的泥活字排版技藝不同，王禎木活字的排版技藝，則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的工序。《本續》頁面上的這些線條，就是隔行”竹片”處理不當，稍有突起留下的痕跡。這种現象，在近代的鉛字印刷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的鉛條夾不好，也會在字行間留下印痕。這是定《本續》為木活字版印本最主要的依据。

    有的明清活字本界格行線時有時無，很不清晰，字行間也會出現類似線條。但這是兩种性質完全不同的線條：一是界格行線印刷不清，一是并無界格行線，只是隔行竹片處理不當留下的印痕，二者不應混為一談。何以證明它不是界格行線，而是竹片印痕?前面談到，這种線條在韻文上下空白處較為突出，而文字密布的字行間极少。這是因為面積較大的空白處，無突起的字相隔，紙面更容易接触到處理不好的隔行之物而留下印痕。但是，也并不是所有面積較大的空白處都有這种印痕的。這說明如果排版得當，隔行之物不會翹起，是不會留下印痕的。反過來說，如果是界格行線的話，這种線條在面積較大的空白處只會印得更為清晰，而不會毫無痕跡。

    再者，与木活字相比，泥活字筆划稍顯鈍拙，略呈板滯，邊緣不夠整齊，有斷筆、缺筆現象。《本續》筆畫流暢，筆鋒犀利，印刷質量較好，當屬木活字之列。

    《本續》在版式上還有些其他印本所無的特有的現象：如為了省工，將兩個筆畫簡單的字刻在一個字丁上，如頁碼”廿七”、刻成”廿七”等，形成上下兩字連筆甚或相交。又如因為填補空白的空丁長短不一，造成橫列文字上下參差，不能成行。這些現象，与上述頁碼用字無定規，書名簡稱用字混亂，版式隨意改變等，都是早期活字不夠成熟、不夠規范的反映。對研究早期活字版印本，具有重要意義。

    《本續》的發現与研究成果在1993年11月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發表后，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与重視。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組織專家在北京鑒定确認：《本續》是”迄今為止世界上發現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它對研究中國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藝具有重大价值。”

    西夏木活字版印本，在國外也有發現。如前述1981年捷連吉耶夫──卡坦斯基，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中，發現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為”活字本”。1993年，史金波先生也發現上述兩本及西夏文《大乘百法明鏡集》為木活字版印本，并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史金波《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圖書館館刊》1997年1期。

    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為僧人道慧及其尊友慧照所作，是佛教禪宗著作。蝴蝶裝首尾俱全，總41頁82面。書品高24、寬15.5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欄，高17、寬11.5厘米；每面6行，每行17字。版心白口，內有西夏文頁碼，唯最后40、41頁碼”四”字為漢文，”十”和”十一”用西夏文。該經欄線交角處有缺口，墨色濃淡不勻，證明其為活字版印本。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文集》發愿文末有”活字新印者陳集金”題款。這不僅說明《文集》為”活字”印本，而且是有關早期活字印刷史极為珍貴的文獻。

    《文集》發愿文還有”清信發愿者節親主慧照”題款。”節親主”有親王之意，是西夏皇族嵬名氏特有的稱謂。這項題款表明《文集》為西夏印本。

    《大乘百法明鏡集》卷九，也是一本佛教著作。經折裝，前殘，卷尾有經名。書品高28.3厘米，紙幅橫長50.3厘米，每幅4面，殘留10幅，總40面；上下單欄，欄距24.7厘米。每面8行，每行23字。是經印工欠佳，且有墨色濃淡不勻、字体肥瘦有差、字位歪斜、字行不正等現象，證明其為活字本。

    《德行集》，曹樂道譯自漢文，漢文原著佚名，是論述統治者德行的世俗著作。蝴蝶裝，四周單欄，全書26頁，前有序文，首尾俱全。每面7行，每行14字；版心白口，上段為書名簡稱”行”字，下段為頁碼，有的為夏文、有的為漢文，無一定之規。從序文和題款，知此書刊印于桓宗天慶年間(1194∼1206年)。”印校發起者(是)番大學院學正、學士、節親文高”，也即具有學正、學士職銜的西夏皇族嵬名文高，發起刊印該書。

    該書文字點划到位，勁俏有力，印刷質量較好。兼之版心行線与上下欄線不相接，留有缺口；字形大小不一，有的字字位歪斜；有的字邊緣有印痕；有的頁面版心書名簡稱漏排等，這些現象都說明其為木活字。

    6.西夏活字版印本的价值

    上述西夏活字版印本，是本世紀印刷史上的重大發現，具有重大的學術价值。《本續》在上述諸印本中，具有更多的早期活字版印本的特點和性格，研究得也比較深透。現以《本續》為主，將其价值略陳如下：

    第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活字版印本實物。本世紀以來，中國唐宋時期的印刷品有很多重大的發現，如唐代的有《妙法蓮花經》(存日本)、《陀羅尼經咒》(存中國西安)、《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存韓國)、《金剛經》(存英國)等，五代的有《寶篋印陀羅尼經》，遼代的有《契丹藏》，金代的有《趙城藏》，西夏的有西夏文雕版等，但這些都是雕版印刷品和雕版，而無一能認定為活字印本。

    第二，將木活字的發明和使用提早了一個朝代。按照以往論著中的說法，泥活字是北宋畢升發明的，木活字是元代王禎所”首創”所”發明”的。而在浩如煙海的漢文古籍中，在已知的海內外所藏的”二千多种”活字印本中，迄今未發現宋代木活字版印本。有鑒于此，《本續》的發現与研究成果，不僅是發現了世界上現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實物，而且意味著木活字發明和使用的時間，比傳統的說法提早了一個朝代(大約提早了一個多世紀)，意味著中國和世界印刷史的相應部分需要改寫。

    第三，丰富了版本學的內容。如前所說，先賢們對活字本的鑒定，做了很多工作，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但由于海內外所藏漢文古籍中，沒有宋元活字印本，先賢們總結出來的活字本特點，只能是明清時活字本的特點。《本續》及其他印本第一次向我們展示了活字發明當時的活字印本的真容，對早期活字本的認識有重要价值。

    第四，提供了研究古代活字印刷技藝的最新資料。《本續》等不是印刷工具部件，而是古代印刷工具運作的產物。《本續》9冊約10万字，如是足本，字數可能再翻一二倍，且不說組織譯經將《本續》從藏文譯成西夏文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和完善的組織，單說印刷，如果沒有嚴密的組織，一定的場地、設備，一定數量的技工人員，一定的資金投入和預設的工藝流程，也是不可想象的。《本續》的發現，說明西夏不僅有雕版印刷的能力，而且有活字印刷的能力，并已達到一定的水平；說明王禎《造活字印書法》所載活字的造字、貯字(以韻排字，上架備用)、排字、印刷等工藝流程，是在宋代就已存在；說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的技術，早在西夏、宋代就已出現。

    第五，是活字印刷技術向西方傳播的重要實物依据。据研究，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德國的約翰·谷騰堡在公元1450年前后創制的，而中國畢升發明泥活字，是在北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西方的活字印刷，是在中國活字印刷的影響下出現的，比中國晚了整整4個世紀。西夏与兩宋相始終，西夏在發展本民族文化的同時，十分注意吸收包括印刷術在內的中原文化的營養，以發展自己。現藏于國內外的以印本為主的數千卷(冊)西夏文文獻，就是最好的說明。畢升發明泥活字和活字印刷技術在宋代發展的時期，正是西夏獨占河西走廊的時候，東西方貿易和中原文化向西方的傳播，不能不給予西夏以強烈影響。本世紀初，在敦煌發現了數百個元初或宋末的回鶻文木活字及木活字印刷品，說明地處西夏西部的回鶻，在西夏之后也使用了木活字。《本續》的發現，使我們有理由推斷，在活字印刷技藝由中國向西方傳播的過程中，西夏起了不可或缺的橋梁作用。

    第六，是中國古代各族人民相互學習、相互滲透、共同進步的歷史見證。《本續》將西夏文化(西夏字)、吐蕃文化(藏密經典)和中原文化(印刷術)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對促進民族團結和社會進步，也有一定的作用。

(二)元代的木活字印刷

    元代的農學家王禎是元代木活字印書很有成就的人。王禎，字伯善，山東東平人。元初，曾于安徽旌德和江西永丰任職。他非常注重發展農業生產，提倡种植桑、棉，親自參加工具改革的實踐。并在前人經驗基礎之上，撰寫了農學名著《農書》。因為字數較多，遂命工匠按他所創意，制作木活字三万多個。准備用活字排印。首先于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用這份活字印刷了他所編纂的《旌德縣志》。不到一個月，就印制了一百部。遺憾的是，這部古代有明确記載的木活字印本，早已失傳了。《農書》是否用木活字排印，既不見記載，也沒見傳本。無法進一步考查了。王禎把這次制作活字、排版、印刷的方式方法，寫了詳細的總結，題為”造活字印書法”，于《農書》雕版印本的后面公布了。是一份古代印刷史上的珍貴文獻。《造活字印書法》的原文如下：文內標點遵從原作。

    古時書皆寫本。學者艱于傳錄。故人以藏書為貴。五代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鋟梓之法。其本于此。因是天下書籍遂廣。然而板木工匠所費甚多。至有一書字板。功力不及。數載難成。雖有可傳之書。人皆憚其工費。不能印造傳播。后世有人別生巧技。以錢為印盔界行。用稀瀝青澆滿冷定。取平火上。再行煨化。以燒熟瓦字。排于行內。作活字印板。為其不便。又以泥為盔界行。內用薄泥。將燒熟瓦字排之。再入窯內燒為一段。亦可為活字板印之。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作行。嵌于盥內界行印書。但上項字樣。難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墨作印盔。削竹片為行。雕板木為字。用小細鋸鎪開。各行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以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夾之。盔字既滿。用木榍榍(先結切)之使堅牢。字皆不動然后用墨刷印之。寫韻刻字法。先照監韻內可用字數。分為上下平上去入五聲。各分韻頭。校勘字樣。抄寫完備。作書人取活字樣。制大小寫出各門字樣。糊于板上。命工刊刻。稍留界路。以憑鋸截。又有語助詞之乎者也字及數目字。并尋常可用字樣。各分為一門。多刻字數。約三万余字。寫畢。一如前法。鎪字修字法。將刻訖板木上字樣。用細齒小鋸。每字四方鎪下。盛于筐??器內。每字令人用小裁刀修理齊整。先立准則。于准則內。試大小高低一同。然后另貯別器。作盔嵌字法。于元寫監韻各門字數。嵌于木盔內。用竹片行行夾往。擺滿用木榍輕榍之。排于輪上。依前分作五韻。用大字標記。造輪法。用輕木造為大輪。其輪盤徑可七尺。輪軸高可三尺許。用大木砧鑿竅。上作橫架。中貫輪軸。下有鑽臼立轉輪盤。以圓竹笆舖之。上置活字。板面各依號數。上下相次舖擺。凡置輪兩面。一輪置監韻板面。一輪置雜字板面。一人中坐。左右俱可推翻摘字。蓋以人尋字則難。以字就人則易。以此轉輪之法。不勞力而坐致字數。取訖。又可舖還韻內。兩得便也。取字法。將元寫監韻另寫一冊。編成字號。每面各行各字。俱計號數。与輪上門類相同。一人執韻。依號數喝字。一人于輪上元布輪字板內。取摘字只嵌于所印書板盔內。如有字韻內別無。隨手令刊匠添補。疾得完備。作盔安字刷印法。用平直干板一片。量書面大小。四周圍作欄。右邊空。候擺滿盔面。右邊安置界欄。以木榍榍之。界行內字樣。須要個個修理平整。先用刀削下諸樣小竹片。以別器盛貯。如有低邪。隨字形襯士占瓦(徒念切)榍之。至字体平穩。然后印刷之。又以棕刷順界行豎直刷之。不可橫刷。印紙亦用棕刷順界行刷之。此用活字板之完法也。前任宣州旌德縣縣尹時。方撰農書。因字數甚多。難于刊印。故用已意命匠創活字。二年而工畢。試印本縣志書。得計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齊成。一如刊板。始知其可用。后二年。途遷任信州永丰縣。挈而之官。是時農書方成。欲以活字嵌印。今知江西現行命工刊板。故且收貯以待別用。然古今此法未見所傳。故編錄于此。以待世之好事者。為印書省便之法。傳于永久。本為農書而作。因附于后。

    据此可知，造木活字印書的基本步驟是：

    １按韻寫字后貼到木版上，刻好；２用細齒小鋸將版上的字鋸成單個字；３將單字修理整齊，使之高低大小一致；４造輪盤貯字；５撿字排版；６印刷。

    王禎是一位偉大的生產革新家，他積极參加多項農業生產工具的改革，促進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他的這种革新精神，在印刷技術上得到發輝，在創制木活字的同時，發明轉輪排字盤(圖8-6)，實現”以字就人”的方法，減輕了勞動，提高了工作效率。對古代印刷事業的發展進步，做出了重大貢獻。

圖8-6　王禎發明的轉輪排字盤

    王禎之后二十多年，浙江奉化州官廣平人馬稱德在任內刻制木活字十万多個，于至治二年(1322年)印了許多書，如《大學衍義》四十三卷二十冊。但是馬氏印書，也沒有流傳下來。

(三)明清時期的木活字印刷

    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歷經宋、西夏、元等數朝長達三百多年的應用与發展，到了明朝，已逐漸地普及流行開來。其中尤以木活字印刷流行較廣。正如明人胡應麟(1551-1602年)所云：”今世欲急于印行者有活字，然自宋已兆端，今無以藥泥為之者，唯用木稱活字云。”清人龔顯曾也說：”明人用木活字版刷書，風气乃大盛。”可見，木活字印刷到了明代，已是風靡于世，為清代木活字印刷地進一步發展、普及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明朝活字印書較多，但僅從現存版本上很難區別其究屬木活字印本還是銅活字印本。据張秀民先生統計，”明朝木活字本有書名可考者約一百余种，多為万歷印本，弘治以前的极少見。其有地名可考者，除上述成都、建陽、南京等處外，又有江蘇、浙江、福建、江西、云南等地”。現存實物中，有一本明代用木活字排印的《毛詩》，其末行”自”字橫排(圖8-7)，為各印刷史書所例舉。

圖8-7　明木活字本《毛詩》中”自”字橫排

    明代除用木活字排印書籍之外，還用木活字排印民間風行极廣的”家譜”。家譜的排印，直接促使木活字印刷地進一步發展和普及。

    到了清朝，木活字印書已在全國通行。各地的衙門、書院、官書局，大都備有木活字。而且出現了如”活字印書局”或”聚珍堂”等專門采用活字印刷的店舖。采用木活字印刷的地區有河北、山東、河南、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東、陝西、甘肅等。

    清代初期的活字印本有：順治年間明孫??撰《義門鄭氏道山集》；康熙年間晉江施琅《靖海記》一卷；雍正三年(1725年)武水陳唐重訂本宋陳師道《后山居士詩集》六卷、正集目錄一卷，后山先生逸詩五卷，逸詩目錄一卷，詩余一卷；雍正三年(1725年)歸安汪亮采南陔草堂排印的宋唐庚《眉山詩集》十卷。

    清代政府最大規模的一次采用木活字印書，是乾隆年間排印的《聚珍版叢書》一百三十四种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在纂修《四庫全書》時，詔令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失傳古籍零种、散篇和各省進呈的遺書不下万余种。命選擇一部份世所罕見而又有裨益于世道人心足備參考的圖書，交武英殿予以刊刻流通。因數量大，刻版所需時間太長，且耗費財力、人力，當時管理武英殿刻書事務的四庫館副總裁金簡，計划依照元代王禎創造的木活字印書。于是擬就辦法進呈，奏折中說：”……但將來發刊，不惟所用板片浩繁，且逐步刊刻亦需時日，臣詳細思維，莫若刻做棗木活字板一份，印刷各种書籍，比較刊板工料懸殊。臣謹案御定佩文詩韻詳加選擇，除生僻字不常見于經傳者不均集外，計應刊刻者約六千數百余字。此內虛字以及常用之熟字，每一字加至十字或百字不等，約共十万余字。……遇有發刻一切書籍，只須將槽板照底本一擺，即可刷印成卷。”這個奏呈奉到高宗御批：”甚好，照此辦理。”于是就組織工人開始刻造。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刻成二十五万字。在那時這套木活字的造价，每百字用木料二錢二分，寫工二分，刻工四錢五分，連同應用的附帶工具，如擺字木槽、字盤、格子、版箱、大柜、木凳等，統共用銀二千三百三十九兩七錢五分。刻成后，高宗認為”活字”的名稱不雅，改稱”武英殿聚珍版”。用這些活字排印的叢書，就叫《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此后凡活字排版印本稱”聚珍本”即始于此。

    在這批活字未成之前，武英殿曾于乾隆三十八年雕版印刷了《易律八种》十二卷；《漢官舊儀》二卷，補遺一卷；《魏鄭公諫續錄》二卷，《帝苑》四卷。這四部書因印成在聚珍版之前，故名”初刻”。乾隆三十八年十月改用活字陸續排印，至乾隆三十九年(1794年)共印成一百三十四种，加上前四种共一百三十八种。為《聚珍版叢書》的最足版本。《叢書》的排印行款是半葉九行，行二十一字，白口，版心下右方有校勘官姓名，初印本上下欄線整齊划一，頗具特色。每种書首，有提要和高宗御題聚珍版小韻詩序。

    主辦人金簡把這次制造木活字印書的經過和方法，寫成了一部詳細記錄。題名《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書。它比王禎的《造活字印書法》更為全面、系統。而且在刻制木字、制作字架和板框以及操作技術等方面，又比王氏有所改進。《武英殿聚珍版程式》原文參見本章第359頁”(二)清武英殿聚珍版木活字”。

    《聚珍版叢書》的排印步驟大致如下：

    排印事宜者為六人。１先將刻成的活字按《佩文韻府》詩韻分于十個木箱內，每箱抽屜八層，每層又分若干小格盛字。２同時，二人專管擺版，四人分管平上去入四聲，擺版人按書稿所需用的字向管韻人唱取，管韻人按韻檢字，由擺版人擺成一葉版。３交付刷印樣書，再由翰林校對無誤后，照書樣刷印成書。

    嘉慶年間，又用活字排印了一些書，据知有下列八种：１宋呂祖謙《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十二冊、半葉八行、行二十一字。２清鄂輝等奉敕撰《欽定平苗紀略》五十二卷，卷首四卷，四十八冊，半葉七行，行二十字。３清王履泰《畿輔安瀾志》五十六卷，三十六冊，半葉八行，行二十字。４清齊鯤、費錫章輯《續琉球國志略》五卷，卷首一卷，六冊，半葉七行，行二十字。５清阿桂等奉敕編《乾隆八旬万壽圣典》一百二十卷，卷首一卷，四十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６清董誥等奉敕編《西巡圣典》二十四卷，卷首一卷，二十四冊，半葉八行，行二十字。７乾隆敕編《欽定重舉千叟宴詩》三十四卷，卷首二卷，三十六冊，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五字。８清和??等續纂《吏部則例》五十九卷，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以上八种，版心下沒有校勘人姓名，世稱為聚珍版單行本。

    清代前期，以活字排印書籍，逐漸通行，但流傳于世的很少。比較著名的活字本有如：婺源紫陽書院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排印的清周鴻撰《婺源山水游記》。婺源為朱熹的故鄉，設有紫陽書院，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周鴻任書院山長，因記婺源山川名胜編成此書排印行世。該書半葉九行，行二十二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無界格，版心下題刻”婺源紫陽書院藏版。”

    民間活字印本，影響較大的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和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萃文書屋排印的清曹沾撰，高鶚續《紅樓夢》(參見圖7-69)一百二十回。由程偉元主持其事。，第一次排印后，因社會需要量大，于第二年再次校訂排印。第一次印本世稱”程甲本”，第二次印本世稱”程贊二十四葉及圖贊序文為刻版。封面題刻”新鐫全部繡像紅樓夢，萃文書屋”，卷末題”萃文書屋藏版”。乙本在排印前，作了修訂，在序文中多出兩葉引言。全文為：

    紅樓夢引言：

    1.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睹者甚伙，抄錄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印刷，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复聚集各原本，詳此書兩次排印加校閱改訂無訛，惟識者諒之。

    2乙本”。兩种本子的版式相同，為半葉十行，行二十四字，四周雙邊，白口，單魚尾。書前有圖.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异，今廣集核勘，准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于披閱，非敢爭胜前人也。

    3.是書沿傳既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秘稿繁簡歧出，前后錯見。即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异，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為定本。

    4.書中后四十回，系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后關照者略為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為厘定，而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

    5.是書詞意新雅，久為名公鉅卿賞鑒，但創始刷印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其中用筆，吞吐虛實掩映之妙，識者當自得之。

    6.向來奇書小說，題序署名，多出名家。是書開卷略志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顛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

    7.是書刷印，原為同好傳玩起見，后因坊間再四乞兌，爰公議定值，以備工料之費，非謂奇貨可居也。壬子花朝后一日小泉蘭墅又識。

    至今，甲、乙兩本都已傳世很少。乙本尚能見到，甲本更為稀有，是值得珍視的清初期民間活字印本的代表作品，也是研究《紅樓夢》這部文學名著的寶貴資料。

    嘉慶年間活字印本的代表，有：嘉慶十年(1805年)周氏易安書屋排印的《甫里逸詩》二卷，《假年錄》四卷，(卷三題《甫里遺文》又分上中下)，《甫里聞見集》一卷。半葉十行，行十九字，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下題刻《易安書屋》四字。

    昆山陳元模編輯的《淞南志》，半葉九行，行二十四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卷后題”玉峰陳景川刻字局擺印”。

    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吳淑騏企瑤山館排印明黃端伯撰《瑤光閣集》。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張金吾愛日精廬排印的宋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下刻”愛日精廬”，目錄后題”嘉慶已卯仲夏海虞張氏愛日精廬印行”牌記。

    道光時期的活字印本，有道光十一年(1831年)六安晁氏活字排印曹溶編、陶越增訂的《學海類編》叢書。收錄古今書籍四百二十多种。封面印”六安晁氏聚珍板印”牌記一行。此外，還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崇敬堂排印的清華恕撰《燕香居詩稿》；道光三十年(1850年)金陵甘氏津逮樓排印的清黃鴻沐輯《帝里明代人文略》，封面題刻”道光庚戌夏五月甘氏津逮樓集印”牌記兩行。

    咸丰、同治期間，清廷政府腐敗，國家內憂外患嚴重，經濟、文化事業衰退，印書業受到影響，這一時期，不僅印書數量較少，而且工料粗糙，質量不高。

    1.《繡像王評紅樓夢》四套；2.《濟公傳》(又名《醉菩提》)一套；3.《紅樓夢影》一套；4.《批評儿女英雄傳》四套；5.《忠烈俠義傳》(又名《三俠五義》)四套；6.《紅樓夢賦》一本；7.《續紅樓夢》二套；8.《文虎》二本；9.《續聊齋志异》二套；10.《蟋蟀譜》一本；11.《聊齋志异拾遺》一套；12.《藝菊新編》一本；13.《御制悅心集》一套；14.《想當然耳》一套。

    坊家利用廣告目錄，進行宣傳，以滿足群眾對文化生活的需要。

    總之，木活字印刷，在清代已有了較大的發展，地區漸漸普遍起來，印刷內容十分廣泛，經、史、子、集四部皆備。流傳至今的約有兩千多种，在明末已經開始興起的印刷家譜之風到了清代也更加流行。如浙江、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都有以排印家譜為專業的工匠，稱為”譜匠”或”譜師”。有些人在秋收之后的農閒季節，攜帶工具，走鄉串鎮。當時木活字已可以租借、買賣、繼承、轉讓、贈送，成為有价值的財產。

三、銅活字印刷

    繼泥活字、木活字印刷發明之后，中國又出現了銅活字印刷。中國在北宋時已經有人用銅板刻成整塊印版了，上海博物館收藏的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舖”印廣告紙所用的銅版就是證明。但銅活字何時起源，學術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現知最早的銅活字印書活動是在十五世紀末(明朝弘治初年)。當時江蘇的無錫、常州、蘇州一帶有不少富家以銅活字印書，最有名的是無錫華燧的會通館、華堅的蘭雪堂、安國的桂坡館等。

圖8-8　會通館”錫字銅版”印《宋諸臣奏議》

    中國采用銅活字排印古代類書、唐宋人的詩文集和水利專業的書籍，种類多、數量大、流行較廣，所以保存到今天的也較多，銅活字印書，深受藏書家所珍視。

    華燧的會通館，印書最早，也最著名。華燧(1439-1513年)，字文輝，號會通，無錫人。邵寶《容春堂集》中有《會通君傳》云：”會通君，姓華氏，諱燧，字文輝，無錫人。少于經史多涉獵，中歲好校閱同异，輒為辯證，手錄成帙。遇老儒先生，即持以質焉。既而為銅字板以繼之，曰：吾能會通矣，乃名其所為'會通館'。人遂以會通稱，或丈之，或君之，或伯仲之，皆曰'會通'云。君有田若干頃，稱本富。后以劬書故，家少落，而君莫如也。三子，塤、奎、璧”。

    明弘治三年(1490年)華燧用銅活字印出《宋諸臣奏議》(圖8-8)五十冊。一云為錫活字印本，此處雖沿用舊說，但新說更為可信。因銅字難受水墨，墨色濃淡不勻，質量較差。但它卻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銅活字印本。華氏排印銅活字本，傳至現今的，有：于弘治五年(1492年)排印了《錦繡万花谷》；弘治八年(1495年)印宋洪邁撰《容齋隨筆》、《文苑英華辯證纂要》；弘治十一年(1498年)排印《會通館集九經韻覽》以及《紀纂淵海》、《會通館印正輯補古今合壁事類》前集、后集、續集、補集等。會通館先后印了約十五种書籍，每部書的版心下方都印有”會通館活字銅版印”八個字。

    華燧的叔父華??，也采用銅活字印書。《無錫縣志》載：”華??字汝德，以貢授大官署丞，善鑒別古奇器法書名畫，筑尚古齋，實諸玩好其中；又多聚書，所制活板甚精密，每得秘書，不數日而印本出矣。

    弘治十五年(1502年)華??排印了《渭南文集》、《劍南續稿》。

    華燧的侄子華堅，也用銅活字排印了不少書籍。傳世本有正德八年(1513年)排印《元氏長慶集》六十卷；正德十年(1515年)排印《藝文類聚》二百卷；正德十一年(1516年)排印《春秋繁露》十七卷，《蔡中郎集》十卷，外傳一卷。華堅排印的書，多題有”錫山芝雪堂華堅允剛活字銅版印行牌子”或”蘭雪堂華堅活字銅版印”篆文印記。

    繼華氏之后，無錫安國桂坡館，也造銅活字印書。《無錫縣志》載：”安國，字民泰，富几敵國。居膠山，因山治圃，植叢桂于后崗，延袞二里余，因自號桂坡。好古書彝鼎，購异書。又西林膠山，安氏園也。嘉靖中，安桂坡穿池廣數百畝，中為二山，以擬金、焦。至國孫紹芳，即故業大加丹??，天下名士游賞其中，二百年來東南一名區也。”安氏印書晚于會通館，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印了《東光縣志》六卷。但早已失傳。据知見傳本，有嘉靖三年(1524年)排印的《吳中水利通志》，其它還印有《古今合壁事類備要》，《顏魯公文集》、《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初學記》(圖8-9)等著作。共約有十种左右。

    明代除吳錫華氏、安氏之外，蘇州、南京、福建等地方，也有數家以銅活字印刷圖書的。如：蘇州的金蘭館，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排印了宋范成大撰《石湖居士集》三十四卷，版心題有”弘治癸亥金黃館刻”牌記，弘治十六年(1503年)排印明孫??撰《西庵集》九卷。五云溪館排印了《玉台新韻》，以及流傳至今的蘇州地區排印的《盧照鄰詩》、《王勃詩》等唐人詩文集。此外，還有常熟五川精館排印的《王岐公宮詞》；南京張氏排印的《開元天寶遺事》；福建芝城姚奎排印的《墨子》。

    清代以銅活字排印的書，不如明代多。但是印刷技術更有進步，其規模之大也超過了明代。据記載，清初期內府已有銅活字印書。康熙年間曾印刷過《星歷考原》、《數理精蘊》、《律呂正義》等書籍。武英殿修書處下設有銅字庫，專司銅字、銅盤、擺印之事。

圖8-9　安國桂坡館銅活字印《初學記》

    從傳本所見到的清初民間、私人以銅活字印書有：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吹黎閣排印的錢陸燦選、劉士弘訂《文苑英華律賦選》。半葉十行，行十八字，四周雙邊，黑口、雙魚尾。封面題：《吹黎閣同板》五個字。該書印刷十分精致。此外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侯官陳夢雷撰《松鶴山房詩集》九卷的銅活字印本。

    清室內府最大規模的一次銅活字印刷是雍正四年(1726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排印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圖8-10)。全書一万卷，書籍卷帙之大，排字、印刷之精，著稱于世。

圖8-10　清內府銅活字本《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原編纂人陳夢雷，字省齋，福建閩縣人。康熙九年(1670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曾因事獲罪，謫戍遼宁開原尚陽堡。后被召還北京，授命于西苑教皇三子誠親王胤祉讀書。陳氏在西苑講學期間，利用王府及本人藏書，著手編纂這部大型類書。初名《匯編》，后改名《古今圖書集成》。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初稿完成并繕成清本，另寫目錄一冊，交誠親王奏進，得圣祖同意，原擬交付武英殿刊印，由于時日遷延，遲遲未予付梓，因此竟使書的刊印与編纂人發生了极大的變化。

    康熙末年，諸子爭立，皇四子胤禎繼位后，為消除嫌怨，對他的兄弟及其幕客、親信予以嚴加處置。陳夢雷就以”招搖無忌”之罪名，又謫戍塞外了。陳氏在誠親王府完成的《古今圖書集成》原稿并未廢棄。世宗胤禎將該書經營之功歸于圣祖。并另派蔣廷錫任總纂，重加整理。三年后，改編為一万卷，分六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每部中有匯考、總論、圖表、列傳、藝文、外編。雍正三年完成初稿，次年初世宗御制序文，于雍正六年(1728年)以銅活字排印成書。全書分訂五千冊，以每函十四，分裝五百二十三函，另編目錄二十冊，分裝兩函，共計五百五十二函，五千二十冊。《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的編纂体例，与清代一般官修圖書不同，書中不列參加編纂者的職銜姓名，只有世宗御制序文和蔣廷錫進書表。前冠御制序文說：”圣祖命廣羅群籍，分門別類，統為一書。成冊府之巨觀，极圖書之大備，而卷帙浩富，任事之臣弗克祗承，既多訛謬，每有缺遺，歷經歲時，久而未就。朕紹登大寶，思繼先志，特命尚書蔣廷錫等董司其事，督率在館諸臣重加編校。”蔣廷錫在書首表文中也只說”奉敕恭校圣祖仁皇帝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而對這書的原編纂人，就此抹掉，一字不提了。雍正六年(1728年)排印的《古今圖書集成》，選用開化紙和太史連紙兩种紙張印刷。細軟洁白，印刷精良，裝幀富麗、大方。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書中附圖以木刻雕版印制。由于卷帙浩繁，只印成六十四部，另樣書一部。印數既少，當時即為珍本。于宮內文淵閣、皇极殿、乾清宮各貯存一部之外，存藏《四庫全書》的其它六閣，各貯存一部。頒賜在朝顯宦以及乾隆纂修《四庫全書》時，江浙進呈圖書超過五百部的藏書家各一部。經過頒賜、分貯之后，已所剩無几了，傳世至今更為稀有，僅故宮博物院、北京圖書館等藏書單位藏存全帙。

    清廷這批銅活字排印《古今圖書集成》之后，未見記載排有其它書籍。銅活字貯存于武英殿銅字庫，沒有人員專門負責管理，遺憾的是，保管人員監守自盜，怕事發被懲處，當時正值北京錢貴，遂建議毀銅制錢，于乾隆九年(1744年)將銅字庫殘存銅字、銅盤全部銷毀，改鑄銅錢，這批珍貴的銅活字，從此消失殆盡。為中國金屬活字印刷的歷史，留下了极為痛心的一頁。

    清代后期銅活字印書更為少見。福建人林春祺，從十八歲請人刻制銅活字，用了二十一年的時間，花費白銀二十万兩，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正楷体大小銅活字四十多万個。他是福建福清縣龍田人，因而把銅活字命名為”福田書海”。這批銅活字印有顧炎武的《音學五書》，其中《音論》為上、中、下三卷；《詩本音》十卷。每半葉八行，行十九字，四周雙邊，白口、線魚尾。版心下刻：”福田書海”四字。書前有封面題”福田書海銅版活字版，福建侯官林氏珍藏”十六字。《詩本音》后有古閩三山林春祺怡齋捐鐫，兄季冠痴石校刊、長子永昌正畫，次子毓昌辨体”，四行鐫刻銅版姓氏。在《音論》卷首，林氏寫有一篇《銅版敘》(圖8-11)，記錄了他刻制銅活字之起因及經過。這是繼沈括記畢升發明泥活字印刷，王禎、金簡記述木活字印刷之后，記述銅活字印刷的一份珍貴的文獻。

四、錫活字和鉛活字印刷

1.錫活字

    十三世紀王禎在《造活字印書法》中，有”近世又鑄錫作字，以鐵條貫之”的記載，王禎所說的”近世”指前代宋朝。因當代元朝稱”今世”。這就是說，元朝之前已經有了錫活字。道光三十年(1850年)，廣東佛山鎮唐姓書商，出資一万元鑄造錫活字，計鑄成扁体字、長体大字、長体小字三套，約有二十多万個(圖8-12)。其扁体字為正楷，兩种長体字近似仿宋体，都較美觀。咸丰元年(1851年)曾用這批錫活字印成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共一万九千三百四十八頁，訂成一百二十大冊。

圖8-11　林春琪銅活字印《銅版敘》

    唐氏鑄造錫活字的方法是：用木活字制成泥字范，澆上熔錫，凝固后取下，加以修整即成。

2.鉛活字

    中國在明朝時期已有人用鉛刻制活字了。明朝弘治末正德初年(1505-1508年)陸深《金台紀聞》載：”近日毗陵(即常州)人用銅、鉛為活字，視板印尤巧便。”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湖南人魏崧在他所著的《壹是紀始》中說：”活板始于宋……今又用銅、鉛為活字。”可見，早在近代鉛合金活字傳入中國之前，已經有人用鉛做活字了。

    可惜早期的鉛活字印本沒有流傳下來。有關用鉛制活字的方法，更缺乏文獻記載，無從考查了。

圖8-12　廣東唐氏錫活字印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