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雕版印書事業的發展与繁榮

一、五代的刻書事業

    五代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大規模分裂割据時期之一。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北宋統一，短短五十年間，中原地區就有后梁、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前后五個王朝相繼，中原以外，有吳、南唐、吳越、楚、閩、南漢、前蜀、后蜀、南平、北漢等十個獨立王國，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五代十國時期。這個時期，全國各地分裂割据政權之間，充滿激烈的軍閥混戰，造成頻繁的王朝更迭。但是，五代在中國圖書印刷史上占有著重要地位。五代的印刷事業比唐代大有發展，印刷地區更加廣泛，印刷規模進一步擴大，數量也大幅度增加。刻印者從民間、寺院進入到上層知識分子和政府官方机构，開始出現了政府刻書和私家刻書。印刷術這項來自于民間的發明創造，在政府的應用中得到扶持，為其本身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有利條件，展現出廣闊的發展前景。

    (一)官刻書的肇始

1.后唐明宗長興三年雕版印刷儒家經典

    當印刷術已經在民間流行的時候，統治階級為了划一考試所用的經典文字，仍然采用漢靈帝的舊法，繼續雕刻石經。唐文宗開成年間，又在石碑上刻了十二种儒家經典立于長安的國子監內。這次刻石是用當時通行的楷体書寫。所刻石經為《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孝經》、《爾雅》以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后世稱為"開成石經"。直至五代時后蜀廣政元年(938年)仍然堅持刻立石經的舉動。經過二十八年刻成十部經典，(春秋左氏傳只刻一部份，缺《公羊傳》、《谷梁傳》)。其時，儒家經典已被后唐宰相馮道倡議政府開始采用雕版印刷了。雕刻石經既反映出統治階級對新生事物的忽視和因循守舊；又反映出標准的、沒有錯誤的讀本對社會上是如何需要。正是在社會上對讀書標准本的迫切需要和民間逐漸發展起來的印刷事業的促進下，出現了后唐明宗長興三年由政府雕版印刷儒家經典的事件。

    《五代會要》記后唐長興三年二月，政府批准中書門下關于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版的奏請。"敕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仔細看讀，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廣頒天下，如諸色人等要寫經書，并須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雜本交錯"。中書門下是指宰相馮道、李愚等人，奏請即指馮道、李愚的奏請。《冊府元龜》載"后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于國子學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給，無能有別刻立，曾見吳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類絕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刊刻九經的目的，正与歷代刻石的目的一樣，是為了校正經典文字，使讀書人有標准的讀本。當時社會動亂，戰火紛飛，國家已無力雕刻石經，其所以引起雕版刊印的動机，正是由于見到市上印版書籍的流行。馮道、李愚的奏疏已說得很清楚，可見政府同意采用印刷術是受了民間印刷書籍流行的影響。

    當時計划刻印九种經書，即《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谷梁傳》。依唐《開成石經》作為底本進行校刻。

    這是儒家經典的第一次開雕，也是統治階級對印刷術的第一次利用。國家十分重視，長興三年四月皇帝再次下詔："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s，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注。今更于朝內差五人充詳校勘官，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禮部員外兼太常博士段??、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蓋以文字极多，尚恐偶有差誤，馬縞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校勘貴必精研，宣委國子監諸色人選中，召能書人端楷書寫，旋付匠人鏤刻，每日五紙，寫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据以改轉官資"。雕印儒經是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雖然已委派國子監師生負責進行校定，為了防止出現差錯，皇帝再次指派五名專家詳加校勘，保證做到經文的准确無誤，而且規定在國子監師生中選派擅長書法之人，以端楷書寫上版。

    雕印儒經工作，從長興三年(932年)開始，到后周廣順三年(953年)才全部完成，歷經后唐、后晉、后漢、后周四個朝代，用了二十一年的時間。共印經書十二部。《九經》之外，包括《論語》、《孝經》、《爾雅》，同時還刻印了《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兩部字書。《九經》刻版告成之后不久，國子監又于后周顯德二年(955年)將唐陸德明撰《經典釋文》校勘刻印了。

    《冊府元龜》記："周太祖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制國子監事田敏，進獻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一百三十冊。"

    《玉海》："后唐長興三年二月，命國子監校正《九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四月，命馬縞、陳觀、田敏詳加校勘。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十一經’及《爾雅》、《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板成，判監田敏上之，(各二部，一百三十冊)，四門博士李鶚書，惟《公羊》前三禮郭山奚書"。

    在二十多年校刻九經過程中，終始其事的田敏，向皇帝進獻印板時，奏曰："臣等長興三年校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秕繆，漸失根底，臣等官守膠庠，職司校定，務求援据，上備雕刻，幸遇圣朝，克終其事，播文德于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述。"由于國子監師生的認真努力和眾多鐫刻、印刷、裝幀工匠的艱辛勞動，在國家大力支持之下，終于大功告成。當然值得慶幸了。

    儒家經典的開雕，的确是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

    首先，它開創了經書采用印刷之先河。此時，印刷術在中國雖然推廣應用數百年之久，然而印刷品"色類絕多"卻"終不見經典"。以往靠朝廷刻碑立石的方式提供標准教材，費工費時，人們輾轉傳抄容易發生疏漏舛誤。如今有了印刷的版本，既可以達到統一定本的目的，更便于快速地大量提供复本，供社會需用，對于古代學術的繁榮發展，文化教育的普及和圖書文獻的保存与流傳，起了積极的推動作用。

    第二，印刷術應用的范圍從只印些民間日用雜品上升為當時被奉為經典的儒家書籍，印刷術得到政府的重視，更有利于本身的發展和提高。從過去隱現于民間、寺院之中，開始公露于世，印刷技術所具備的快速、便利、成本低廉的优越性逐漸得到充分体現，在大規模的應用過程中，推動著技術不斷改革創新，在雕版技術發展成熟的同時，為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第三，印刷術由民間進入官府，從此產生了政府刻書事業，而且國子監刻書是政府刻書的主体。所刻書版收藏在國子監，所以也稱"監本"，這一制度，影響后世各歷史朝代，宋代監本就是以五代留下的監版為底本刻印的。宋人稱之為"古監本"或"古京本"。國子監刻書非常重視底本的選擇，謹慎的校勘和优秀書手的手寫上板，為后代刻書事業做出了榜樣，形成了中國古代印刷書籍的优良傳統。

    第四，國子監是封建時代的最高學府。由學校擔任教材的編注、校勘、印刷、出版發行。直到現代，中國高等院校都有著自己的編輯出版机构，為本校師生的教學、科研服務，同時也為社會上提供著优秀書籍。是全國編輯出版發行工作系統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五，標志著中國書籍流通和文字傳播方式，開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將由印刷方式代替手寫方式。以往，社會上雖然有印刷活動，但其使用僅限于部分地區，而且在民間流傳。社會上通行的基本是靠抄寫制書。五代時，由于統治階級的提倡，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之后雖然仍有手寫本書籍流傳，但是印刷事業以更快的速度向前發展，圖書形式的主流開始由寫本時期進入印本時期。

2.五代時期自立邦國的其它地方政權的印刷活動

    除了后唐政府大規模地印刷書籍之外，其它地方政權的統治者也有采用印刷術的活動。其中較為突出的是地處南方太湖流域的吳越國。在政治、經濟、生產上，吳越國是比較穩定、繁榮的朝廷之一。第一個統治者錢繆，被梁太祖封為吳越國王，后又加天下兵馬都元帥。傳三世，五主。共八十多年(893-978年)。吳越錢氏諸王信奉佛教。忠懿王錢弘??(或稱錢??，947-978)，崇信甚篤，曾大量修建寺廟，興造佛塔，雕印佛經。本世紀以來，吳越國雕印的佛經實物多有發現。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過程中，于石幢象鼻內發現了數卷藏存的"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卷首扉畫前有"天下都元帥吳越國王錢弘??印《寶篋印經》八万四千卷，在塔內供養。顯德三年丙辰(956年)歲記"。可謂是大規模的印刷活動，僅比公元953年完成的儒家經典書籍略晚三年。1924年杭州雷峰塔倒塌，在有孔的塔磚內再次發現《寶篋印經》。經卷有題記"天下兵馬大元帥吳越國王錢??造此經八万四千卷，舍入西關磚塔，永充供養。乙亥八月日記"(圖7-7)。乙亥是宋太宗開寶八年(975年)。同時還發現了藏在磚塔內的塔圖印本。塔圖全長1米，每層畫一塔，四塔連接，畫有佛經故事。記文中有丙子記年，為宋太宗太平興國元年(976年)。圖經刻印比佛經晚一年。論時代已入宋朝，其時吳越國并未納土，仍應列為五代時期的印刷品。

圖7-7　錢??于975年刻印的《寶篋印經》

圖7-8　錢??于965年刻印的《寶篋印經》

    1971年，浙江紹興城關鎮出土了金涂塔一座，從塔內再次發現佛經一卷。題有"吳越國王錢??敬造《寶篋印經》八万四千卷，永充供養。時乙丑歲記"(圖7-8)。乙丑為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這份經卷文字清晰，紙質洁白，印刷精美，實為珍貴。

    又据《五代史·晉書》記：后晉高祖石敬塘，崇尚道教，曾命人印刷過道德經。當時有個道士名張荐明，常被召進，為其講授經義。"張荐明，燕人，少以儒學游河朔，后去為道士，通老子、庄周之說。"敬塘崇尚道教，為道士崇貞大師張荐明賜號通玄先生。"嘗召荐明講說其義，帝悅，故有是命。尋會荐明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又命宰相和凝撰寫詩文，"冠于卷首，頒行天下"。

    (二)私人刻書事業的興起

    五代的時候，不但有了官刻的經典，并且在士大夫階層內也有了出資刻書的人。史料記載，前蜀任知玄"自出俸錢，"雇用良工，開雕杜光庭的《道德經廣圣義》三十卷。五代時期私人刻書最著名的人是毋昭裔，毋青年時，社會上書籍的流傳，主要是抄寫，由于手寫費時費工，一部書复本少，成本高，要得到一部書，是很不容易的。毋曾向朋友借《文選》，遭到拒絕。遂決心日后如果發跡，定把書籍刻版印刷，給讀書人提供方便。后來做了后蜀宰相，果然實現了自己的諾言，令門人句中正、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雕版印刷。還建議當時割据四川的蜀主孟昶刊刻九經。

圖7-9　雷延美刻印的觀世音菩薩像

    五代時私人刻書家之二：和凝，后周著名文學家，后唐翰林學士，后晉初為端明殿學士，后晉天福五年為相，后周顯德二年卒。和凝長于歌曲，《五代·和凝傳》："和氏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數百帙，分惠別人"。和凝把自己的著作雕版印數百部，送給友人。可以看出這時印刷術的作用已為統治階級上層知識分子所認識，并且已經開始利用這一重要的技藝了。另据記載，前蜀乾德五年(923年)和尚曇域為他的師父貫休將其詩稿一千首"雕刻版印"，題號《禪月集》。

    (三)民間和佛教徒的刻書事業繼續向前發展

    承唐代遺風，五代的民間和佛教徒的刻書事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敦煌發現的書籍中有五代民間刻印的韻書殘本以及許多上圖下文的佛像圖畫，就是明證。其中，后晉開運四年刻印的觀世音菩薩像，上圖下文，末署"匠人雷延美"。雷延美是現知最早的刻工(圖7-9)。

    五代刻本，像唐代刻本一樣流傳到現在的非常之少。所僅存的几种都是在敦煌發現的，而且都為殘本。監本九經雖然受到當時讀書人的重視，但是一本都沒有留存下來。唐和五代的刻本都是中國最早印刷的書，在書史和印刷史上都有重要的意義。

    二、宋代刻書事業的發展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業，是中國雕版印刷史上的黃金時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礎上，中央政府繼續刻印圖書，除國子監承刻之外，其它政府部門和地方官署都刻書、印書，全面開展了政府刻書事業，私家和坊間刻書也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形成官、私、坊刻書系統的龐大网絡。刻書內容范圍更加擴大，不僅刻印儒家經典著作，又遍刻正史、醫書、諸子、算書、字書、類書和名家詩文，政府還編印了四部大型類書以及佛、道藏經典。私人刻書以文集最多，坊間刻書則以售賣營利為主，除了刻印經文以外，又另刻有字書、小學等民間所需用及士子應舉所需要的讀物，品類丰富繁多。

    宋代是承前啟后的重要時期，發達昌盛的刻書事業，對后世產生了极其深遠的影響。

    印刷事業得到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宋代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有密切關系的。

    (一)宋代刻書事業發展的背景

1.社會經濟得到恢复、農業生產得到發展

    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唐代安史之亂以來出現的五代十國戰亂割据局面，除北方尚有契丹政權外，國家再度統一。宋代初期廢除了唐五代時門閥士族按等級占有土地和農奴的曲部制，代之以地主只能購置田產和對佃戶進行租佃剝削的租佃制。農民比原來有了較大的人身自由。加上宋初鼓勵墾荒，改進農具，改革耕作技術等措施，農業很快得到恢复和發展。圩田水利的開辟，冶金礦業的興起，軍器織造的分工，陶瓷業的進步，造紙業的發展，促進了商業的發達和社會經濟的全面繁榮。雕版印刷技術，在這种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也獲得了自身發展的重要條件。

2.統治者奉行"重文輕武"的基本國策，注意籠絡和利用知識分子

    宋朝統治者十分清楚"王者雖以武功克敵，終須以文德致治"的道理。于是制定一系列籠絡民心、鞏固統治的文化政策，如：統一法規、編定律例，大興書院，崇尚儒術、提倡理學，佛道并舉，以及三教一義等。宋太祖為加強和鞏固中央政權，對武將奪權收兵，百般防范，而對文臣則高官厚祿，籠絡利用，甚至在軍隊中也多用文人而知兵者。這种用人路線使得傾心學術、精心文章、崇尚文化之風在社會上時興起來。与此同時，統治者又對科舉制度實行改革，一方面把用人之門向所有文人開放，另一方面不斷地擴大錄取名額，每年考中者多達二、三千人，比唐代增長二、三十倍，且中舉者不必經"身、言、書、判"的考試即可為官，朝廷對多次科考而久不中試者表示恩典，特賜本科出身，稱"特奏名"。通過這些手段，宋朝建立起龐大的官僚机构，使大量中下層文人進身仕途，為鞏固中央集權政府服務，國家給以优厚待遇，這种以"一日之長取終身富貴"的誘惑，吸引人們熱衷于科舉功名，讀書人的隊伍迅速膨脹起來，為應試必讀的教科書──儒家經典及各類參考讀物的需求更趨迫切、強烈。社會對書籍要求的不斷增長，必然促進刻書、印書事業的發展壯大。

3.政府注重收藏、編撰、整理圖書，文化事業空前發展

    宋初的几個皇帝也都十分注重對圖書的收集、典藏、編撰、整理和利用。据《玉海》記載：宋初皇室有書万余卷。在削平諸國的軍事征戰中，宋代統治者很注意收集各國遺留圖籍，用以充實官府藏書。太宗開寶年間朝廷藏書已增至八万多卷。同時，國家采取措施，廣泛收集圖書，凡有獻書者，即視其書籍价值及獻書人之能力委以官職，政府提出缺書目錄，派人到全國各地徵求圖書。并規定了地方向中央政府繳納新出圖書的任務。奇缺的書，由專門机构負責補寫，經過几朝的努力，圖書數量大為增加。

    經過唐五代之后，三館仍是國家藏書的主要机构。宋初，又增加秘閣來管理圖書，神宗時在秘閣之上建立崇文院。三館秘閣圖書又分藏在宮廷內的龍圖閣、玉宸館、太清樓等處。s

    北宋時，各地政府也都建有藏書机构，至南宋時已极為普遍。如江南十一府，每府都有一定規模的藏書。私人藏書之風，也有了更大的發展。當時"官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私人藏書家。如北宋初期的江正、李方、宋緩、王誅等，后期又有葉夢得、晁公武、鄭樵、尤袤、陳振孫等人。這些藏書家的收藏都達到万卷以上。

    政府注意收集圖書的同時，很重視校印和整理。太宗、真宗朝時，多次組織人校書、整書。宋代三館秘閣的館閣學士，都是從科第中有學問的青年中選拔出來的优秀人才。由這些人提任政府藏書的校勘、整理和撰修，他們以較高的學力和优裕的時間從事整理圖書，編撰書目，使政府的藏書質量不斷提高。仁宗景佑六年(1034年)通過整理、校訂，歷經七年，編成北宋時期的第一部國家藏書目錄──《崇文總目》六十六卷，著錄圖書三万零六百多卷。

    南宋時政府對藏書仍進行校訂、整理，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編成國家藏書目錄《中興館圖書目》七十卷，共著錄圖書四万四千多卷，比《崇文總目》增加一万四千多卷，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時，圖書數量再度增加，政府又編制《中興館閣續目》，著錄圖書五万九千多卷。同時，宋代還編撰了史志目錄《國史藝文志》。國家圖書財富的增長和質量的不斷提高，為日后刻印書籍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

4.文化事業繁榮昌盛，學術思想空前活躍

    由于國家注重大量地收集、整理圖書，促進了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也影響了私人編撰書目風气的增長。一些私人藏書家多在館閣任職，參加過校書編目工作，有著較高的學識和丰富經驗，是編撰個人藏書目錄的有利條件。到南宋后期，私人藏書目錄竟超過官修目錄。不但在參考使用价值上超過政府藏書目錄的水平，甚至在編纂理論方法上，對分類、著錄、修訂等方面都提出新的意見，以漏補和修正官修目錄存在的缺點和不足。如吳競、李淑、晁公武、尤袤、鄭寅、陳振孫等人都是宋代著名私人藏書家和編有自己的藏書目錄。尤袤編撰的《遂初堂書目》，第一次記錄圖書的不同版本，開創了著錄版本事項之先例。也是第一部反映圖書有了印刷版本之后的藏書記錄，從中可以了解到初期圖書刻印的主要類型、印書地區等。此外，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都因其題要而最為著名。

    宋代的學術活動十分活躍，北宋初年，政府就編纂了各有一千卷內容的三部大型類書：《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苑英華》。還編輯了五百卷的《太平廣記》。在經學方面，由于注重義理，發展出理學。北宋的程頤、程灝，南宋的朱熹都是影響很大的理學家。還有与他們主張不同的王安石、陸九淵等大學問家。史學方面，司馬光寫了著名的編年体史書《資治通鑒》，鄭樵寫了紀傳体《通志》。歐陽修的《集古錄》、呂大臨的《考古圖》、趙明誠的《金石錄》，至今仍有參考价值。鄭樵的《通志·校讎略》是第一部目錄學的理論專著。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方面，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景象，沈括的《夢溪筆談》總結介紹了宋代科技成果。宋代的詞、評話興盛一時，詩文更s是內容丰富，許多文集都是數百卷的巨帙。

    社會上學術思想的活躍，新學科書籍大量的產生問世，無疑將對印刷事業的發展起著積极的促進作用。

    (二)官方刻書

    官刻書是指國家政府各机關部門所刻印的書籍。又有中央和地方官刻書的區別。

    1.中央官刻書

    (1)國子監刻書。繼五代之后，宋朝政府刻書仍由國子監負責承擔，國子監既是最高學府、國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政府刻書的主要單位。其所刻書，世稱"監本"。

    宋代統治者主張興文教，析武事，抑制豪門，強化集權。籠絡重用知識分子、培養人才，注重以文為貴，繼續宣傳孔子為人倫之表，孔學為帝道之綱，儒學地位進一步獲得提高。《宋史·太祖本紀》載：宋太祖大重儒者，提出"作相須讀書人"的主張。開寶七年"詔《易》、《詩》、《書》三經學官，依三經、三傳資敘入官"，并對五代時主持雕版印刷九經的田敏，給予嘉獎，賞賜襲衣、繒彩和銀器。太宗時多次視臨國子監，命博士李覽講《易》、孫爽講《書》。為了培養更多的精通儒術的优秀人才，國家采取擴大招收國子監學生，擴建學舍等措施。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神宗一朝先后數次賜贈國子監銀緡，國子監不僅繼續刻印儒家經典，并進一步發展到刻印史書、算書、醫書、子書、文集和字書、類書等四部群籍。最初以五代遺留的版片直接刷印，繼之補刻或重刻。經文以外，還遍刻九經之唐人舊疏与宋人新疏。國子監刻書逐漸進入高潮。

    首先，儒家經典，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即令孔維、李覽等校正(唐)孔穎達《五經正義》，由國子監鏤版印行。之后，淳化五年(994年)，兼判國子監李至又上言："五經書疏已經印行，惟二傳、二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未備，豈付仁君垂訓之意，今直講崔頤正、孫??、崔倔??皆勵精于學，博通精義，望令垂加讎校，以備刊刻"。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完成了這七部經書注疏的刻印。國子監將十二部儒家經典著作的經、傳正文已全部出齊。

    第二，史部書的刻印：自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校刻了《史記》、《漢書》、《后漢書》，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校刻《三國志》、《晉書》之后，繼續校印《南史》、《北史》、《隋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新唐書》、《新五代史》。從宋初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國子監鏤版印刷了。

    第三，醫學方面：國子監先后校刻了《太平圣惠方》、《黃帝內經素問》、《難經》、《千金翼方》、《黃帝針經》、《金匱要略》、《補注本草》等古代以來的重要醫學成果。

    第四，其它各類著作：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中書門下敕令國子監雕印了《說文解字》，仁宗慶歷三年(1043年)，又雕版《群經音辨》。此外，諸子百家書有《荀子》、《文中子》、《孫子》、《衛僚子》、《六韜》等也刻版印刷。

    宋代國子監刻書發展的速度是相當快的，成績也是非常顯著的。刻書最多的是北宋皇帝中在任最長的仁宗朝，許多大部頭書籍，都是在仁宗朝時期完成的。當然，成績最為突出、刻印數量最多最快的還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宋史·刑??傳》有一段記載：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皇帝到國子監檢閱書庫，問及經書刻版的情況，祭酒邢??回答說："國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經傳、正義皆備"。從960年建國到1005年間，由于大量刻印儒家經典著作，闡發經學思想及經書之音注、疏、正義等著述，經過四十年，經書版片已經增加了二十多倍。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統治階級對儒學思想的重視，同時也說明，只有采用印刷，才能收到如此惊人的效果!這不僅利于封建社會教育的普及，同時對儒家學說的研究与傳播，也起了積极的促進作用。所以，邢??感歎地說："臣少從師業儒，經賢有疏者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版本大備，士庶之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金兵入侵，宋朝政府南遷，刻書事業受到挫折，國子監所刻書籍版片，被掠劫一空，損失巨大。然而統治階級崇尚儒術的宗旨，毫不動搖。稍事安定，國家立即恢复原有的教育措施，皇帝多次下令"取好監本書籍，鏤版頒賜"，"對監中其它闕書，令次第鏤版，雖重有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复全。"國家努力恢复原國子監的刻印群經，不僅表明尊儒崇經的誠心，也充分反映出愈是國家危難之時，儒家思想愈是被用來做為挽救和鞏固封建專制王朝的精神支柱。但是，畢竟因國力衰微，國子監刻書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其時，國子監刻書的任務，刻書事業的興起和發展，到宋末，國子監中有書名可考的書版僅有一百多种。由此可見，宋代官方刻書，在北宋時期以中央為多，到南宋時，則以地方為多了。

    遺憾的是，宋代國子監刻書絕大部分已經失傳，沒有留存下來。只有极少的部分書籍流傳至今，保存在北京圖書館等重要的國家藏書單位，十分珍貴了。

    國子監刻書，對中國采用雕版印刷、刻印書籍的發展，做出很大貢獻，為以后刻書事業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基礎，影響深遠，在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宋代在國子監大量刻書的影響之下，推動了中央其它部門的刻書、印書活動。崇文院、司天監、太史局、秘書監、校正醫書局等政府部門，也都開始刻書，并刻印了一批与其專職相關的書籍。由于國子監刻書下地方鏤版，因此又帶動了地方刻書事業的發展繁榮。地方上各級政府部門，州郡縣學，各級公使庫、轉運司、茶鹽司、安撫司，以及各地書院，相繼刻書印書。官方刻書系統日臻完善。私家刻書和坊間刻書在原有基礎上和官方刻書的巨大影響下，繼續向前發展，彼此互相影響、促進、制約，將五代開始形成的三大刻書系統，推向深入發展的道路。

    第二，國子監刻書發展到宋代，已經形成了一個獨立体系。除擔任最高學府的出版、管理机构以外，還兼任國家圖書出版的發行任務。最初國子監有專管刻書印書机构的印書錢物所。后經判國子監李至的建議予以改名。《宋史·職官志》判國子監李至于太宗淳化五年進言："國子監舊有印書錢物所，名為近俗，乞改為國子監書庫官"。設置專職管理人員，始置書庫。國子監雕印的經史圖書，都是封建社會時期的重要讀本，這些書印好之后，先送"諸王輔臣"一本，然后公開售賣，而且允許讀者納款贖印。

    第三，繼承五代國子監刻書的傳統，宋代國子監刻印書籍，注重選擇优秀底本，校勘審慎，保證內容和文字的准确，對于經書讀本的統一標准定本，要求更為嚴格。刻印之書，多由名人手書上版，具有較為濃厚的書法气息。据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宋初五經正義趙安仁所書最多，趙氏字体在歐、柳之間。在刊本中，李(李鶚，五代監本九經書寫人之一)、趙最為精勁"。如現今所見影宋蜀刻大字本《爾雅》，每葉八行，行十六字，卷末題有"將仕宋四門國子博士臣李鶚書"一行。又据宋王明清《揮塵錄》："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鶚書《五經》，仿其制作，刊行于國子監"。可知宋代國子監刻印經書，其行款格式，為沿襲五代之遺風。正因如此，宋監本儒家經典，版式寬闊，字大疏朗，再加上所用紙、墨优良，印刷技術精湛，實為后人翻刻、翻印古代典籍的標准范本。

    (2)中央政府其它部門刻印書籍。國子監刻書之外，宋代中央政府各机關部門也都刻書。如崇文院、秘書監、太史局、德壽殿、左司廊局等殿、院、監、司、局。有些部門則刻些与本職權相關的專業書籍。但是總的情況是，各部門刻書，仍以經、史著作為主，今据葉德輝《書林清話》引各家知見書目所記：

    崇文院于咸平三年(1000年)刻印《吳志》三十卷，天圣二年(1024年)刻印《隋書》八十五卷，天圣七年(1029年)刻印孫??《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寶元二年(1039年)刻印賈昌朝《群經音辨》七卷。此外，986年到1034年崇文院与國子監校刻了《說文解字》、《廣韻》、《玉篇》以及《集韻》、《孔部韻略》等字書、韻書。

    德壽殿刻印劉球《隸韻》十卷。据《宋史·職官》：尚書省，"掌施行制令，舉省內綱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听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詔廢置、賞罰。"在尚書省隸屬的机關內，也都有藏書保存，而且刻書。如左司廊局即曾于淳熙三年(1126年)刻印過《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此書卷末有題記："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局內曹掌典秦玉禎奏聞：壁經、春秋、左傳、國語、史記等書，多為蠹魚傷牘，不敢備進上覽，奉敕用棗木椒紙，各十部，四月九日進覽。監造臣曹棟校梓，司局臣郭慶驗牘"。

    秘書監于元丰七年(1084年)，趙彥若校刻張邱建《算經》三卷，唐王孝通《輯古算經》一卷。

    又如隸秘書省的太史局，"掌測驗天文、考定歷法，凡日月、星辰、風云、气候、詳青之事，日具所占以聞。歲頒歷于天下，則預造進呈"。"其別局存天文院……鐘鼓院……，印歷所，掌雕印歷書"。說明宋代的歷書不僅采用印刷，而且設有專門的印刷歷書的机构。

    2.地方官刻

    書金兵南下，臨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國子監書版全遭毀棄，秘書省、國子監的刻書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南宋建國初期，搜尋一些北宋舊監本書籍，國子監無力重雕，即令臨安府及兩浙、兩淮、江東等地方政府部門刻版，然后送歸國子監，即使如此，也只刻印了九經白文、十三經古注、十二經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書和《資治通鑒》。其它書版多存在原地印賣，或由讀者贖買。因此，南宋時期地方官刻書迅速發展起來。如：各地方公使庫，中央在地方各路設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縣軍學、郡學、縣學、書院等等都普遍刻書、印書。

    今据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中依已見前人書目著錄，和各圖書館等藏書單位現有實書以及《中國善本書總目錄》所著錄的現存書籍，略加摘選敘述：

    (1)公使庫刻書。公使庫是宋代地方上接待中央來往官吏安寓的地方。相當現代的招待所。這种部門，由于較殷實的經濟力量，加之往來客寓都是政府官員，因此多附庸風雅，從事刻書印書。凡用公使庫錢刻印的版本都稱公使庫本。如：元符元年(1098年)蘇州公使庫刻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三卷。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庫刻《歐陽文忠六一居士集》五卷，續刻五十卷。紹興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庫刻《騎省徐公集》三十卷。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庫刻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庫刻曾??《大易粹言》十二卷。淳熙四年(1177年)撫州公使庫刻《禮記鄭注》二十卷，附《釋文》四卷。淳熙六年(1179年)春陵郡庫刻《河南程氏文集》十卷。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庫刻《顏氏家訓》七卷。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庫刻《荀子》(圖7-10)二十卷。淳熙九年(1182年)信州公使庫刻李复《??水集》十六卷。淳熙十年(1183年)泉州公使庫印書局刻《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八十卷。淳熙十四年(1187年)鄂州公使庫刻《花間集》十卷。

    此外，据《中國善本書總目錄》載：北圖收藏有淳熙年間撫州公使庫刻元遽修本《周易》九卷，及淳熙四年(1173年)刻《禮記》二十卷、《釋文》四卷殘卷。

    (2)各路使司刻書。据《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天圣析為十八，元丰析為二十三：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河北東、西，永興，秦風，河東，淮南東，兩浙，兩淮，江南東、西，荊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廣南東、西。高宗南渡后，所存者，兩浙、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廣西等十五路。"政府在各路設置茶鹽司、安撫司、轉運司、提刑司等机构主管茶鹽專賣、民政、水路轉運、財政稅收、提點刑獄訴訟等事務。這些机构，掌握著各地方的政治經濟命脈，有較雄厚的力量和條件，也競相從事刻書、印書。

    据葉德輝《書林清話》記：

    熙宁二年(1069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刻過《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紹興三年(1133年)刻《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楊雄《太玄經》十卷。紹興六年(1136年)刻《事類賦》三十卷，以及無年號《唐書》二百卷。

圖7-10　刻工蔣輝刻《荀子》

    兩浙西路茶鹽司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刻《臨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兩浙東路紹熙三年(1192年)茶鹽司刻宋元遽修本《周禮正義》七十卷(中國善本書總目錄北圖藏)。

    兩浙東路安撫使乾道四年(1168年)洪适刻《元氏長慶集》六十卷。

    浙西提刑司淳熙六年(1179年)刻《作邑自箋》十卷。此書影宋抄本卷末有"淳熙已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題記。

    江西提刑司嘉定五年(1212年)刻洪邁《容齋隨筆》一至五筆，共七十四卷。

    福建轉運司紹興十七年(1147年)刻《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漳州轉運使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刻印大字本《三國志》。

    淮南東路轉運司淳佑十年(1250年)刻《徐積節孝先生文集》三十卷。

    荊湖北路安撫司紹興十八年(1148年)刻《建康實錄》二十卷。湖北茶鹽司(亦稱湖北庚司)淳熙二年(1175年)補刻紹熙茶鹽提舉司本《漢書》一百二十卷。

    除上述之外，還有以漕司、漕台、計台、庚司、倉台、漕院等官署名稱刻書。如：建安漕司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黃湯刻黃伯思《東觀余論》不分卷。嘉定三年(1210年)刻《東觀余論》二卷。開慶元年(1259年)湯漢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

    福建漕司吳堅刻《龜山先生語錄》四卷、《后錄》二卷。卷末有"后學天台吳堅刊于福建漕司"二行題記。

    廣西漕司紹興三年(1133年)刻王叔和《脈經》十卷。

    江東倉台淳熙七年(1180年)刻洪适《隸續》二卷。

    江西計台淳熙八年(1181年)錢佃刻《荀子》楊??注二十卷。

    江西漕台淳熙九年(1182年)尤袤刻《荀悅申監》一卷。邱宗卿刻《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中國善本書總目錄北圖藏)

    淮南漕廨嘉定八年(1415年)王大昌刻《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

    廣東漕司寶慶元年(1225年)刻《新刊校定集注杜詩》三十六卷。此書每卷末有"寶慶乙酉廣東漕司鋟梓及校勘各官銜名"。

    江東漕院紹定四年(1231年)趙善湘刻衛??《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3)各州(府、縣)刻書。《宋史·職官志》："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諸鎮節度會于京師，賜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號權知軍州事，軍謂兵，州謂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二品以上及州中書、樞密院宣征使職事，稱制某府、州、軍、監"。"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軍、監亦如之。掌總理郡政、宣布條款、守民以善而糾其奸慝，歲時勸課農桑，旌別孝悌，其賦役、錢谷、獄訟之事，兵民之政皆總焉"。

    這些府、州衙署，有條件也都刻書印書。如：江宁府嘉佑三年至四年(1058-1059年)刻《建康實錄》二十卷。杭州嘉佑五年(1060年)中書省奉旨下杭州鏤《新唐書》二百五十卷。元佑元年(1086年)杭州路刻《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紹興九年(1139年)刻《文粹》一百卷。

    明州紹興十九年(1149年)刻《徐鉉騎省集》三十卷，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刻《文選》六十卷。

    溫陵州淳熙九年(1182年)刻胡志堂《讀史管見》八十卷。此書有胡大正刻書序："淳熙以前無刻本，至大正官溫陵，始刊于州治之中和堂"。

    吉州嘉定二年(1209年)刻《張先生校正楊寶學易傳》二十卷。

    紹興府紹興九年(1139年)刻《毛詩正義》四十卷。此書前列校勘各官名外，有"紹興九年九月十五日紹興府雕造"題記。嘉泰元年(1201年)刻施宿《會稽志》二十卷。

    臨安府紹興九年(1139年)刻《群經音辨》七卷，《漢官儀》三卷，書卷末有"紹興九年三月臨安府雕印字"。《文粹》一百卷，卷末有"臨安府今重行開雕唐文粹壹部，計二十策。已委官校正訖。紹興九年正月□日……"。紹興十年(1140年)刻《西漢文類》五卷。

    平江府紹興十五年刻李誡《營造法式》三十四卷。余姚縣紹興二年(1132年)刻《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

    兩浙臨安府蜀鹽官縣刻《通典》二百卷。

    眉山紹興十四年(1144年)刻《宋書》一百卷，《魏書》一百四十卷，《梁書》五十六卷，《南齊書》五十九卷，《北齊書》五十卷，《周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即世稱之眉山七史。

    (4)州(府、軍)郡、縣學刻書。宋代教育事業發達，全國各州、府、軍、縣都設立學校，稱州學、軍學、縣學。是教書育人的重要基地。《宋史·職官志》"慶歷四年，詔諸路州、軍、監各令立學，學者二百人以上者，許更置縣學。自是州郡無不有學"。"始置教授，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于幕職，州縣內，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充"。

    這些學校由較高學藝水平之人主持，又具備一定的學田財力，所以能以大量刻印書籍。其大致情況如下：

    １州軍學：

    天圣七年(1029年)江陰軍學刻《國語韋昭注》二十一卷，宋庠《國語音》三卷。

    紹興十年(1140年)宣州軍州學刻梅圣俞《宛陵集》六十卷。

    紹興十七年(1147年)黃州州學刻王禹??《小畜集》三十卷。

    婺州州學教授沈??刻蘇詢《嘉佑集》十六卷。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惠州軍州學刻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撫州州學刻謝邁《竹友集》十卷。

    紹興二十七年(1157年)南劍州州學刻孫甫《唐史論斷》三卷。

    盧州州學刻《孝肅包公奏議集》十卷。乾道元年(1165年)建昌軍學刻黃裳《溪山集》六十卷。

    乾道二年(1166年)揚州州學教授湯修年刻廖剛《高峰集》十二卷。

乾道四年(1168年)興化軍學教授蔣邕刻《蔡忠惠集》三十六卷。

    乾道七年(1171年)衢州軍州學刻王溥《五代會要》三十卷。

    邵武軍學刻廖剛《高峰集》十二卷。

    紹熙三年(1192年)高郵軍學刻秦觀《淮海集》四十九卷。

    慶元六年(1200年)建昌軍學南丰縣主簿林宇沖刻《宋書》二百卷。

    嘉定元年(1208年)台州州軍刻林師箴《天台前集》三卷。

    端平元年(1234年)臨江軍學刻張洽《春秋集注》十一卷。

    ２郡齋本：

    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姑蘇郡齋王琪刻《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補遺。

    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春陵郡齋刻《寇萊公詩集》三卷。

    南宋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會稽郡齋刻《鮑彪戰國策》十卷。

    紹興四年(1134年)高郵齋刻孫覺《春秋經解》十五卷。臨川郡齋詹大和刻王安石《臨川集》一百卷。

    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宣州郡齋樓照刻《謝宣城集》五卷。紹興三十一年(1167年)贛郡齋刻陳襄《古靈先生集》二十一卷，《年譜》一卷，附錄一卷。

    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盱江郡齋刻鄭俠《西塘集》二十卷。

    乾道二年(1166年)泉南郡齋刻《宋孔傳六帖》二十卷。吳郡齋刻呂本中《東萊先生詩集》二十卷。

    乾道三年(1167年)江郡齋刻《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四十卷。??山郡齋刻《增廣注釋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九江郡齋刻鄭俠《西塘集》二十卷。

    乾道六年(1170年)刻《集驗方》五卷。婺州郡齋李衡自刻《周易義海提要》十二卷。

    乾道七年(1171年)姑熟郡齋刻《傷寒要旨》一卷、《藥方》一卷。

    乾道八年(1172年)姑熟郡刻楊侃《兩漢博聞》十二卷。

    淳熙二年(1175年)建安郡齋韓元吉刻《大戴禮記》十三卷。

    淳熙三年(1176年)廣德郡齋以中字本重刻蜀小字本《史記》。

    淳熙五年(1178年)趙山甫蒞郡取褚少孫所續別為一帙，八年(1181年)澄江耿秉始次其卷第合而印之。括蒼郡刻劉安世《元城先生盡言集》十三卷。

    淳熙六年(1179年)吳興郡齋刻《魏鄭公諫錄》五卷。筠陽郡齋蘇詡刻蘇轍《欒城集》八十四卷。

    淳熙八年(1181年)池陽郡齋尤袤刻《文選李善注》六十卷，《考异》一卷，《文選》雙字三卷，《昭明太子集》五卷。

    淳熙十一年(1184年)南康郡齋朱端章自刻《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八卷。

    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襄陽郡齋吳琚刻《襄陽耆舊集》一卷。

    紹熙二年(1191年)會稽郡齋刻鮑彪《戰國策校注》十卷。

    紹熙三年(1192年)邵陽郡齋胡澄刻賀鑄《慶湖遺老師集》九集，拾遺一卷，補遺一卷。

    宁宗慶元元年(1195年)郡陽郡齋黃沃刻其父公度《知稼翁集》十二卷。

    嘉泰元年(1201年)筠陽郡齋刻米芾《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

    嘉泰四年(1204年)新安郡齋沈有開刻呂祖謙《皇朝文鑒》一百五十卷。

    開禧元年(1205年)天台郡齋業箋刻《石林奏議》十五卷。

    嘉定元年(1208年)永嘉郡齋施??刻陳傅良《止齋集》五十二卷。

    嘉定三年(1210年)高郵郡齋汪綱刻陳敷《農書》三卷。秦觀《蚕書》一卷。

    嘉定四年(1211年)宜春郡齋刻《唐摭言》十五卷。

    嘉定六年(1213年)泉州郡齋刻《梁溪先生集》一百八十卷，附錄六卷。舒州郡齋張嗣古修補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庫曾??《大易粹言》十卷。

    嘉定七年(1214年)真州郡齋刻陳敷《農書》三卷。秦觀《蚕書》一卷。

    理宗寶慶二年(1226年)建安郡齋葉岩刻《曾??類說》六十卷。

    寶慶三年(1227年)南劍州郡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

?nbsp;   芏ㄔ�c?1228年)台州郡齋陸??刻其父陸游《老學庵筆記》十卷。嚴州郡齋刻潘閬《逍遙詞》一卷。

    紹定二年(1229年)婺州郡齋刻呂本中《童蒙訓》三卷。

    端平元年(1234年)新安郡齋重修嘉定十五年、補修嘉泰四年沈有開刻《皇朝文鑒》一百五十卷。

    淳佑三年(1243年)宜春郡齋程公許刻其兄公說《春秋分紀》九十卷。

    淳佑九年衢州郡齋游鈞刻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二十卷。莆田郡齋刻《劉克庄后村居士集》五十卷。

    淳佑十二年(1252年)當涂郡齋馬光祖刻《四書章句集注》二十六卷。

    寶佑元年(1253年)盧陵郡齋刻楊仲良《皇朝通鑒紀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寶佑四年(1256年)臨川郡齋刻謝采伯《密齋筆記》五卷，續一卷。

    寶佑五年(1257年)嚴陵郡齋刻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崇陽郡齋刻《張詠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咸淳六年(1270年)盱江郡齋黎靖德刻《朱子語類》一百四十卷。

    ３郡庠本：

    高宗紹興元年(1131年)泉南郡庠韓仲通刻《孔氏六帖》三十卷。

    紹興八年(1138年)吳興郡庠刻《新唐書糾繆》二十卷。紹興三十年(1160年)宜春郡庠刻唐廬肇《文木西工集》三卷。

    孝宗乾道元年(1165年)永州郡庠葉程刻《唐柳宗元柳州集》三十卷，外集一卷。

    乾道二年(1166年)揚州郡庠刻沈括《夢溪筆談》二十六卷。

    乾道三年(1167年)臨汀郡庠刻晁說之《嵩山文集》二十卷。福唐郡庠刻《漢書》一百二十卷。

    乾道四年(1168年)溫陵郡庠刻《蔡襄忠惠集》三十六卷，臨汀郡庠刻《錢塘韋先生集》十八卷。

    乾道五年(1169年)臨汝郡庠刻徐積《節孝語錄》一卷。

    乾道九年(1173年)高郵郡庠刻秦觀《淮海集》四十九卷。

    淳熙三年(1176年)蘄春郡庠刻《王先生集》八卷。

    淳熙九年(1182年)泉州郡庠刻《潛虛》一卷。

    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東宁郡庠刻龔頤正《芥隱筆記》一卷。

    理宗紹定元年(1228年)桐江郡庠刻《老學庵筆記》。

    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衢州郡庠趙湛刻《四書朱子集注》二十六卷。

    ４郡府學、縣齋、縣學、學宮、??宮、學舍刻書：

    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臨安府學刻賈昌朝《群經音辨》七卷。

    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平江府學刻《韋蘇州集》十卷。

    淳熙二年(1175年)嚴州府學刻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二百九十卷。

    淳熙三年(1176年)安陸郡學刻鄭獬《鄖溪集》二十八卷。

    光宗紹熙二年(1191年)池州郡學張釜刻其祖《綱華陽集》四十卷。

    宁宗慶元五年(1199年)池陽郡學刻胡銓忠簡先生《文選》九卷。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泉州府學刻《真德秀心注》一卷。

    度宗咸淳元年(1273年)鎮江府學教授李士忱刻《說苑》二十卷。

    理宗寶佑四年(1256年)刻《建康實錄》二十卷。

    光宗紹熙五年(1194年)當涂縣齋刻周渭《彈冠必用集》一卷，本書卷末有"紹熙甲寅當涂縣令沈??刊于正已堂"題記二行。

    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六峰縣齋劉昌詩自刻《蘆浦筆記》十卷。

    嘉定十四年(1221年)高安縣齋刻范祖禹《帝學》八卷。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大庾縣齋趙時棣刻《真德秀政經》一卷。

    淳佑十二年(1252年)建陽縣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湘陰縣齋向文龍刻《朱子楚辭集注》八卷。

    咸淳五年(1269年)崇陽縣齋伊賡刻《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錄一卷(葉德輝注此書為郡齋本)。

    高宗紹興十二年(1142年)汀州宁化縣學刻《群經音辨》七卷。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黃嚴縣學刻張九成《橫浦心傳錄》三卷，《橫浦日新》一卷。

    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縣學刻《林鉞漢雋》十卷。

    宁宗慶元六年(1200年)華亭縣學刻晉二俊《陸士衡集》十卷，《陸士龍集》十卷。

    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昆山縣學刻《玉峰志》三卷、續一卷。

    寶佑五年(1257年)永福縣學刻徐自明《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

    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泉州學宮彭椿年刻《程大昌禹貢山川地理圖》二卷。

    宁宗嘉定三年(1203年)溧陽學宮刻《陸游渭南文集》五十卷。

    理宗紹定元年(1230年)桐江學宮刻《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端平二年(1235年)富川學宮刻《朱鑒詩傳遺說》六卷。

    淳佑四年(1244年)衢州學宮刻楊伯岩《六帖補》二十卷。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湖州??宮刻蔡節《論語集說》十卷。

    淳熙七年(1180年)舒州??宮刻蔡邕《獨斷》二卷。

    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鄞縣??宮刻《朱子讀書法》四卷。

    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吳郡學舍刻《呂祖謙大事記》十二卷，通釋三卷，解題十二卷。

    此外如：太醫局于宁宗嘉定年間刻《小儿衛生總微論方》二十卷。

    ５書院本：

    中國古代書院是社會文化教育基地之一，它具有講學、藏書、著書、刻書、學術研究等多种職能，刻書則是其中的重要一項。書院刻書始于宋代。南宋時書院數量的增加，使書院對書籍的需要量不斷擴大，促進了刻書的發展。以后日漸成熟。元明兩朝書院繼續刻書，至清代為最興盛，形成了古代刻書史上獨樹一幟的書院刻本。為研究中國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憑證。

    据記載，宋代書院刻書有：

    婺州麗澤書院于理宗紹定三年(1230年)重刻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呂祖謙《新唐書略》三十五卷。

    象山書院紹定四年(1231年)刻袁燮《挈齋家塾書鈔》十二卷。

    泳澤書院淳佑六年(1246年)刻大字本《朱子四書集注》十九卷。

    龍溪書院淳佑八年(1248年)刻陳淳《北溪集》五十卷，外集一卷。

    竹溪書院寶佑五年(1257年)刻方岳《秋崖先生小蒿》八十三卷。

    環溪書院景定五年(1264年)刻《仁齋直指方論》二十六卷，《小儿方論》五卷，《傷寒類書活人總括》七卷，《醫學真經》一卷。

    建宁府建安書院咸淳元年(1265年)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續集十卷，別集十一卷。

    吉州白鷺州書院于嘉定十七年(1222年)刻漢班固撰《唐顏師古集注》、《漢書集注》一百卷。劉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后漢書注》九十卷，晉司馬彪撰梁劉昭注《漢志注補》五十卷，序例后附景佑刊誤本及參校補本及入注各本。并有"甲申歲刊于白鷺州書院"牌記。

    梅隱書院于嘉定年間(1208-1224年)刻宋蔡沈撰《書集傳》六卷。內有"梅隱書院鼎新�衒�"牌記。

    鄂州孟太師府鵠山書院刻宋司馬光《資治通鑒》二百九十四卷。卷六十八末頁有"鄂州孟太師府三安撫位梓于鵠山書院"牌記。

    紫陽書院刻宋魏了翁《周易要義》十卷，《周易集義》六十四卷。

    (三)私人刻書

    亦稱私刻、家刻、家塾刻本，是指私人出資刻印圖書。由于校刻人比較注重書籍底本的選擇和進行精細的校訂，所以這种書的質量一般是很被推崇的。家塾刻本往往在刻書上印有某某家塾之印記。

    今就《書林清話》据知見目錄諸家記錄及葉氏考證之要者，列舉宋私家刻書如下：

1.私刻本

    有刻印時間記載的北宋本有：仁宗寶元二年(1039年)臨安孟琪刻《姚鉉文粹》一百卷。

    慶歷六年(1046年)京台岳氏新雕《詩品》三卷。

    嘉佑二年(1057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記索隱》三十卷。

    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寇約刻其叔宗??《本草衍義》二十卷。

    南宋之后，私家刻書風气更加興盛，所見著錄也較北宋為多。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1152年)瞿源蔡道潛宅墨寶堂刻《管子》二十四卷。

    紹興二十五年(1155年)清渭何通直宅万卷堂刻《漢雋》七冊。

    紹興三十年(1160年)麻沙鎮水南劉仲吉宅刻《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乾道間刻《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乾道五年(1169年)麻沙鎮南齋虞千里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吳興施元之三衢坐嘯齋于乾道八年(1172年)刻印蘇頌《新儀象法要》三卷，王撫乾宅乾道八年(1172年)刻王灼《頤堂先生文集》五卷。

    錦溪張監稅宅淳熙元年(1174年)刻《桓寬鹽鐵論》十卷。

    武溪游孝恭德??登俊齋淳熙三年(1176年)刻蜀本《三蘇文粹》六十二卷。

    廉台田家淳熙七年(1180年)刻台州公使庫本《顏氏家訓》七卷。

    建安劉日新宅開禧元年(1205年)刻王宗傳《童溪易傳》三十卷。

    吉州周少傅府嘉泰元年(1201年)刻《文苑英華》一千卷。

    祝太傅宅嘉熙三年(1239年)刻祝穆《方輿胜覽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續后集二十卷、拾遺一卷。

    其它如：建宁府麻沙鎮虞叔异宅刻《括异志》十卷。秀岩山堂刻《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建安劉叔剛宅刻《附釋音禮記注疏》六十三卷。建安王懋甫桂堂刻《宋人選青賦箋》十卷。眉山程舍人宅刻《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姑蘇鄭定刻《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錢塘王叔邊家刻《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后漢書》一百二十卷。婺州市門巷唐宅刻《周禮鄭注》十二卷。婺州義烏酥溪蔣宅崇知齋刻巾葙本《禮記》五卷。婺州東陽胡倉王宅桂堂刻《三蘇文粹》七十卷。劉氏學禮堂刻《履齋示儿編》二十三卷。隱士王氏取瑟堂刻《中說》十卷。畢万齋宅富學堂刻《李燾經進六朝通鑒博議》十卷。

2.家塾刻本

    現存于世的，如：紹定二年(1229年)池州張洽刻《昌黎先生集考异》(圖7-11)十卷。

圖7-11　池州刻本《昌黎先生集考异》

    建安蔡子文東塾之敬室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刻《邵子系壤集》十五卷。

    建溪三峰蔡夢弼傅卿家塾于乾道七年(1171年)刻《史記》一百三十卷。

    建安陳彥甫家塾于宁宗慶元二年(1196年)刻葉??《宋名賢四六叢珠》一百卷。

    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慶元三年(1197年)刻《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鑒詳節》一百二十卷。刻《李學士新注孫尚書尺牘》十六卷。該書目錄后有"蔡氏家塾校正"隸書木記。

    建安黃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記正義》一百三十卷。慶元嗣元(1196年)刻《前漢書》一百二十卷。該書有"慶元嗣歲端陽建安劉之向謹識記"，列傳第一卷末有"建安黃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

    建安劉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后漢書》一百二十卷。目錄后題"建安劉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舉家塾于慶元六年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別集一卷，《論語筆解》十卷。卷首《昌黎先生序傳碑記》一卷、《看韓文綱目》一卷、《引用書目》一卷、《評論詁訓音釋諸儒名氏》一卷、《韓文類譜》七卷。后附許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又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附錄二卷、外集二卷，《新編外集》一卷，《龍城錄》二卷。前載《看柳文綱目》一卷、《宋文安禮柳先生年譜》一卷，《評點詁訓諸儒名氏》一卷。后附《柳先生序傳碑記》一卷。文集后序五篇。

    建安曾氏家塾刻《文場資用分門近思錄》二十卷。

    建安虞氏家塾刻《老子道德經》四卷，家塾本中較稱著于世的還有廖瑩中世彩堂于咸淳年間(1265-1274年)刻韓、柳文集：《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河東先生集》四十四卷。各卷后鐫有篆書"世彩廖氏刻梓家塾"。

    (四)坊肆刻書

    坊肆刻書又稱坊刻。指書商刻印的書。其刻書以售賣流通營利為目的。一般書場自己有寫工、刻工、印工，刻書往往也稱書林、書肆、書堂、書棚、書舖、書籍舖、經籍舖等。坊肆刻書起源最早，從唐代印刷術發展以來，坊間刻書十分興盛，入宋后，坊刻更為普遍。宋代的坊肆刻書遍布全國各地，特別是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個主要地區，坊肆刻書十分活躍。有些坊肆從事刻書賣書甚至几代人相繼傳承。据《書林清話》依各知見目錄載：

1.浙江

    杭州大隱坊政和八年(1118年)刻《重校正朱肱南陽活人書》十八卷。

    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刻《釣磯立談》一卷、《澠水燕談錄》十卷、《北戶錄》三卷、《茅亭客話》十卷、《卻掃編》三卷、《續幽怪錄》四卷、《篋中集》一卷、《曲洧舊聞》十卷。該書序后有"臨安府太廟前經籍舖尹家刊行"一行。

    杭州錢塘門里車橋南大街郭宅□舖刻《寒山拾得詩》一卷。据葉德輝考證宅下□是"紙"字。

    臨安府金氏刻《甲乙集》十卷。此書据葉德輝考證，為南宋書棚本，即臨安府棚北大街眭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印行的書籍。

    金華雙桂堂景定二年(1261年)刻宋伯仁《梅花喜神譜》二卷。

    此外，現今藏書單位仍有流傳的宋代浙江刻書有：

    杭州開箋紙馬舖鐘家刻《文選五臣注》三十卷(唐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北大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均有殘卷，卷末刻有"錢塘鮑詢書字，杭州貓儿橋河東岸開箋紙馬舖鐘家印行。"

    臨安榮六郎書籍舖刻葛洪撰《抱朴子內篇》二十卷(圖7-12)。現藏遼宁省圖書館。該書卷二十后刻有"舊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經史書籍舖，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旦日"牌記。該店原設開封，高宗南遷，榮氏書舖也跟隨南下，于杭州繼續開店印賣書籍。說明其店經營歷史悠久，且注重內容校勘精确、書籍質量上乘。是一份极有宣傳力的售書廣告。

    南宋時，浙江地區坊間刻書最著名的主要是陳氏。臨安府陳氏書籍舖不止一家。其所刻書可視為宋代書棚刻書的代表。据知見目錄和現存實物考證，陳氏刻書多在書后印有牌記。

    陳氏刻書者，又以陳起父子頗受重視。陳起字宗之，室名芸居樓，于臨安府睦親坊賣書開肆。能詩，有較深的文學造詣，又有武林陳學士之稱，尤其与江湖詩人交往密切。好刻唐人詩集，有"字畫堪追晉，刊詩欲遍唐"之譽。陳氏刻印的唐宋文集和筆記小說有近百种之多。他對于貧困的文士以及怀才不遇者，抱有同情之心，低价售書或慷慨解囊相助。与他交往的詩人寄贈詩詞中，即有"哦詩苦似悲就客，收价清于賣卜錢"，"獨愧陳徵士，賒書不問金"的詩句。

    陳起之子續芳也刻書賣書。据葉德輝据諸家書目記載所統計，陳氏刻書每卷后均刻字一行，其文詳略不同。如卷后記：

    １臨安府棚北睦親坊陳解元書籍舖刊行的書有：《宋鄭清之安晚堂集》七卷、《宋林同孝詩》一卷、《宋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詩選》一卷、《陳必复山居存稿》一卷、《劉翼心游摘稿》一卷、《李龍廾梅花衲》一卷。

    ２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舖刊印的書，有：《宋張至龍雪林刪余》一卷。

    ３臨安府棚北大街陳解元書籍舖印行的書有《宋周弼汶陽端平詩雋》四卷、《李龍廾翦綃集》一卷。

    ４臨安府棚北眭親坊巷口陳解元宅刊行的書有：《唐王建集》十卷。

    ５臨安府陳道人書籍舖刊行的書有：《漢劉熙釋名》八卷、《唐康駢劇談錄》二卷、《宋釋文瑩湘山野錄》三卷、續一卷。《宋鄧椿畫繼》五卷、《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六卷。

    ６臨安府陳道人書舖刊行的書：《宋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

    ７陳道人書籍舖刊行的書，宋無撰人《燈下閒談》二卷。

圖7-12　宋紹興二十二年臨安府榮六郎書籍舖刻《抱朴子內篇》

    ８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刊行的書有：《唐韋蘇州集》十卷，《唐求詩》一卷，《宋李龍廾梅花衲》一卷。劉過《龍洲集》一卷。

    ９臨安府棚前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刊行唐《李群玉詩集》三卷、后集五卷。

    10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舖刊行的書：宋姜夔《白石道人詩集》一卷，宋王琮《雅林小稿》一卷，戴复《古石屏詩續集》四卷。

    11臨安府陳氏書籍舖刊行的書：宋俞桂《漁溪詩稿》二卷。

    12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印的書：唐《張??詩集》一卷。

    13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印的書：唐《周賀詩集》一卷，《李中碧云集》三卷，《唐女郎魚玄机詩》一卷。

    14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棚前北陳宅書籍舖印的書：《宋陳允平西麓詩稿》一卷。

    15臨安府棚前北睦親坊南陳宅經籍舖印的書：《梁江文通集》十卷。《唐李賀歌詩編》四卷，集外詩一卷，《孟東野詩集》十卷，《韋庄浣花集》十卷。

    16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印行的書：《唐羅昭諫甲乙集》十卷。

    17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舖印的書：唐《朱慶余詩集》(圖7-13)一卷，宋《趙与山百賓退錄》十卷。

圖7-13　臨安府睦親坊陳宅經籍舖刻《朱慶余詩集》

    18臨安府棚北大街陳宅書籍舖印行的書：唐李咸用《李推宮披沙集》六卷，戴复《古石屏詩續集》四卷。

    19臨安府棚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的書：《唐常建詩集》二卷。

    臨安書肆刻書不止一家，除陳姓之外，還有陳思刻書亦稱陳道人。南宋藏書家陳振孫《室刻叢編》序："都人陳思賣書于市，一士之好古博雅，其搜遺獵忘，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淪墮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既開書肆賣書也自刻所著書"。著述有《室刻叢編》、《海棠譜》、《書苑菁華》、《書小史》、《小字錄》等。

    同時，有臨安府鞔鼓橋南河西岸陳宅書籍舖刻《容齋三筆》十六卷，以及臨安府洪橋子南河西岸陳宅書籍舖刻唐《李勳丞相集》二卷等。

2.福建

    閩中是宋代坊間刻書最繁榮的地區。据記載如：建宁府黃三八郎書舖于乾道元年(1165年)刻《韓非子》二十卷。乾道已丑(1169年)刻《鉅宋重修廣韻》五卷。

    建陽麻沙書坊紹興十年(1140年)刻《曾??類說》五十卷，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刻新雕《皇宋事實類苑》七十八卷。又刻有魏天應《論學繩尺》十卷，《十先生奧論》四十卷。以上兩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題要，雖無刻書年號，但据版式可定為南宋建陽麻沙坊本。

    武夷詹光祖月崖書堂淳佑間刻《資治通鑒綱目》五十九卷。

    崇川余氏刻《新纂門目五臣音注揚子法言》十卷。該書序后刻有"謹將監本寫作大字刊行。校證無誤，專用上等好紙印造，与他本不同，收書賢士幸詳監焉。崇川余氏家藏。"題記。說明其所刻印之書以監本為底本，詳加校證，用紙印刷均屬上乘，歡迎仕士仁人購買。又是一份有力的宣傳性廣告。

    建宁府陳八郎書舖，刻《賈誼新書》十卷，建安江仲達群玉堂刻宋麻沙坊本《二十先生回瀾文鑒》十五卷，后集八卷。

    福建坊刻中最著名的是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傳世的宋刻本中，有余氏紹熙二年(1191年)刻漢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十二卷。序后有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刻書廣告，卷一、二、四、七、十一后有"余氏刊于万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訖"等題記。

    余氏經營刻書年代悠久，世代相傳，直至元、明仍刻書為業。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曾御敕軍机大臣對于余氏刻書歷史進行調查，敕文說：

    "近日閱米芾墨跡，其紙幅有勤有二字印記，未能悉其來歷，及閱內府所藏舊版千家注杜詩，向稱為宋??者，卷后有皇慶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數字，皇慶為元仁宗年號，則其版是元非宋。繼閱宋版古列女傳，書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樣。則宋時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塾設書版之精者，稱建安余仁仲雖未刊有堂名，可見閩中余版，在南宋久已著名。但未知北宋時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書所載，明季余氏建版优盛行，是其世業流傳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刊書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詢之閩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詳，若在本處查考，尚非難事，著傳諭鐘音，于建宁府所屬訪查余氏子孫，見在是否尚習刊書之業。并建安余氏自宋以來刊印書版源流。及勤有堂盼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遺跡已無可考，僅存其名，并其家在宋曾否造紙。有無印記之處，或考之志乘，或徵之傳聞，逐一查明，遇便复奏，此系考訂文墨舊聞，無關政治，鐘音宜選派誠妥之員，善為詢訪，不得稍涉張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扰。將此隨該督奏摺之便，諭令知之，尋据复奏。"

    鐘音經過調查，复查如下："余氏后人余廷襄等呈出族譜，載其先世自北宋建陽縣之書林，即以刊書為業，彼時外省极少，余氏獨于他處購選紙料，印記勤有二字，紙板俱佳，是以建安書籍盛行。到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時，有余文興，號勤有居士，亦系襲舊有堂名為號，今余姓見行紹慶堂書集，据稱即勤有堂故趾。其年已不可考"。

    余氏書肆，据葉德輝《書林清話》記錄，宋版刻本有：《周禮鄭注陸音義》十二卷，每卷后或載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于万卷堂，或余仁仲刊于家塾，卷末記經注音義字數。宋版《禮記》，每卷有余氏刊于万卷堂，或題余仁仲刊于家塾；或仁仲比校訖。宋《黃倫尚書精義》五十卷。前有建安余氏万卷堂刊行小序，又有淳熙七年(1180年)腊月朔旦，建安余氏万卷堂謹書題記。宋高承《重修事物紀原》二十六卷。書末題"慶元丁巳之歲，建安余氏刊"。

    元、明時期余氏繼續刻書。其牌記已多有改變。余氏元代刻本，留至下一節敘述。

    宋時建安余姓刻書，尚有几家，如：建安余恭禮宅嘉定九年(1216年)刻《活人事證方》二十卷。建安余唐卿宅寶佑元年(1253年)刻《許學士類證普濟本事方》十卷，又后集十卷(稱夏淵余氏明宅堂)。

    葉氏評論說"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余氏為最"。僅從余氏万卷堂之刻書業績，足以證實，确是如此。

3.江西

    臨江府新喻吾氏，刻《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

4.四川

    西蜀崔氏書肆，刻王??《南華真經注》二十卷，附拾遺一卷。該書序有："得宋本于西蜀陳襄之家，以授崔氏書肆命工刊行"題記。

    南劍州雕匠葉昌，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刻程俱《班佐誨蒙》三卷。

5.陝西

    咸陽書隱齋，慶元三年(1197年)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一百九十七卷。

6.山西

    汾陽博濟堂慶元元年(1195年)刻《十便良方》四十卷。

    此外，尚有不詳具体地區的宋坊刻本，或宋時書坊至元代仍繼續從事刻書事業的如：

    ??斐軒刻《新增詞林要韻》一卷。

    葛氏傳??書堂紹興三年(1133年)刻《溫公書儀》十卷，該書序后有"傳??書堂"、"稚川世家"二個木記。

    閩山阮仲猷种德堂，淳熙三年(1176年)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不注年號刻《楊氏家傳方》二十卷。《說文解字韻譜》五卷，卷后有"丙辰葛節种德堂刊"(該書為元延佑三年刻本)，是宋代書坊至元猶存之例。

    (五)釋、道藏的刻印

    宋代，不僅廣泛印刷書籍，宗教經典也開始了大規模的印刷。

1.釋藏

    宋太宗效法唐太宗對玄奘譯經事業的大力支持。注意建立宋王朝的譯經事業，設譯經院詔令梵僧進住譯經。為使譯經事業不致中斷，詔令從京城中選拔童幼惟淨者50多人送譯經院學習梵文，成為宋代最早的一批華籍佛經譯師。

圖7-14　宋刻《開寶藏》書影

    譯經活動，從太宗始到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五十四年間共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夾，譯出經論五百六十四卷。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廢譯經院(傳法)。元丰五年(1082年)罷經譯使、潤文官，廢譯經使司印，宋代譯經，到此時，基本上結束了。

    關于印刷佛教經典，影響最大的是太宗開寶四年(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完成的《開寶藏》(圖7-14)。由高品、張從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監制完成。歷經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裝幀，四百八十函，總計雕刻板片，十三万塊。這項宏大的工程，在中國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開寶藏》至今雖已沒有全本傳世，但仍有零卷流傳。

圖7-15　宋刻《佛頂心觀世音菩薩大陀羅尼經》書影

    《開寶藏》刻版后運于汴京(開封)印經院收藏。它的印本，對后世影響很大，成為一切官、私刻印藏經的標准依据，宋代政府還將印經送給高麗、契丹等地，這些國家或地方又据此予以翻刻、仿刻。

圖7-16　宋刻《磧砂藏》書影

    繼《開寶藏》刻印之后，宋代還有四次規模較大的官、私印經活動。它們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東禪寺等覺院主持沖真等人發起募捐雕刻的《福州東禪寺大藏》，亦稱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補刻一些入藏著述。有零卷流傳于世。如傳本華嚴經卷八十，題有"福州東禪寺等覺院主持慧空大師沖真于元丰三年庚申歲僅募眾緣，開大藏經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壽無窮，國泰民安、法輪常轉"。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壽大藏》之稱。該經為折裝。由此開始了藏經刻印的經折裝幀形式。圖7-15是晉康石處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羅尼經"。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開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組織刻經會，依東禪寺崇宁藏版的規模再次刻印。世稱毗盧藏，也稱開元寺版。

    政和末年(1117年)，由湖州思溪園覺禪院刻板，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觀察使王永從一家出資，依福州崇宁藏略去一般的入藏著述雕印而成，世稱《思溪藏》。約五千六百八十七卷，五百四十八函。

    南宋理宗紹定年間(1228年)，由當地官吏趙安國獨自出資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經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磧砂延安禪院刻印，世稱磧砂藏(圖7-16)。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禍漸起而中止，入元后，繼續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磧砂藏也有零卷流傳于世。

2.道藏

    宋初，道教盛行，太宗為攏絡人心，廣求道家經典，將包括先秦諸子著述在內的約七千余卷，抄寫后送到太清宮。真宗于大中祥符初年(1008-1016年)，又把秘閣所藏道經和太清宮所藏全部送至余杭，命學士戚綸、漕運使陳全佐、道士朱益謙、馮德等人進行修校，命王欽若總管其事。分目為三洞四輔(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輔：《晉書》東蕃四星名上相、次相、次將、上將)十二類。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目錄獻上之后，皇帝賜名《寶文統錄》，徽宗崇宁年間(1102-1106年)又詔訪道家經書，著書藝局令道士劉元道校定大藏，此時，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六年(1116年)送往福州閩縣万壽觀，由福州知州黃裳招工雕板，刻成后將板進于京師。因于万壽觀雕刻，所以定名為《万壽道藏》。惜經板在靖康變亂中，被金人擄走，遂成為金、元道藏雕印的藍本。

    (六)宋代刻書事業的特點

1.宋代刻書的地區分布

    宋代是中國雕版印刷事業普遍發展的時代，全國各地都有刻書、印書活動。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條件的不同，其繁榮程度也有區別。形成了宋代刻書事業的几個中心地區，所刻書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書最為興盛，這是自唐、五代沿襲下來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區刻書最為精美，南宋時代，福建刻書數量之多居全國首位。因而形成宋代著名的三大刻書中心。

    (1)四川地區。自唐代就是印刷事業發達的地方，長期以來積累了丰富的經驗。僅從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擔雕刻大藏經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區具有的雄厚的經濟基礎，以及刻版、印刷技術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為馳譽全國。南宋之后，四川刻書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轉移。如前所述，四川轉運使井憲孟主持刻印的《宋書》、《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七部史書，為世間著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導下，眉山地區還刻印了《周禮》、《春秋》、《禮記》、《孟子》、《史記》、《三國志》等經史著作。南宋中葉，眉山有坊刻本《冊府元龜》發行，上千卷的巨著，坊間已能夠承擔刻版印刷，更證明了宋代四川地區民間刻書事業的發達、繁榮。蜀刻本多以監本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內容、印刷均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傳下來。

    (2)浙江地區。北宋時，生產發達，經濟繁榮，杭州已經為國子監刻了不少書籍，兩浙東路和西路的廣大地區刻書事業也很興盛發達。南宋時，杭州成為首都，是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更加促進了官、私、坊刻書事業的發展。臨安城內棚北大街，眾安橋修文坊，太廟前私人書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術純熟，紙墨工料多選上等，許多雖系"書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藝術品，出現了陳氏、尹家、郭家、榮家等著名的刻書舖。近人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載，宋代監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為杭州刻印。除臨安(杭州)刻書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區也都刻書。如紹興、宁波、台州、嚴州、嘉興、湖州、溫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書并留傳于后世。据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載：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興、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書三百余种，大部分為宋版書中之佳品。

    (3)福建地區。宋代福建的刻書業，主要集中在建陽和福州兩地，前者以坊肆刻書著稱，后者以寺院刻藏經聞名。書肆刻書主要集中在建陽的麻沙鎮和崇化坊。世稱建本。宋祝穆《方輿胜覽》一書曾說："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建陽地處閩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紙事業發達，為雕版印書提供了有利條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陽、崇安接界處有書坊村，村皆以印書籍為業"。書坊村由刻書而得名，至今仍稱書坊鄉、書坊鎮。坊肆刻書著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時或稍后，書坊鎮還有熊、陳、鄭、葉等數家，在其東北二十里的麻沙鎮還有劉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從宋代到明代累世從事刻書事業，歷經數百年而不衰的刻書世家。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書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東禪寺院開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經典《崇宁万壽大藏》，以及開元寺版的《毗盧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間刻印的道家經典《万壽道藏》，總數近兩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證明福州地區刻書事業的繁榮与昌盛。

    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書，并留傳下來，如建宁知府吳革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周易本義》十二卷(今藏北京圖書館)。汀州宁化縣學刻于紹興十二年(1142年)的賈昌朝《群經音辨》十卷等。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區外，宋代刻書較多的地方還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撫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蘇、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區。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經濟、文化繁榮發達，也是黃河流域的刻書中心之一。僅從前述隨政府南遷的榮六郎書籍舖在其所刻《抱朴子內篇》一書牌記介紹的歷史情況看，足以證明，北宋京都汴梁刻書業繁盛之一斑。

    又如：建康郡齋于紹興十八年(1148年)刻《花間集》，平江府刻《營造法式》，昆山縣齋開禧三年(1807年)刻《昆山雜詠》，安徽歙縣魏覺愚淳佑十二年(1252年)刻印《儀禮要義》，貴池刻《山海經傳》、廣州刻印《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以及零陵郡庠刻《柳柳州外集》等等，都是技術水平較高的宋代地方刻本書籍。

2.宋代刻書風格

    印刷術盛行之后，書籍的外在形式，逐漸發生變化，由卷軸制過渡到冊頁制度。印刷書籍成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頁印刷而成。每一塊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紙張上，成為一頁。每個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稱。如：一塊版所占有的面積，稱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邊欄、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稱中縫。從版心折疊，成為一個對折頁的前后兩面，稱上、下面，或上、下頁。版心分作三欄，各欄之間是用有魚尾形的標志划分出來的。中欄一般印簡略書名、卷數、頁數，上欄最初是刻印頁數的地方，后來把書名移到此處，也有的刊刻印書家名稱，下欄記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記出版家名稱或叢書總名。

    (1)宋代刻書的版式。宋代的刻書，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風格，北宋刻本，版面多為雙邊，版心黑線較細或不印黑線，稱白口，字的行間比較寬闊，字体較大。南宋之后，書口黑線由細變粗，黑口比較流行。版框多為單邊，或上、下單邊、左右雙邊。書內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書人的牌記。宋版書中，在版面左欄(右欄也有時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內略記書的篇名，稱書耳或耳子。有的書，把整版面分成上、下兩欄，或三欄。每欄內再刻印文字。這种版面分欄的書籍，一般在大眾日用書、舉子場屋書或通俗文學小說之類的書中，特別常見。

    (2)宋代刻書的字体。北宋時期的刻書，多用歐陽詢体字，歐体字形略長，瘦勁秀麗，筆畫轉折輕細有角。后來逐漸流行顏真卿、柳公權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趨增多，柳体比顏体略瘦，筆畫挺拔有力，起落頓筆、過筆略細，橫輕直重。從不同地區看，浙江刻本多用歐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顏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書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淵。元代承襲南宋遺風，字体圓活，后來多用趙孟俯字体，更加柔軟秀媚，被稱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風气，刻書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難以區別。明嘉靖年間(1506-1522年)展開复古運動，刻書模仿宋代所用字体，著重采取了整齊方板、棱角峻厲的輪廓，筆畫呆滯，漸成机械或圖案。明末清初，漸漸形成橫輕直重、橫細直粗、四角整齊的方塊字，被稱之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來宋版書的字体，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著，到十九世紀現代活字印刷術興起，又用這种字体鑄造鉛字。因此，這种字体被固定下來，成為標准的印刷体。現代印刷界把它稱為"老宋体"。同時又鑄造了以南宋字体為標准的"長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漸發展出一种依照手寫楷体來雕版印刷的"軟体字"。也有依照行書或草書甚至篆文來雕版印書的。被稱為精刻本書籍。在現代鉛字印刷術中也有以楷書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軟体字為依据的。由此可見，宋代刻書字体，一直影響到現代書籍的印刷。

    (3)宋代刻書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書籍，需經過若乾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須經由刻版工人來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務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響著一部印本書的內容和版本質量。

    宋代刻書，往往在書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簡)。刻工姓名大都在刻書版面中縫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寫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務。寫工負責書寫原稿后貼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稱刻字匠；印工是負責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裝幀書籍的，又叫做裝潢匠。有的集寫、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職，通力合作。書內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責任之外，可能在當時僅為統計工作量而領取報酬的依据，并無其它意義，但是由于一個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時間性和地區性，因此，卻為后人考查一部書籍刻印地區或刻印時間提供了線索。如：

    南宋時期，臨安府于紹興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銃輯《文粹》。刻書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陳然、牛實、沈紹、朱禮、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紹興間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書中不提刻印地點，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賈琚、張通、牛實、李彥、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實參加過《文粹》一書的雕刻，因此可推斷本書的刻印地點是浙江杭州地區。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國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實、賈琚、屠友、張通、蔣湮、牛宥、楊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實、乙成、賈琚、李恂都參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國志注》也應當是刻于杭州地區。因之，這些人多是南宋地區的一批刻書良工。据張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裝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約有3千余人。他們對保存、傳播古代圖書文化做了重要貢獻。

    又据每個刻工工作的年限，為我們考查一部書的刻印時間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書。對北圖收藏的宋刻本楊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斷是："楊忱本載有張??讀管子，文中有紹興已未，即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而楊忱序題記大宋甲申。考紹興已未之后，有宋孝宗興隆二年(1164年)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為甲申，再一次甲申則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題大宋而不題年號，當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無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義，正宥有亡國之痛。書蓋開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則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為宋本，固無不可"。但是經考查該書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實、張通、楊謹等，他們曾參加過《白氏文集》的刻印，楊謹還參加了紹興間淮南路轉運司刻《史記集解》。此外，該書刻工中金升曾見于南宋孝宗淳熙間嚴州刻本《通鑒紀事本末》一書中，章??則見于紹興間臨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實還參加過紹興三年兩浙東路茶鹽司公使庫刻印的《資治通鑒》。可見他們都是南宋初期的刻書工人，依刻工情況，說明楊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實為南宋初期孝宗隆興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為一個人的工作時間有限，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楊忱序本《管子》實為南宋初期的刻本。認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說，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謂持重尊王攘夷、亡國之痛情緒的流露，正是指北宋滅亡，金人入侵時之歷史背景。

?nbsp;   秩紓核慰癱盡毒�鯕徶v摹罰�坏z艘蚱渚硨笥懈傻氯��?965年)、開寶二年(969年)校勘官銜名，曾定為北宋監本。但書內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孫勉等人，他們也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年)杭州刻本《廣韻》的刻工。同時，還分別參加過紹興期間所刻的《樂府詩集》、《經典釋文》等書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經典釋文》為南宋紹興間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監本。

    宋代其它地區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眉山張福孫、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廣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區刻工蔡慶、鄧生、吳清刻《陶靖節先生詩注》，吳文、鄧生、阮生刻《張子語錄》。吉安地區刻工蔡才、熊海、余彥、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劍南詩稿》。池州地區刻工潘暉、李卞、蔣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撫州刻工高安道、高文顯、周昂、余安刻《謝幼盤文集》，高志廣、蔡侃刻《王荊公唐百家詩選》等等。

    (4)宋代刻書的牌記。宋代刻書的牌記，也稱木記、墨圍、書牌。宋代刻本，刻書者往往把刻書家的姓名、堂號、或書坊字號，刻書年、月等事項刻于書中。但是并沒有固定的模式，也無固定的部位。書內記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詳、可略，地方常常在一書的序言、目錄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書留用牌記的風气，在后世的刻書中也被承傳下來。

    牌記的形式，各式各樣，不盡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長方形邊框，在框內簡單地題錄有關文字。宋代以后，牌記形式有所發展、變化，有的進行藝術加工。如刻成鐘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蓮花龕式。

    宋代刻本的牌記大略有以下几种類型：

    １反映刻書人、刻書地點、時間的。如：臨安書坊陳起所刻《周賀詩集》，卷末牌記有"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陳宅書籍舖"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漢書集注》牌記為："建安蔡純父刻梓于家塾"(圖7-17A)雙行文字。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兩行篆書牌記，用亞字形框邊。又如蔡夢弼刻《史記集解索引》，三皇本紀末刻："建溪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于東塾時歲乾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書"雙行牌記。

    ２說明版本來源，鐫刻底本依据，刻書質量。如：臨安府榮六郎刻《抱朴子內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記最為典型。

    又如：紹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卷末刻："公羊公梁二書，書肆苦無善本，謹以家藏監本及浙江諸處官本參校，頗加厘正，惟是陸氏釋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釀嘲陸氏釀作讓隱，元年嫡子作适舊，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眾，皆不敢以臆見更定，姑兩存之，以俟知者。紹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書"。

    再如：浙江王叔邊刻《后漢書注》，牌記為："本家今將前后漢書精加校正，并寫作大字，鋟板刊行，的無差錯，收書莫杰，伏望炳察，錢塘王叔邊謹咨"(圖7-17B)。

    ３反映版權所有：隨著印書事業的深入發展，南宋后，各地營業性書坊普遍建立，書籍印刷商業化競爭現象日漸突出，出版者保護權利的問題已經萌芽。

    如：宋刻本《東都事略》，目錄后有牌記："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版"(圖7-17C)。

圖7-17　宋代刻書牌記舉例

    ４反映刻書所用成本、工价。如：嘉泰二年(1202年)紹興刻本《會稽志》，牌記題："紹興府今刊會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書紙八百幅，古經紙一十幅，副頁紙一十幅，背古經紙平表十一幅，工墨錢八百文，每冊裝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記："一部二十四，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紙幅共耗一千三百張，裝背繞青紙二十張，背青白紙三十張。俊墨糊藥印背匠工等錢，共一貫三百文足，賃版錢一貫二百文足，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价錢八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學教授李清孫校勘無差"。

    (5)宋代刻書的紙張。由于書籍印刷大量增多，促進了造紙事業飛速發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帶的臨安、湖州、衢州仍然是產藤紙的主要地區。長江流域，用竹造紙有了新的發展。福建建陽地方是刻書中心，閩北造紙業特別發達，建陽的麻沙鎮所產紙張稱麻沙紙，色澤稍黃，厚簿韌性与麻紙類似，宋代閩刻中的麻沙本多用這种紙張。

    浙江和四川地區，刻印書籍多用麻紙和樹皮紙。如南宋廖瑩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紙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華》用楮皮紙。

    王世貞在其所藏《漢書》中說："余生平所購《周易》、《禮記》、《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絕，最后班范"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桑皮紙白洁如玉，四旁寬廣"。

    宋代刻書還采用椒紙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內曹掌典秦玉楨奏聞奉敕以棗木椒紙雕印該局已有藏書。椒紙是用花椒水浸染過的一种加工紙，用其印書，可以防虫蛀，以利書籍長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發展很快，對紙張的需求也隨之逐漸增長，供不應求。為了節約用紙，刻書往往用已印過書的紙之背面，再來印刷。用紙背印書，多見于公文紙背面，這种書稱公文紙本或牘背紙本。如清代藏書家黃丕烈在其《士禮居藏書題跋續編》中，對一部宋刻本《蘆川詞》所寫跋文："宋本每頁紙背大半有字跡，蓋宋時廢紙多值錢也。此詞用廢紙刷印，審是冊籍，偶閱之，知是宋時收糧檔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進士官戶等字，又有縣丞提舉鄉司等字，戶籍官銜可考見"。又据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記："余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類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牘箋啟之故紙也。其紙极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稱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紙印書的。如清乾隆時，諭鐘音察訪建安余氏后裔，奏稱其祖印書紙皆自造，在紙上印勤有堂字樣。由此可知宋刻書有的用自制紙印刷。

    (6)宋代刻書的避諱。避諱也稱筆諱。是一种歷史現象，封建時代，對于君主、圣賢或尊長的名字，避免直寫說出或寫出，以示尊敬。稱避諱或筆諱。它起源很早，秦漢之后，隨著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确立和發展，避諱作為一种制度也越來越完備和嚴格，避諱一般有一些規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謂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諱，如諱有二字，其中單涉一字，不算犯諱，可不避。

    已祧不諱。古代祭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過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設廟堂，稱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諱的方法，各朝代也不盡相同，通常采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來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諱"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時遇到帝王名字，不直書，常用"今上御名"、"圣上御名"來代替。

    缺筆：將与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寫一筆。最常見的是缺末筆，也有缺中間筆畫的。

    空字：對于應避諱的字，空缺不書，或圈以墨圍。

    此外，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諱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諱規定最嚴，不僅要避當代皇帝諱，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諱。如宋太祖趙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与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采用龍、天、君、帝、圣、皇等字為名。南宋高宗趙构，官方頒定的避諱之字，竟多達五十余個。

    宋代的刻書、印書，無論官、私，都要遵照避諱的規定。

    如：兩浙西路轉運司刻王安石《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書中桓字諱作"淵圣御名"，构字避作"今上御名"。撫州公使庫刻漢鄭玄《禮記注》二十卷，諱字缺筆至孝宗"慎"字。

    建安黃善夫刻《史記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劉元起刻《漢書注》一百二十卷。書內避諱缺筆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漢書集注》缺筆至"慎"字(孝宗名)。

    坊間刻書，如臨安府尹家書籍舖刻《續幽怪錄》四卷，書名原為《續玄怪錄》，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為幽，書內文字缺筆到"廓"字(宋宁宗名趙擴，同音字"廓"也需避諱缺筆。

    宋代刻書中也有避家諱的，如：陸子??刻其父陸游《謂南文集》五十卷。游字則缺末筆以示尊敬。

3.宋代書籍裝幀

    印刷術的普遍應用，不僅促進了圖書文化的發展，同時也帶來了書籍形式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最初出現的印刷書籍，仍然是沿襲著卷軸的形式。唐末出現的經折裝和旋風裝，也被印刷者采用了。后世許多印刷的佛經，大都是用經折裝裝幀。但是經折裝的折縫很容易斷裂。斷裂后就成為散頁了，其面積恰好相當于一個版面。因此，五代至北宋之間出現了一版一頁，以散頁裝幀成冊的書籍，并逐漸形成制度，即冊頁制度。宋代的印刷圖書，已經采用冊頁裝幀。其最初的形式是蝴蝶裝。即以書頁反折(印有文字的紙面相對折疊)。折疊之后的各張單頁，逐張按順序將中縫粘到一張裹背紙上。每翻開一頁，呈現在人眼前的是一張完整的印刷頁。板框內印字部在書頁的正中，板框四周是沒有印字的空白紙。其形狀很像是張開翅膀的蝴蝶，所以稱為蝴蝶裝或蝶裝。北宋時的書籍多采用這种裝幀。正如《明史·藝文志》記：宋版書的蝶裝形式秘閣書籍皆宋元所遺，無不精美，裝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損。蝴蝶裝的外封面一般采用硬質紙張。因此，在書架上可以直立。北宋印刷書，在排架時，都是以書口向下，書背向上，書根向外，直立排列的。与現代圖書的排架形式相仿。不同的是，現代圖書書根向下，書背向外。

    蝴蝶裝的形式雖然美觀，但翻閱時很不方便。當看完第一頁后，需要連翻兩次，才出現第二頁的文字。閱讀效果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于是有人將書頁正折，(有字的紙面，反折向外)。然后，每頁仍逐次粘到一張裹背紙上。仍以硬質紙張作為外封面。這种形式被稱為包背裝。這樣一改革，閱讀起來就方便多了。南宋時的書籍，多采用包背裝幀了。但是若將包背裝的書籍，仍按照蝴蝶裝的排架方法，即將折頁后的書口還是向下，就很容易被磨損坏致使書頁斷裂，于是，再進行改革，將書不直立排架，而改為平放。既然書籍平擺于書架之上，也就不必再選用硬質紙張作封面了。因此，出現了軟封面的書。

4.政府對民間刻書的管制

    隨著印刷術的日益發達，書肆興起，宋代刻書事業越來越興旺，書籍的流通傳播也越來越廣泛、深入。此時，政府開始對民間刻書實行管理和限制。最初，針對社會上出現的某些現象，發布"禁止擅刻"條令。之后，政府設立禁書机构。頒布審查書籍程序，刻印管理辦法，以及對違犯者懲處等系統的管理原則規定，并形成嚴格制度。

    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由禮部擬定對刻書的管理原則，制定具体管理條例："凡議時政得失，邊事軍机文字，不得寫錄傳布，本朝會要、實錄，不得雕印，違者徒二年，告者賞緡錢十万，內國史、實錄仍不得傳寫，即其它書籍，欲雕印者，選官詳定，有益于學者，方許鏤版，后印訖，送秘書省，如詳定不當，取勘施行，諸戲褻之文，不得雕印，違者仗一百。委州縣監司，國子監覺察"。

    從政府禁印書籍的內容中，不難看出，嚴加管制的原因，与當時的政治、軍事、外交、內政有密切的關系。

    据《宋會要輯稿》中輯錄的宋代各個時期政府對禁書的命令，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

    (1)凡涉及邊防、軍事、國家机密、時政的圖書、文字，嚴加禁印、流傳。

    １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書門下言，北戎和好已來，歲遣人使不絕，及雄州摧場商旅往來，因茲將帶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防遏邊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穩，詔令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處投納附遞，聞奏候差官看詳，別無妨礙許令開版，方得雕印，如敢違犯必行朝典，仍候斷遣訖收索印板，隨處當官毀棄。"

    ２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訪聞在京無圖之輩及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講邊机文字，鏤版印賣，流布于外，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鞠奏聞。"

    ３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監察史里行張戩言，聞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毀時政，搖動眾情，傳惑天下，至有矯撰敕文印賣都市，乞下開封府嚴行根捉，造意雕賣之人行遣"。

    ４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訪聞虜中多收藏本朝見行印賣文集、書冊之類，其間不無夾帶論議邊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屬未便，其雕印書舖，昨降指揮，令所屬看驗，無違礙然后印行，可檢舉行下，不經看驗校定文書，擅行印賣，告捕條例頒降，其沿邊州軍仍嚴行禁止，凡贖賣、藏匿、出界者，并照銅錢出界法罪賞施行"。

    這類禁令從北宋到南宋從未終止過，南宋光宗、宁宗等朝仍不斷頒布。宋代自建國至滅亡，始終与北方少數民族處于緊張、對立、時戰、時和的狀態。時刻防犯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少數民族的侵扰。對于所謂有礙國家邊机、軍事，議論朝政的文字、書籍禁印，禁賣，施加懲處等手段。實際上這正是宋代統治者既想統一中原，又昏庸腐敗，無力抗雄，矛盾、恐慌心態的一种表露。

    (2)違背儒學經義，宣傳"异端"的書籍，嚴加禁印、流通。

    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詔談非之書及屬辭浮糜者，皆嚴譴之。已鏤版文集，令轉運擇官看詳，可者錄奏"。

    ２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臣僚上言："駙馬都尉柴宗慶印行登庸集中詞語僭越，乞毀印版，免致流傳，詔付兩制看詳，聞奏翰林學士章得象等看詳，《登庸集》詞語体制不合規宜，不得摹版傳布，詔宗慶悉收眾本，不得流傳"。

    ３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蘇??上言：諸子百家之非無所長，但以不純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學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無忤。而鬻書之人，急于錐刀之利，高立標目，鏤版夸新，傳之四方。往往晚進小生，以為時之所尚，爭售編誦，以備文場剽竊之用，不复深究義理之歸，忘本尚華、云道逾遠。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傳為學者，或愿降旨國子監并諸路學事司鏤版頒行，余悉斷絕禁棄，不得擅自買賣收藏"。

    ４宁宗慶元二年(1196年)批准國子監上言："已降指揮，凡諭士子，專以語孟為師，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傳語錄，以滋盜名欺世之偽，所有進卷侍遇集，并近時妄傳語錄之類，并行毀版。其未盡偽書，并令國子監搜尋各件，具數聞奏，今搜尋到七先生《奧論發樞百鏤真隱》、李元綱《文字》、劉子??《十論》、潘浩然《子性理書》、江民表《心性說》合行毀劈，乞許本監下諸州提舉司，將上件內書版當官毀劈"。

    ５宁宗慶元四年(1198年)批准臣僚上言："乞將建宁府及諸州應有書肆去處，輒將曲學小儒撰到時文，改換名色，真偽相雜，不經國子監看詳及破碎編類有誤傳習者，并日下毀版，仍具數申尚書省及禮部，其已印賣者，悉不得私賣，如有違犯，科罪惟均"。

    宋代統治者崇尚儒學，皇帝親作《崇儒術論》刊石國學。從太祖時期即詔諸州府置司寇參年，以進士、明經者擔任，并詔詩、書、易三經學究，以三經、三傳資敘入官。儒家經典著作一直是士子讀書做官之利祿之路，也是政府治理內政所遵循的道德思想准則。凡違背經義宣傳"异端"之文字、圖籍，絕對嚴禁刻印、流傳，到宋代后期，外憂內患加重，國力衰微，這類禁令越加頻繁頒布，一方面說明統治階級篤信儒家學說的誠心，力圖以此挽救時局，同時也反映出當時社會思想的混亂，國家已越來越難于禁錮和控制了。

    (3)凡不附合正統釋、道教義，利用"邪說"，制造輿論鼓動人民推翻宋王朝政權的書籍，嚴加禁止刻印、流傳。

    １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中書省尚書省勘會：近据廉州張壽之繳到無圖之輩撰造《佛說末劫經》言涉訛妄，意要惑眾，雖已降指揮，今湖南北路提點刑獄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聞奏。其民間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縣鎮寨繳納焚訖，所在具數申尚書省，竊慮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諸路州軍，使良民亂行傳誦，深為未便。詔令刑部實封下開封府界及諸路州軍，仔細告諭民間，如有上件文字，并仰依前項朝旨焚毀，迄具申尚書省"。

    ２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開封府奏太學生張伯奮狀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純正典麗集》，其間甚有作偽，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版繳納，詔已賣在諸處者許限一月繳納所在官司繳尚書省，如違仗一百，賞錢五十貫許人告"。

    ３同年八月詔"河北州縣傳習妖甚多，雖加之重辟，終不悛革，聞別有經文，互相傳習，鼓惑致此。雖非大文圖讖之書，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經州縣投納，守令類聚繳申尚書省，有印版石刻并行追取，當官棄毀，應有似此不根經文，非藏經所載"。

    這類禁令的頒布，主要集中在北宋后期，社會上階級矛盾日益尖銳，不斷出現的農民起義斗爭，從根本上動搖著宋王朝的統治。所以，對于那些利用宗教，制造輿論，鼓動民心，推翻宋代政權的"非入佛藏的宗教書"，要嚴加禁印、流通。

    除對上述三方面的書籍禁印管制之外，由于統治階級為了排斥异已，出于党同伐异的需要，宋代政府還曾禁印、毀版蘇軾、司馬光、王安石等人的著作。

    總之，宋代禁書的命令既多，又嚴。然而，禁网雖密，收效甚微。只靠禁刻、禁印，是不能挽救宋王朝滅亡的命運的。那些指名禁印的書籍，不但當時并未絕跡，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如《東都事略》、《國朝諸臣奏議》、《方輿胜覽》、《宣和遺事》、《東坡先生集》、《臨川先生文集》等，都是在禁令之中刊刻流傳下來的。這是因為圖書是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糧，人民真正需要和歡迎的東西是靠行政手段禁絕不了的。另外，宋代時局多變，對圖書的管制也時緊時松，在印刷術發達的條件下，發行廣泛的書籍是很難禁絕的。

    (七)宋代刻書的影響

1.中國古代三大刻書系統，自宋代形成并日臻完善

    印刷術最初由民間產生，經過五代時政府開始采納，進入官府。隨之私家刻書逐漸增多，從刻書目錄看，三方面的刻書并不完全相同。坊間刻書，主要為了營利售賣；官方刻書為給全國提供統一標准的經典著作讀本；私家刻書多為自己讀書、藏書之需要。從印書內容和品种來看，也各自有所側重。坊間刻印民間大眾喜聞樂見、生活常用、舉子應試讀物等書籍為多。官方以正經、正史為主，是全國刻印書籍的指導中心。私人刻書則以自家著作、先人撰述及名賢文集為多。三個体系刻書，互相補充，互相依存，互相制約，形成了全國的圖書出版网絡。宋代之后，元、明、清歷代王朝都沿襲著這三大刻書系統繼續發展前進，直至封建制度的結束。

2.宋代刻書，被世人認為珍本，是后代刻書的楷模

    宋版書受到重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

    其一，許多著作，在今天來說，只有宋刻最接近原本。這對保存文化遺產，進行學術研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由于許多著作自宋代才有了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宋代標志著書籍發展史上的一個新階段的開始。歷經近千年的變遷，保存到今天的宋版書，已經很少，更是十分值得珍貴的。

    其二是宋代刻書，在字体書寫，內容文字校勘，上版雕刻，印刷裝幀各方面都非常認真，錯誤較少。所以宋版書的學術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從藝術角度來看，宋版書体現了高度的工藝技術水平，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深受人們的喜愛和珍視，成為后世人刻書、印書所效仿和尊崇的模范。

3.宋代雕版印刷的發展，促進了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由于宋代社會普遍地刻書、印書，印刷術得到充分的利用，技術不斷地發展，無論對選材、制版、書寫、鐫刻等各項工作，都積累了丰富的經驗，培養出大批优秀的寫書、刻版、印刷的能工巧匠。

    雕版印刷比起依靠手寫不知節省多少人力和時間，對于書籍的生產和知識的傳布，确實是一次偉大的革命。但是在雕版印刷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也暴露了它的局限和不足，如雕版印書一頁一版，發生錯漏不易更改，刻印大部頭的著作，耗費材料，并且大批版片的儲存需占用較多的空間。版片時間過長，容易生虫、斷裂，拿來再去印刷，影響書籍的質量和閱讀效果，于是宋代又發明了活字印刷。北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1048年)布衣畢升創造了用膠泥制成活字，采用泥活字印書的活字印刷術。宋代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一書中記載了這項偉大的發明。

4.宋代刻書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宋代政府不僅在本國大量刻書，發展了中國的圖書文化事業，還多次把刻印的書籍贈送給鄰邦友好國家。宋代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經《開寶藏》就曾贈送給日本、朝鮮、越南以及北方的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地區建立的政權。在《開寶藏》剛剛刻印完成時，雍熙元年(984年)日僧大周然及其徒生入朝，求印本大藏經，受到太宗的召見，并予賜送。端拱元年(988年)高麗國王遣僧來覲，請求《大藏經》，政府也予賜贈。淳化二年(991年)又遣使求印佛經，朝廷又以藏經及御制《秘藏論》、《逍遙詠》、《蓮華心論》一同贈送。為此，高麗國王于淳化四年(993年)特派使臣前來進貢，并表示對賜贈藏經和御制表示感謝，同時，又向宋朝政府請要"版本九經書"、"以敦儒教"。朝廷賜贈九經印本，同時還贈送了歷日、醫書、陰陽地理等大量的中國圖籍。越南于真宗時也請求《九經》、《大藏經》。

    宋代刻書，被世界許多國家所珍視。認為"校訂嚴密、誤謬极少，筆划不苟，紙質精良，用墨純秀，印刷鮮明。"這些國家帶走了中國的雕版印刷書籍，同時也帶去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們在本國繼續翻刻、翻印中國書籍，學習掌握了印刷術，從而發展起本國的印刷事業。

    在中國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近四百年之后，德國谷騰堡創制出用鉛、銻、錫三种金屬合理配制的鉛活字，并采用机械印刷。從此印刷術進入初步的机械化時期，不可否認，它是受到中國印刷術的影響和啟迪而產生的結果。

    三、遼金西夏和蒙古時期的刻書事業

    (一) 遼代的刻書事業

    1.遼代雕版印刷品的空缺与重現

(1)雕版印刷史上的缺環。

    中國是發明印刷術的故鄉，這一重大發明曾推動了全世界人類文明的進步。任何一本敘述印 刷歷史的書籍都要從中國古代寫起，中國歷代流傳下來的雕版印刷品至今猶珍藏于國內外。 奇怪的是曾与雕版印刷業极盛的北宋并存、對峙的遼朝竟無片紙只字流傳于世! 有關遼代刻 書情況的記載也寥寥無几，各家書目亦不見著錄，近千年來這竟成了印刷史上的一個缺環。 這一現象曾令不少學者探索、推測，但終因無實物為證而一直是個空白。

    遼朝是北方契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最盛時其疆域除相當于今天東北、內蒙古一帶外，還 有燕云十六州即河北及山西的北部。除建都上京臨潢府外，還設置了東京遼陽府、中京大定 府、南京析津府(即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五個陪都。遼朝与北宋對峙二百多年，漢文化程度 很高，曾創造了丰富的物質文化和頗有特色的精神文化。由于遼代書禁甚嚴，遼朝文書典籍 傳入中原絕少。加以金滅遼時破坏极為慘重，几乎毀滅殆盡，元代修遼史時已感資料匱乏， 故《遼史》极為簡略。所以近千年來人們對那個曾經輝煌的朝代知之甚少，甚至有人怀疑他 是否真的輝煌過? 抑或就是一片荒漠而已。但是 ，近几十年來考古事業的發展、科學研究的深入，一批批重要的遼代文物先后被發現，為學 術界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震惊的喜悅一掃疑云，激動与贊歎鼓舞著學者們深入探討遼文 化的深邃。

    史稱遼以佛亡。遼朝從建國之初就儒、釋、道兼收并蓄，既建孔子廟，又建開教寺。占領燕 云十六州后，隨著大量漢民北遷，建城修寺，佛教大盛。耶律德光在木葉山建菩薩堂，尊觀 音菩薩為家神，象徵耶律氏入主中原是天意，是君權神授。遼圣宗”至于道釋二教，皆洞其 旨 ”，漢文化修養极深，支持雕印大藏經，續刻房山石經。興宗信佛，親听講經，听《報父母 恩重經》而感悟，迎歸法天母后。道宗御制《華嚴經贊》頒行全國，安車親詔名僧在內殿設 壇，給名僧授高官三公三師之職……皇帝倡導，皇親國戚、達官貴人紛紛效法，爭相皈依， 施宅舍地，建寺造塔，資助寺院金銀財寶，划出二稅戶供寺院驅使。百姓們也紛紛組織”千 人邑會”集資修寺建塔，刻經造像，供奉佛牙舍利，設壇講經、禮佛飯僧……佛事活動空前 昌盛。考古發現的大批文物完全證實了這一盛況，特別是遼代雕版印刷品几乎都与佛教有關 。其實遼代統治者篤信佛教、倡導佛教的初衷恐怕還是為了祈求佛祖福佑，維護統治。遼朝 是否因佞佛而亡，還有待學者們深入探討。

    (2)遼代雕版印刷品重現于三座遼塔內。到目前為止，大批遼代雕版印刷品的發現，集中在 三 座遼塔之內，即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俗稱應縣木塔)、河北丰潤天宮寺塔、內蒙古自治區 巴林右旗遼代慶州釋迦佛舍利塔(俗稱慶州白塔)。從發現順序來說，率先是1974年文物部門 准備加固維修應縣木塔時，在檢查過程中發現四層主佛像胸部有破洞，是十年浩劫中被破坏 的，有人無意中用木棍探之，發現里面有東西，隨即匯同有關方面進行清理，發現大批遼代 文物，都是當年塑佛像時裝藏之物。所出文物几乎都是世所僅存、首次面世的。其中有遼藏 12卷、單刻經35卷，刻書雜刻8件，版印佛像6幅，共61件。這批遼代雕版印刷品的面世，率 先 填補了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況且這批文物都是漢文資料，又大多是在燕京(即今北京)、當 時遼代的五京之一遼南京雕印的。遼南京是遼朝經濟、文化的中心，它的成就具有代表性， 所以木塔秘藏的面世，對遼代經濟、文化、佛教、藝術等等方面的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繼之又傳喜訊：1987年文物部門在維修天宮寺塔時，于四至八層間第二塔心室中發現遼藏一 帙八冊及其他刻印佛教經卷、冊19件，也全部是漢文資料，有的有明确紀年和雕印地點，大 大丰富了遼代雕版印刷品的研究內涵。人們在惊喜中尚未平定，第三次喜訊頻頻傳來，1988 -1992年文物部門在對慶州白塔進行加固修繕過程中，在覆缽中相輪樘五室發現大批雕版印 刷的陀羅尼咒及少量刻經，在覆缽內壁周圍也發現一些散藏刻印的佛經，也全部是漢文雕印 的。其中尤具特色的是大批棖竿陀羅尼紙本雕印的《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及《根本陀羅 尼咒》的大量出現，前所未有，引人注目。慶州白塔內發現的雕版印刷品种類不多，但數量 卻很惊人，計有221件。筆者根据現有資料將目前已知面世的遼代雕版印刷品總計309件的情 況搜集整理，分類歸納，盡量詳細著錄，制成表格7-1置于文后，以便下文中進一步論述， 也為有興趣研究遼代雕版印刷的同行們提供方便。

2.重現的三百余件雕版印刷品反映了有遼一代雕版印刷業的輝煌

    (1)建塔先后与所出佛經印刷品的關系。從三座遼塔的建造先后看：慶州白塔最早，建于遼 興宗重熙十六年至十八年(1047-1049年)。是遼興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所建。章圣皇太后是 遼圣宗的欽哀皇后。圣宗死后，她想總攬朝政，加害興宗養母仁德皇后，廢興宗而立少子 重 元，事敗后被興宗貶出京城，遷往慶州七括宮，讓她躬守慶陵(慶陵是遼圣宗之陵墓，在慶 州城北面的興安岭山脈中)。慶州是遼圣宗慶陵的奉陵邑，又是遼代皇帝夏秋捺缽、朝拜圣 山黑山的行宮所在地，是一座政治地位特殊的州城。后來興宗在听講《報父母恩重經》時感 悟，才把章圣皇太后(即法天母后)迎回皇宮。章圣皇太后在慶州行宮之側特建釋迦佛舍利塔 ，隆重供奉佛祖，肯定和她的這段曲折經歷有關。顯然是為感謝佛祖神力感悟興宗，使母子 團聚，并祈求保佑皇室平安，國運長久而建的。塔中所出銀版經咒及發愿文中，明确刻有” 奉為皇太后皇帝皇后万歲親王公主千秋文武官班�琠~祿師僧父母施主擅那承此福聚同沾利 樂，重熙十八年孟秋月上京善友等記”證明了這一點。

    應縣木塔建于遼道宗清宁二年(1056年)，是中國現存最高(67.13米)、最古、全木結构的佛 塔。其造型之奇巧，規模之宏偉，气魄之不凡，以及所出文物之精美、重要，說明這絕不是 一座普通的木塔，其所在寺院當初也絕不是一座普通的寺院。建造這樣一座寺院和這樣一座 木塔所需的財力、物力絕不是普通百姓和一般官吏所能承擔的，肯定与當時的道宗崇佛、皇 親國戚熱衷佛事有關，木塔所出文物的重要性更證明這一點。但到底為誰人所建? 為什么而 建? 与遼王朝有何關系? 學者們一直在探索，眾說不一，都缺乏足夠的證据。近來有人提出 是遼道宗母親仁懿皇后倡建，為的是彰顯其家一門出三后、封三王的赫赫功勳并為親人祈福 ，同時具有軍事守望作用等，可謂最新一說。顯然，在遼西京附近建造的這座巨大宏偉的木 塔是与遼王朝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密切相關的。此塔建于遼清宁二年，但其所出裝藏 之物下限到遼末金初。

    丰潤天宮寺塔建于清宁八年(1062年)，据縣志記載此處在”遼清宁之元，鹽監張公曰成者” 出資興建寺院，并請”馬鞍山師弟法定者，””為之宗主，功始告成。”塔為張公之子所建 ，”奉安舍利”。”壽昌三年賜极樂院額，乾統五年改為天宮寺”(見《大金薊州玉田縣永 濟務大天宮寺記》)，寺早已蕩然無存，建于寺西北角的十三級天宮寺磚塔，至今巍然屹立 。此寺雖為鹽監張成一家籌措所建，但寺院主持演教大師法定卻是通天人物，”以名德聞于 遼主，嘗被召對講經，稱旨賜為演教大師”，所以寺院得以兩次賜額。天宮寺塔所出文物中 有大契丹國燕國長公主刻經題記等，可見在薊州(今河北)一帶是著名大寺。

    慶州白塔、應縣木塔、天宮寺塔，三座著名遼塔，從北到南分布在遼朝境內，三座遼塔所在 寺院都曾是遼代著名大寺，都与遼代皇家國戚、高官顯貴有著千絲万縷的聯系。從三座塔 中 重現的三百余件遼代珍貴雕版印刷品完全可以反映有遼一代雕版印刷業的輝煌。慶州塔在上 京附近，應縣木塔在西京附近，天宮寺塔离燕京和中京大定府都不遠，三塔所出文物涉及地 域，几乎涵蓋遼朝全境。從時間跨度看，有明确紀年的文物，最早的是《上生經疏科文》， 卷尾題記為”時統和八年(990年)歲次庚寅八月癸卯朔十五日戊什故記。……”(圖7-18)； 最 晚的是天慶年間所印的《菩薩戒壇所牒》及牒封。其間有圣宗統和二十一年、二十五年；開 泰六年、十年；太平五年；興宗重熙十一年、二十二年；道宗咸雍五年、六年、七年、大康 年間；天祚帝乾統、天慶年間等有明确紀年的。其他雖無明确紀年，但与同出文物參照、比 較，也可判斷其刻印的大致時間。所以說，這些雕版印刷品完全可以反映有遼一代雕版印刷 業發展的概貌和水平。慶州白塔入藏品都在重熙十八年(1049年)前，所出雕版印刷品數量雖 多，但精品不多。只有少數如統和二十五年(1007年)在燕京由遼代著名書法家龐可升、著名 雕工樊遵雕刻的《佛形象中安置法舍利記》非常精致；開泰六年上京印的《妙法蓮花 經》、《觀彌勒上升兜率天經》印制比較精良外，其他在上京或慶州”依燕京本雕印”的經 卷就比較粗糙。應縣木塔雖建于遼清宁二年(1056年)，但塔中塑像為遼末金初所塑，故其佛 像內裝藏之物下限可至金初。所出雕版印刷品61件，种類多，精品多，官版、私印均有。天 宮寺塔入藏品在清宁八年(1062年)前，數量雖不多，但精品不少，特別是冊裝遼藏《大方廣 佛花嚴經》可謂絕品。縱觀現在面世的三百余件遼代雕版印刷品。全部都是漢文雕印的，證 明遼代漢化程度已經很高，早已進入封建社會，并不像過去人們想象的那么”荒漠”、落后 。遼朝各地都有會雕刻漢文印刷品的能工巧匠，少數民族百姓也有能夠讀懂漢文的人，所以 遼代雕版印刷業才相當繁榮。雖然不少地方都可雕版印刷，但技術水平參差不齊。以遼南京 (即燕京)技術力量最為雄厚，官方、私家技術水平都相當高，印刷品質量考究、數量多、流 布全國；西京大同府、中京大定府、上京臨潢府、東京遼陽府較差，其他邊遠地區就更差了 。從裝幀上看早期多卷軸裝，中期卷軸裝、冊裝并存，最有意思的是在應縣木塔中發現一冊 《妙法蓮花經》原為卷軸裝，后被改為經折裝，可見明顯的補加書口和用墨線補畫的邊框， 并用一線繩在書冊右上方穿一提耳(圖7-19)。可見書籍裝幀由卷軸到冊裝的演變是人們實踐 生活的需要。晚期蝴蝶裝、冊裝漸多。

    (2)遼南京是雕版印刷業的中心。 當時的遼南京(即燕京)是雕版印刷業的中心。有著雄厚的經濟基礎和各种先進的工藝技術。 造紙制墨都十分精良，所印經卷無論皮紙、麻紙都光洁柔韌，特制的入潢藏經紙近千年后未 見虫蛀，墨色凝重黑亮，修复時在熱水中沖洗刷去污垢而墨色毫不暉染。書手如林，所書字 体恭正秀麗，一絲不苟，還有當時著名書法家龐可升的親筆。刻工人數眾多，技藝优秀，有 名有姓的就有穆咸宁、趙守俊、李存讓、樊遵、孫壽益、權司??、趙從業、趙從善等；還有 ”趙善等人雕”、”孫守節等四十七人同雕”、”趙俊等四十五人同雕”(圖7-20)等雕工集 体。印刷能力也相當雄厚，除官方印刷机构外，還有寺院印刷，如燕京弘法寺就”奉宣雕印 流通”、燕京大憫忠寺、燕京玉泉寺等。私人作坊見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燕 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印造”、”大昊天寺福慧樓下成造”等等。可見雕版印 刷的四大要素紙、墨、刻、印在燕京全都具備，且相當發達。再加上燕京是燕云十六州故地 ，人文薈萃，文人、學問僧、寫經生代不乏人，具有足夠的校、寫人才。自然會印出优秀的 精品。其中當首推官版雕印的《遼藏》(即《契丹藏》)。

圖7-18　現存最早的遼刻本《上生經疏科文》

圖7-19　由卷軸改為經折的《妙法蓮花經》

圖7-20　遼刻本”四十五人同雕”字樣

    (3)《遼藏》是最重要的精品。圣宗朝是遼朝政治、經濟文化昌盛之際，雖然与北宋對峙， 時有戰爭；但澶淵之盟后，雙方維持了較長時期的安定。遼朝進一步鞏固了對燕云十六州廣 大地區的統治。出于對佛教的信仰和因俗而治的國策需要，出于与北宋分庭抗禮的政治需要 ，几乎是与《開寶藏》同時，遼朝也在編定、雕印自己的大藏經。我們在整理研究應縣木塔 所出實物基礎上，結合文獻資料、碑刻、題記及前人成果，進一步研究考證，對《遼藏》的 雕印地點、經目組成、編撰大德、与房山云居寺遼金所刻石經的關系等提出了新的看法，曾 撰論文《論遼朝大藏經的雕印》詳細論述(見《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總第9期)，我們認為 《遼藏》編纂、雕印于遼圣宗時期，雕印地點就在燕京，當時主持制定經錄、編校雕印《遼 藏》的就是燕京首剎憫忠寺(今法源寺)鈔主無礙大師詮明(舊名銓曉)。他是圣宗時燕京佛教 界的著名大德，其著述頗丰，面世的《上生經疏科文》就是他親自”改定”的著作(圖7-21) 。經与房山云居寺遼金所刻石經校核，證明遼代中晚期及金代所刻石經的底本就是《遼藏》 。應縣木塔所出十二卷官版《遼藏》中的私刻本《稱贊大乘功德經·女》(彩圖7-22)，因其 保留 了同卷《遼藏》原貌，故將其視為《遼藏》覆刻本，全部遼藏為卷軸裝，圓木軸，有的尚存 卷首畫、竹制簽杆、編織縹帶。

彩圖7-22

    硬黃藏經紙，紙質光洁堅韌，入潢防蠹。大字楷書，字 体端正，墨色黑亮。版式疏朗，框高22-24厘米，版廣50-55厘米，每紙縱30厘米左右，四 周 單線邊框，每紙27-28行，行17-20字，經文未避遼諱。每紙均印有經名、版碼及千字文編號 ，其千字文編號与《開寶藏》不同，卻与房山云居寺遼后期及金刻石經相符合，是依照石晉 可洪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帙號編進的。《遼藏》与現存世上的《開寶藏》零卷比較， 無論在書法、刻技、版式、紙質、墨色、刷印、裝潢等方面均無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在研究中我們看到《遼藏》确實篩選刪削得當，校刊精審。高麗文宗朝開泰寺僧統守其在 《高麗新雕大藏經校正別錄》中多次稱贊《丹本》(即《遼藏》，因遼圣宗時曾复國號” 契 丹”故又稱《契丹藏》，或簡稱《丹藏》、《丹本》。)优良，刪削得當，故高麗新雕大藏 選定版本時多用《遼藏》。日人池內宏先生在《高麗朝大藏經》一文中也認為《遼藏》最优 秀，對高麗新藏有很大影響。

圖7-21　燕京首剎憫忠寺刻印的《上生經疏科文》

    高麗僧宓庵在《丹本大藏慶贊疏》中曾云：”念茲大寶，來自异邦，帙簡部輕，函未盈于二 百，紙薄字密，冊不滿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工而就。”這里所述顯然与應縣木塔 所出《遼藏》情況迥异。卻与天宮寺塔中所出《大方廣佛花嚴經》八十卷本(一帙八冊，每冊十卷，同一千字文編號，八冊順序為平、章、愛、育、黎、首、臣、伏，薄麻紙密行小 字雕印，作蝴蝶裝，外形包背冊裝)一致。編號上与應縣木塔所出《遼藏》《大方廣佛花嚴 經》殘卷千字文編號一致，是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帙號編進的。至此我們已知遼 朝曾雕印漢文佛經《大藏》兩部，一部是大字卷軸本(彩圖7-23)，一部是小字冊裝本。實物 均重現于世，一切疑云頓釋。

彩圖7-23

    据史書和文獻記載，《遼藏》刻成后，曾先后送給高麗王室大義天和尚五部，后來高麗慧照 國師到遼朝，一次就買回《遼藏》三部，對高麗朝第二次雕印藏經有很大影響。据文獻和碑 刻記載，有遼一代刻印庋藏《遼藏》的地方還有：山西大同華嚴寺薄伽教藏殿重熙年間曾庋 藏一藏；志智和尚曾在燕京募化造經一藏；咸雍年間信士鄧從貴舍全部家資在陽台山清水 院 (即今北京西山的大覺寺)龕措藏經一部；大安年間析津府安次縣劉維极等建所庋藏《遼藏》 為”留万載之名”；淶水縣信士董某舍其家產為金山演教院”构大藏一座，印內典五百余帙 ，在中龕置”；今遼宁義縣廳峪道院佛宮也曾置《遼藏》一部等等。可見《遼藏》在遼朝境 內和高麗朝當時都是普及較廣影響很大的。可惜慘遭金滅遼時的戰亂，境內所藏都早已亡佚 ，沒有一件實物存世。

    (4)多姿多彩的官印、私刻精品。應縣木塔所出刻經《釋摩訶衍論通贊疏卷第十》、《釋摩 訶 衍通贊疏科卷下》都是燕台永泰寺崇祿大夫守司徒通慧大師賜紫沙門守臻的著述，守臻是興 宗、道宗時期位列三公的高僧。兩卷均為皮紙入潢、卷軸裝，每紙28行，行18字。四周單線 邊框、楷書、字体工整秀麗。”億、光、明、賢、真”均缺筆避諱，每紙都有經名和版碼。 前者鈐有”應州文書”，后者鈐有”宣賜燕京”朱印。用紙考究，書寫雋秀，雕印精良，代 表了遼朝鼎盛時期在造紙、書法、刻本印刷等方面的工藝發展水平。兩經卷尾題記均為：” 咸雍七年十月　日。燕京弘法寺奉宣校勘雕印流通。殿主講經覺慧大德臣沙門行安勾當。都 勾當講經詮法大德臣沙門方矩校勘。右街天王寺講經論文英大德賜紫沙門志延校勘。印經院 判官朝散郎守太子中舍驍騎尉賜緋魚袋臣韓資睦提點”。由此可知燕京弘法寺在遼代是”奉 宣校勘、雕印、流通”佛經之所，并有”印經院判官”提點，所印佛經自然是遼代官刻印刷 品的精品。卷尾題記中負責校勘的志延，就是《陽台山清水院創造藏經記》的作者。

    《妙法蓮華經》在面世的遼代雕版印刷品中所占比例最大，總計十八卷，雖然重复卷很多， 但版本迥异 ，十八卷十八种版本。官版、私版都有。版式大多是硬黃紙、楷書、行格疏朗，有 素雅單線邊框的；有裝飾著金剛杵和祥云紋雙線邊框的；有雙線邊框中飾以金剛杵和寶珠紋 的；有在佛像或經名下刻著結跏趺坐小佛像的(圖7-24)；有的卷首存在經變相，有的卷尾有 音義、題記、刻工姓名；還有經卷上蓋有藏經寺院的戳記等等，內涵十分丰富。一部《妙法 蓮華經》就有十八种刻工精良的版本，并存有六幅卷首畫，其中一幅僅殘留一角，其他五幅 基本完整。而且，由于《妙法蓮華經卷第 八》的出現，經研究斷定應縣木塔所出遼刻八卷本《妙法蓮華經》應傳承于唐代，寫經中早 已有之，然而刻本實物，這是首次面世。從裝幀形式看，遼代印刷品也是多姿多彩，反映 了書 籍裝幀形式的流變。大多數經卷是卷軸裝，但有一本手工將卷軸裝折疊成經折裝的，并補加 了書口、提耳，實在是罕見的演變實物。少量是蝴蝶裝印本。它是宋遼時期才出現的一种書 籍裝幀形式。《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和《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封》(圖7-25)及另一套殘牒 及牒封，均為應縣木塔所出。 這是迄今為止存世最早的木版雕印戒牒實物，是寶貴的佛教文物，對研究中國度僧制度有 重 要价值。戒牒為一張縱36厘米，橫37.8厘米的完整白麻紙，上為版刻墨印戒牒。四周單線邊 框，框高25.8厘米，廣30.4厘米。字体工整，首題”菩薩戒壇所牒”；二行為”受菩薩戒弟 子”；三至十一行為駢体牒文。牒文后落款為”乾統　年　月　日”，最后為扁書宋体條記 ”永安山玉泉寺傳菩薩戒阿??梨弘教大德賜紫釋省牒”。省牒封為一縱35.2厘米 ，橫5.4厘米的麻紙封套，上下開口，俗稱筒子封。正面無文字，背面封合處，蓋有扁書宋 体”永安山玉泉寺傳菩薩戒阿??梨弘教大德賜紫釋牒封”條印。另一套雖年代、傳戒寺院 、牒文內容完全不同，但總的形制是相同的，都是菩薩戒壇所牒和牒封，版刻墨印、字体、 邊框，所蓋條印都极像。均為遼末代皇帝耶律延禧年間所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遼代末期的 印刷水平。

圖7-24　經名下刻有小佛像及帶圖案邊框的《妙法蓮華經》

    (5)世所僅存的遼版書籍──《蒙求》。應縣木塔中重現的遼版書籍《蒙求》，框 高20.4厘米、版廣25.8厘米。白麻紙、蝴蝶裝。第一頁及第九頁后半頁缺，第二頁版心有污 殘。此《蒙求》為三卷無注文的白文本。全冊現存七頁半。每頁二十行，行二十六字。邊框 左右雙線，上下單線。版心刻有版碼。楷書，字体整齊，略顯呆板。”明”字、”真”字缺 筆避諱。現存文字自”燕昭筑台”起到卷終。卷后”音義”存八行。雖印刷刻版不夠講究， 排版節省，如 把”蒙求卷上　蒙求卷中”、”蒙求卷中　蒙求卷下”的分卷榜題排在一行，紙質、墨色也 欠佳，很可能是遼西京一帶印制、民間流行的坊刻本。根据諱字情況考證，可能刻印于遼興 宗重熙以后，當初可能是應縣木塔所在寺廟小沙彌的啟蒙讀本。由此可見，當時全遼境內 此 類啟蒙教育用書种類肯定不少，數量也相當可觀。但《蒙求》一書是目前世界上所僅見的遼 版書籍。也是唐李翰所撰《蒙求》一書存世 最早的刻本。也是唯一有”音義”的《蒙求》版本。音義前印有”韻東字起每韻四字　音義 　唐家”一行。經查核所注六十三字的”音義”大都与《唐韻》、《廣韻》系統的反切注音 一致。只注字音，并未注義。這些對考訂《蒙求》一書原貌，研究遼版書籍都有重要參考价值。

圖7-25　遼刻《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

    据史書和文獻記載，可知遼代刻書業是很繁榮、很普遍的，遼圣宗時不但刻印漢文佛教典籍 ，還 刻印漢文《五經》傳、疏，《史記》、《漢書》等儒家經典史書頒發學校作為課本。把他 們喜歡的大文人蘇東坡、白居易的詩文刊刻出版。遼圣宗還曾把《貞觀政要》、《通歷》、 方脈書等譯成契丹文刻印，把白居易的《諷諫集》譯成契丹文，雕大字本印出來，讓那些不 懂漢文的大臣誦讀。除官刻書籍外，民間私刻也定然不少，不然遼道宗時就不會下令”禁民 私刊印文字”。但是由于遼代書禁嚴，文獻亡佚殆盡，僅從金史資料文獻中得知曾經印過字 書《 龍龕手鏡》，醫書《肘后方》、《百一方》等。只有《龍龕手鏡》流傳下來，但已改名為《 龍龕手鑒》，已經是宋代翻刻本了。所以說在這些遼代印刷品重現于世之前，印刷史上遼代 這一段确實是空白一片。向達先生曾說：”中國印刷術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關系。”客觀 上佛教的發展与傳播也直接推動了雕版印刷業的發展。三百余件遼代佛教雕版印刷品的面世 ，重現了遼代雕版印刷業的輝煌，證明与北宋對峙的遼朝具有雄厚的雕版印刷能力，在校、 寫、刻、印、紙、墨、裝幀等方面都可与北宋并肩媲美!

    三百余件遼代雕版印刷品的重現，值得研究的方面很多、很多。可喜的是再不是推測、空談 ，而是有大量實物可資研究。

    已知面世的遼代雕版印書一覽表 　表7-1一九九六年初輯　《HT5”SS》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藏[ZB(]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垂109卷軸裝每紙27行，行 17-18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 22厘米，版廣50-54.1厘米，現存總長824.4厘米。　楷書硬黃紙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1974年發現　　1卷首畫為 護法天王像。每張均有”華嚴四 十七”、版碼及”垂”字。本卷為六十卷 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四愛113卷軸裝每紙28行， 行15字，上下雙線邊框，框高23. 5厘米，版廣53.6厘米， 現存總長125厘米加68厘米兩段。　　　　楷書硬黃紙 同上1每紙均有”大花嚴經二十四 ”、版碼及”愛”字。本卷為八十卷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六愛113卷軸裝每紙28行， 行15字。上下雙線邊框，框高23 厘米，版廣55厘米，現存總長 83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 每紙均有” 大花嚴經二十六”、版碼及”愛 ”字。本卷為八十卷本。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五十一　首116卷軸裝每紙皆殘 ，行15字。上下雙線邊框，框高23.6厘米，現存總長70厘米加7 2厘米兩段。　　　楷書硬黃紙同上1每紙均有” 大花嚴經五十一”、版碼及”首 ”字。本卷為八十卷本。 妙法蓮華經卷第二　在131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7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2厘米，版廣54.6厘米，現存總長53 6.6厘米楷書硬黃紙同上1每紙均有”第 二”及版碼。 稱贊大乘功德經一　女161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5-17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1.8厘米， 版廣52.7-53.5厘米 ，總長275.3厘米。楷書硬黃紙統和二十 一年(1003年 )　燕京穆咸宁趙守俊李存讓樊遵　同上1卷尾 有 題記。系燕京圣壽寺沙門道撰資 刻。　　　　 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　靡181卷軸裝每紙27行 ，行16-18字。四周單線邊框，框 高22厘米，版廣53-54厘 米，現存總長865.7厘米。楷書硬黃紙 同上1 卷首畫為說法圖。每紙均有”大法炬陀 羅尼十三”、版碼及”靡”字。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藏[ZB(] 大方便報恩經卷第一欲190卷軸裝每紙27行，行 16-18字。四周單線邊框，框 高22.3厘米，版廣53.8-55厘米，現存總長 493.3厘米。楷書硬黃紙同上1每紙均有”報恩經”、版碼及”欲字號”。 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清264卷軸裝每紙27行，行 16-18字。四周 單線邊框，框高22.3厘米，版廣53.4-53.8厘米，現存總長1129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卷首畫為說 法圖。每紙均有”中阿含經三十六”、版碼及”清”字。 阿毗達磨發智論卷第十三　第356卷軸裝每紙27行，行 16-18字 。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2.4厘米，版廣53.5-55.8厘米，現存總長1129.2厘米 。　　　　楷書硬黃紙同上1卷 首畫缺 ，第一紙殘。每紙均有”發智論 十三”、版碼及”弟子號”。 佛說大乘圣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刻527卷軸裝 每紙27行，行16-18字。四周單線邊框 ，框高22.8厘米，版廣53.3厘米 ， 現存總長292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卷首畫僅存 殘邊，前段殘。每紙均有”大乘 圣無 量壽陀羅尼經”、版碼及”刻” 字。　　 一切佛菩薩名集卷第六　　勿564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2-21字 不等。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4厘 米，版廣55-55.2厘米，現存總長235.4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殘缺。每 紙均有”佛菩薩名集六”、版碼 及”勿”字。 大方廣佛花嚴經　　平、章、愛、育、黎、首、臣、伏冊裝 (蝴蝶裝)半葉12行，行30字。白口，左右雙邊，版框高23.1厘米，寬14 .2厘米，一秩八冊，每冊十卷，每冊一千字 文編號。密行小字，雕印考究。黃綾 函套　　楷書薄麻紙重熙十一年雕造(1042) 河北 丰潤天宮寺塔第二塔心室1987年8卷10、20、50、60、70后，均有大契丹 國燕國大長公主刻經題記。原編 號為B77WW26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2,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妙法蓮華經卷第　一(甲)　卷軸裝每紙26行，行 15-16字。上下雙線邊框，內 有金剛杵及寶珠紋飾，框高25厘米，版廣 53.3-53.5厘米，現存總長753.4 厘米。　　　 楷書硬黃紙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1974年發現 1前缺，每紙均有”一”、及版碼。　 　　　 妙法蓮華經卷第　一(乙)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7字。上下 單線邊框，框高21.5厘米，版廣5 3厘米，現存總長150.6厘米。　　　楷 書硬黃紙同上1殘缺嚴重。每紙有小字”一”、及版碼。 妙法蓮華經卷第　一(丙)　卷軸改冊裝每紙28行，行 17字。 上下單線邊框，邊框高22厘米，紙縱27.6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本卷發現時已為冊裝，并 補加書口， 墨繪邊框直線。在書冊右上方用 細繩穿一提耳。　 妙法蓮華經卷第　三(甲)　卷軸裝每紙30行，行 16-17字。四 周雙線邊框，框內有金剛杵及祥云紋，邊框 高24.9厘米，版廣55.6厘米，現 存總 長767.8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 卷首畫缺，多處殘。經名及品名下均有坐佛像。每紙有小字”三”、及版碼 。　　 妙法蓮華經卷第　三(乙)　卷軸裝每紙30行，行 16-17字，四 周雙線邊框，內有金剛杵及云紋。框高25.1 厘米，版廣55.6-59.2厘米，現存 總長 803.3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卷首畫為 經變相。有殘缺。每一品名下均 有佛坐 像。每紙有小字”三”及版碼。　　　　 妙法蓮華經卷第　四(甲)　卷軸裝每紙30-32行，行17-20字不 等。四周雙線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云紋。 框高25厘米，版廣55.6-56.1厘米， 現存總長1112.2厘米　　　　　楷書 硬黃紙燕京趙守俊并長男 次弟同雕同上1卷首畫為經變相。有殘 缺。 品名下有坐佛像。每紙有小字”四”及版碼。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4,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妙法蓮華經卷第　四(乙)　卷軸裝每紙30行，行 17-20字。四 周雙線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云紋。框高25 .5厘米，版廣56厘米，現存總長1 57厘米。楷書硬黃紙同上 1殘缺嚴重。經名下有坐佛像。每紙有 小字”四”及版碼。　　　　 妙法蓮華經卷第　四(丙)　卷軸裝每紙26行，行 16字。四周雙 線邊框，內有金剛杵及寶珠紋飾，框高24 .5厘米，版廣53.6-54.1厘米，現 存 總長1321.3厘米。楷書硬黃紙太平五年 (1025年)　燕京 檀州街顯忠坊馮家印造孫壽益權司??趙從業趙從善同上1 卷首畫缺。前部殘缺。每紙有小字”四 ”、及版碼。卷 尾有題記。此經為遼代名書法家 龐可升書。　　　 妙法蓮華經卷第　四(丁)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7字。 四周雙線邊框內有金剛杵及寶珠紋飾，框高21.2厘米，版廣52.1-52.2厘米， 現存總長1041.2厘米。楷書硬黃紙同上 1卷首畫殘缺。每紙有小字”四”、及版碼。此為八卷本之第四卷。 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卷軸裝每紙28行，行17-20字。四周單線邊 框，框高21.8厘米，版廣51.1-52 厘米，現存總長1179厘米。　楷書硬 黃紙同上1前缺并殘。每紙有小 字”五”及版碼。此為八卷本之 第五卷。 妙法蓮華經卷第七　卷軸裝每紙28行，行15-18字，上下單線邊 框，框高20.5厘米，版廣50.4厘 米現存總長67.8厘米。　楷書硬黃 紙同上1殘缺嚴重。每紙有小字 ”七”、及版碼。此為八卷本之第七卷。 妙法蓮華經卷第　八(甲)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6-20字。上 下雙線邊框，內有金剛杵及祥云紋飾。框高24厘米，版廣52-52.3厘米，現存總 長360.9厘米。　　　楷書硬黃紙 同上 1殘缺嚴重。每紙有小字”八”、 及版碼。此為八卷本之第八卷。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妙法蓮華經卷第　八(乙)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7-18字。 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2厘米，版 廣51.5厘米，現存總長333.3厘米。　　　 楷書硬黃紙同上1卷首畫為經 變相。后部 殘缺。每紙有”八”字及版碼。 此為八卷本之第八卷。 妙法蓮華經卷第　八(丙)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7-18字。 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1.8厘米， 版廣54-55.2厘米，現存總長1110.8厘米。　 楷 書硬黃紙同上1卷首畫為經 變相，与卷(乙)酷 似而非同版。有殘缺。每紙有” 八”及版碼。此為八卷本之第八卷。 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蝴蝶裝每葉16行，行16-17字。四周雙線邊 框，框高22.5厘米，版廣33.6厘 米，現存卷首畫半葉及經文17葉半。　　　 楷書硬黃紙同上1卷首畫為扶劍天王坐像； 旁為侍立童子。各版版心均有” 第一”及頁碼。　 大方便報恩經优波离品第八殘縱22.4厘米 ，17.8厘米，僅 存文字九行，下部殘缺楷書皮紙 同上1 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經卷上卷軸裝每紙30行，行 16字。上下單 線邊框，框高21厘米，版廣57.5厘米，現 存總長165.1厘米。楷書硬 黃紙同上1殘缺嚴重。每紙有小 字”一”及版碼。 佛說八師經一卷　　蝴殘橫蝶裝每葉14行，行18字。四周單線邊框， 邊框高23厘米，版廣26厘米。　　楷 書麻紙入潢大吳天寺 福慧樓下同上1殘缺。各版均有版碼。經 尾有題記。　 佛說世音經卷軸裝 每紙28行，行 18-21字。四 周單線邊框，框 高23.3厘米， 版廣54.4厘 米，現存總長 196.8厘米。　楷 書硬黃紙同上1殘缺。每紙有小字及版碼。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5,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高王觀世音經一卷　卷軸裝每紙26行，行16字。四周單線邊框， 框高22厘米，版廣52.5厘米，現存總長149.5厘米。　楷書麻紙永濟院　同上1卷首畫為經變相。殘缺。 卷尾有題記。 佛名集蝴蝶裝每葉10行，行7-11字不等。左右雙線邊框，上下單線邊 框，框高12厘米，版廣15.3厘米 ，僅存四葉半。　　　　　楷書麻紙同上1首尾俱缺。每葉版心 有版碼。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第四下卷軸裝每紙34行，行 24-25字。四 周單線邊框，邊框高24.5厘米，版廣54.4- 57.2厘米，現存總長2231.1厘米。 　 　　楷書皮紙同上136紙前缺，有殘。 每紙有”華嚴疏四下”及版碼。 并刻有原經卷數。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一上　　卷軸裝每紙 30行，行 20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4.3厘米，版 廣56.1-56.7厘米，現存總長1879 . 4厘米。楷書皮紙入潢同上1 包 首缺，前缺。各紙有”花嚴抄一 下”及版碼。避遼諱。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一下　　卷軸裝每紙 30行，行 20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3.4，版廣55-55.8厘米，現存總長1504.7厘米 。 楷書皮紙入潢同上1前有殘缺。各紙有小字”花嚴抄一下”及版碼。避遼 諱。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五上半　卷軸裝每紙 32行，行 21-22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4厘米， 版廣54-55厘米，現存總長1918.5 厘米 　楷書皮紙同上1前缺。每紙有小字 ”花嚴抄五上半”及版碼。卷尾經名下刻有”書”字。　　　　 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第五上　　卷軸裝每紙 30行，行 24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3.2-24.2厘 米，版廣54-54.6厘米。現存總長 911. 1厘米　　　　楷書皮紙入潢同上1前殘缺。每紙有小字”花嚴抄五上”及版碼。避遼諱。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1,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大華嚴經鈔卷第一上卷軸裝磁青紙包首殘片，前部有竹篾天杆， 上部殘缺較重。縱30.8厘米，橫16.4厘米。近天杆處貼墨書經簽， 四周雙線邊框。楷書磁青紙同 上1

上生經疏科文一卷　卷軸裝此卷為科判文，每紙行數，字數不 等。　　　　楷書皮紙入潢統和八年(990年)　燕 京仰 山寺前楊家印造同上1每紙有版碼。卷 首題 刻”燕台憫忠寺沙門詮明改定” ，卷尾有題記。　　 釋摩訶衍論通贊疏卷第十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8字。四周單 線邊框，框高23.7厘米，版廣54.5厘米， 現存總長893厘米。　　　楷書 皮紙入潢咸雍七年(1071)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　同上1前部殘缺。每紙有”通贊疏十”及版碼 ，有經末題記及卷尾題記。避遼 諱。　　 釋摩訶衍論通贊疏科卷下　卷軸裝每紙28行，行 12-23字。四周單 線邊框，框高23.4厘米，版廣55.3厘米，現存總長573.2厘米。楷書皮 紙入潢咸雍七年(1071)燕京弘法寺奉宣雕印流通　 同上1前部殘缺。每紙有”通贊科 下”及版碼，經尾有題記。避諱。　　　 成唯識論述記應新抄科文卷第三　卷軸裝此卷為科文。 四周單 線邊框，框高22.8厘米，版廣52.5厘米，現存總長1892厘米。　楷書皮 紙入潢趙善等人雕　同上1多處殘缺。各紙均 有”科三”及版碼。多處有施資 人和雕工姓名。　　　　 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卷第二　卷軸裝每紙32行，行 20-22 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2.4厘米，版廣56厘米，現存總長2568.3厘米。 楷 書皮紙入潢孫守節等四十七人同雕同上1 開頭有殘缺。各紙均有”法抄”及版碼。卷尾有題記。 法華經玄贊會古通今新抄卷第六　卷軸裝每紙32行，行 18-2 3字。四周單線邊框，框高23厘米，版廣53.4-55厘米。現存總長2104.5厘米。 楷書皮紙入潢趙俊等四十五人同雕　同上1 前部殘缺嚴重。每紙有”法抄六”及版碼。卷尾有題記。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6,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涅盤義記卷第八卷軸裝每紙26行，行20- 23字。四周單線邊框， 框高23.8厘米，版廣46-47.7厘米 ，現存總長3532.2厘米。楷書 麻紙同上1開頭殘缺。每紙有”第 八”及版碼。 八師經報應記蝴蝶裝每葉12行，行18-19字 。四 周單線邊框，前四行有烏絲欄線 。框高23.8厘米，版廣26.4厘米，僅存首葉 及 前后書皮。楷書麻紙入潢同上1從版式、字 体看本冊与共出的《佛說八師經 》系同時同地所刻。避遼諱。　　　 佛說阿彌陀經卷軸裝長243厘米，寬30厘米 。每行16字。　　　 遼代河北丰潤天宮寺塔第二塔心室1987年1卷首有護法神。較殘破。原編號為：B73WW20。 卷軸裝遼代同上2因殘破膠 結，尚未打開。原編號為B73WW21 、WW22。　　　 佛說圣光消災經　　冊裝(蝴蝶裝)長15厘米，寬7.5厘米，厚3 厘米。小字，每行10字。漢文和梵文相間 排列 。　　　　遼代同上1原編號為B74WW23。 大唐中興三藏圣教　冊裝長21厘米，寬13厘 米，厚1.1厘米。封皮 深藍色。　　　　　　同上1原編號為：B75WW24。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冊裝長26.5厘米，寬15. 5厘米，厚4厘米。紅 綾函套。　　　　咸雍六年奉宣雕印(107 0)同上3原編號為：B76WW25。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　冊裝長25厘米，寬15.7 厘米，厚0.5厘米。黃 色封套。　　　　同上1有破損。原編號　　　　為：B78WW27。 大乘妙法蓮花經　　冊裝長31.5厘米，寬19 厘米，厚8.5厘米。咸雍五年雕造(1069)燕京弘法寺　同上8完好。有刻經題記。原編號為：　　　　 B79WW28。 一切佛菩薩名集　　冊裝(蝴蝶裝)長26.8厘米，寬15.7厘米， 厚5厘米。　重熙二十二年?(1053)同 上1年代有疑。原編號為：B80WW29 。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66,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殘經(不知名)長52厘米，寬25厘米，每行13字 。　　　同上1發現于釋迦牟尼佛腹內。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卷軸裝每行16字，字 徑1.2厘米。框 高20.5厘米，紙縱25.5厘米，現存總長435厘米。　楷書麻紙入 潢內蒙古遼慶州釋迦佛舍利塔。(1988-1992年)1卷前 有佛畫，屬前經后記体例。完整。佛畫為八幅線刻畫。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　卷軸裝每行16字，字 徑1.2厘米。框 高20.5厘米，紙縱25.5厘米，現存總長381厘米。　楷書麻紙入 潢同上1缺卷首畫，殘缺。与上卷 為同一版式。 金光明經卷第四　　卷軸裝每行16-17字 。字徑1.2厘米。框高22 厘米，紙縱28厘米。　　　　楷書麻紙入潢 同上1殘缺嚴重。有簡体字，印刷 有脫墨漏印處。　　　 大乘庄嚴寶王經六字大明陀羅尼　單頁殘長31.5厘米，殘高23厘 米。每行27-30字不等，字徑0.6厘米。　 楷書麻紙入潢 同上1周邊殘缺嚴重。右為佛 畫，左為經 咒，落款”上京僧錄宣演大師賜 紫沙門蘊圭施。” 佚名殘經　　殘片字徑1.2厘米。 同上1殘缺成片，卷軸不存。　　 佚名殘經　　殘片字徑1.2厘米。 同上1殘缺成片，卷軸不存。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集撰)　卷軸裝行字不等，共2 紙。四 周雙線邊框，框內有金剛杵、法輪紋飾。 框高7.5厘米，紙縱9厘米，總長 99.5厘米。楷書麻紙同上103小字 雕印。 根本陀羅尼咒(集撰)卷軸裝共3紙。四周單線邊框，框高8.4厘米 ，紙縱8.9厘米，總長98厘米。　　楷 書麻紙同上106大字雕印。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集撰)　卷軸裝每行8-10字，共6張， 框高6.6厘米，紙縱9.5厘米，總長327厘米。　楷書麻紙統和二十 五年(1007)燕京樊遵雕　同上1卷首有”燕京 憫忠寺抄主 無礙大師門人??丘智光集”，卷尾有統和二十五年歲次丁未 五月十五日記樊遵雕始平龐可升 書”。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50,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遼　　　刻　　　經[ZB(]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集撰)　卷軸裝每行6-10字，共8紙， 框高6.6厘米，紙縱8.7厘米，總長334厘米。　楷書麻紙開泰十 年(1021)上京同上2卷首有”燕京憫忠 寺抄主無礙大師門人 ??丘智光集”，卷尾有”開泰十年春二月福先 寺講經論比丘志淵、依燕京本雕印散施。”　　　 佛形像中安置法舍利記(集撰)　卷軸裝行字不等，共2 張。框高7.5厘米，紙縱9厘米，總長99.5 厘米。　　　 楷書麻紙1与以上同名 版內容不同。 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集撰　卷軸裝行14-16字，共4紙。框 高7厘米，紙縱8.8厘米，總長191 厘米。　　　楷書麻紙重熙 慶州麴舜卿雕同上1卷尾有”慶州僧錄宣演 大師散施，麴舜卿雕”題記。 妙法蓮華經　卷軸裝共31紙。框高13.5厘 米，紙縱19厘米，總長 2054厘米，四周雙線邊框，內有金剛杵与 二破圖案相間，轉角為一法輪。楷書 印經紙開泰六年(1017)同上1此經共七卷 二十八 品”后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奉詔 譯”，小字雕印。卷封貼以外粗內細雙線框標簽 ，題名《妙法蓮華經·卷第一》 ，并以彩色縹帶相系，外包二層帙 袱。卷尾有后記、續記兩則，屬 前經后記体例。　　 書籍蒙求蝴蝶裝每葉20行，行16字。邊框左右雙線 ，上下單線，版心有版碼。框高20.4厘米，版廣25.8厘米。現存七葉半。　　　 　　楷書麻紙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1974 年　　　1缺第一葉及第九葉后半葉，有 污殘， 避遼諱。此書為世所僅存的遼版 書籍。 分類[]名稱[]千字文編號[]裝幀[]版式或規格[]字体[]質地[]刻印年代[]刻印地點 []刻工[]發現地點時間[]數量[]備注 [BHDG59,FK2, K4，K3，K2，K8，K2，K2，K3，K3，K3，K5，K2，K7 F》 雜　　　　　　　刻[ZB(] 新雕諸雜贊一策　　蝴蝶裝每葉20行，每行字數不等。四周雙線 邊框，框高22.3厘米，版廣30.5厘米。題目均在烏絲欄內，上有黑色魚尾。　　楷書麻紙、封皮系麻紙入潢咸雍六年后　(1070年 　后)　燕京大憫忠寺同上1封皮右上角 貼有木刻墨印”新雕諸雜一策”雙線墨框紙簽。　 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單頁板刻墨印，單線 邊框，框高25.8厘米， 廣30.4厘米，紙縱36厘米，橫37.8厘米。　　　 楷書麻紙乾統燕京玉泉寺　同上完整。 玉泉寺菩薩戒壇所牒封　　封套上下開口，俗稱 筒子封。縱35.2 厘米，橫5.4厘米。　　　　扁書宋体條印麻紙同上同上同上1有污殘。 菩薩戒壇所牒封　　封套上下開口，俗稱 筒子封。縱35厘米，橫 7.3厘米。　　　　扁書宋体條印麻紙天慶同上1表面有污損，下部正中有一破孔。　　 菩薩戒壇所牒單頁版刻墨印，單線邊框，框 高26.2厘米，廣30.7厘 米。紙縱33.4厘米，橫36.6厘米。　　　楷 書麻紙天慶同上1中部缺，下部殘。　　　　 講經啟單頁殘片紙縱31.3厘米，橫14.5厘 米。　　　　楷 書麻紙大康五台山松子峪下水院　同上1殘缺嚴重。此五台山為小五台山在今河北蔚縣。 卜筮殘葉　　半葉殘片蝴蝶裝現存半葉，共16行，有行格及 單線邊框。殘縱17.2厘米。橫14. 5厘米。　楷 書麻紙同上1上部和右側殘缺。

    (二) 金代的刻書事業

1.金代政府對圖書文化的重視和收集

    女真族是中國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公元十二世紀初，女真滅遼，建立了与南宋對峙的金王 朝，金朝以今北京為中心，在北方統治了近一百二十年。

    女真族是驍勇善戰、俗尚弓馬的民族，在北方的統治時期，國家對于思想文化建設，卻是比 較重視的。早在金太祖天輔三年(1120年)即頒布了女真文字，并注重學習，接受儒家學說思 想，加強社會精神道德方面的宣傳教育。政府机构中設置有弘文院，專門負責翻譯、校勘儒 家經典。金世祖曾對群臣一再講述，令人翻譯五經，正是為了叫女真人懂得仁義道德之所在 的道理。出于其鞏固政權、培養服務于政府的有用人才，統治者接受遼代的經驗，興辦學校 ，提倡發展教育事業。天德三年(1151年)置國子監。進士課目兼采唐、宋而增減。所授經 史 課程，都由國子監印版之后，頒交各個學采用。講授教材，《易》經用王弼、韓康伯注 ， 《書》經用孔安國注，《詩》經用毛萇注，《周禮》用鄭玄注、賈公彥疏，《論語》用何晏 注，邢??疏，《孟子》用趙峙注、孫??疏……。全面吸收漢 族傳統文化思想教育。据金史記載，金代的皇帝大多讀經習史，注意提高本身的文化素養和 統治國家的能力。熙宗曾感歎自己讀書甚少。”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逾邁，深以為悔 ”。他認識到”孔子雖無位，其道可遵，使万世景仰”。因此親祭孔廟，日夜攻讀《尚書》 、《論語》、《五代史》、《遼史》。哀宗時曾于內庭設置益政院，選派學問淵博之碩儒名 師，每日上直，准備隨時給皇帝講解、輔導《書經》、《通鑒》、《貞觀政要》等經史著作 。

    金政府不但大力宣傳尊孔讀經、發展教育，還采取許多具体的方針、措施，以鼓勵人民讀 書 學習，提高文化水平，根据文化水平的高低程度，制定工資待遇。如《金史·選舉志》記： ”大定六年(1166年)朝廷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以《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 ，并善書札者，月給奉八貫石，稍識字能書者，七貫石，不識字者六貫石”。

    金代政府對于圖書典籍的收集与保藏十分重視。早在太祖天輔五年(1121年)就曾說：”若 克 中京，所得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并先次津發赴闕”。1125年金滅遼后，收得遼代皇室的 全部藏書，首先以此充實了金政府的藏書。

    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完顏晟等攻克宋朝都城開封。第二年，將擄獲的徽、欽二帝及宋皇室 四百余人及宋代大批圖書文物押送到北方。金与宋議和時，還把索取三館、秘閣藏書作為條 件。宋朝派鴻臚寺官員押送佛經、道藏書版以及國子監、秘書監官員押運監版書版和館中 書籍送往金朝。宋代政府藏書遂被金全部索取而去。

    金朝政府不僅极力收取宋代現有藏書，而且對于《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也下令予以購求 、補充。并廣泛收購民間藏書。如果藏書家珍惜自己的書籍，不愿意售賣，政府還規定， 借 抄之后，原本歸還本人。一方面收書、購書，一方面不斷翻譯、刻印書籍。于是金代政府藏 書得以迅速增加，社會上的圖書財富也日漸丰富。

2.金代的刻書事業

    宋高宗南渡臨安時，原開封的書肆和雕版印刷工人，一部份隨政府南遷，一部份則移往北方 金代的刻書中心平陽(平陽亦名平水，今山西省臨汾縣境一帶)。從此黃河以北的雕版印刷 中心，由河南汴梁轉移到山西平陽。

    金代刻書除官刻監版之外，私人和坊肆刻書也很發達和廣泛。

    金代的官刻書，据《金史》記載，由國子監刻印后頒諸學校。曾印經史二十余种以及《老子 》、《荀子》、《揚子》等子部書籍。其它政府部門及書籍出版管理机构，自然也刻印書籍 。可惜這些刻本，今都不傳，詳情已不可考。相比之下，金代的民間刻書倒有少量流傳。

    今据藏書家知見傳本書目記載及現存書籍實物，舉例如下：

    １《新刊補注銅人腧穴針灸圖經》五卷，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書軒陳氏刻本。 刻書第三卷有序題”時大定丙什歲上元日，平水閉邪聵叟述”。書后有”書軒陳氏印行”六 字。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

    ２《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平陽王朋壽撰，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平陽李 子文刻本。王朋壽于書中自序說，前人編纂傳記百家之學，曰《類林》，但感到”次第失 序 ，門類不備”，為此予以增廣，第其次序，增至一百門，每篇系之以贊，分為十五卷，較舊 書增加三倍多。由同鄉李子文刊刻傳布。可知此書內容比較廣泛，且較實用。

    ３《新刊圖解校正地理新書》十五卷。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張謙刻本。張謙號古戴 鄙夫，于卷首有自序，敘其校刻原委。丁日昌《持靜齋書目》考證本書”金大定甲辰，平陽 畢履道校正為之圖解。章宗明昌壬子，古戴鄙夫張謙更為精校以行，此本即其時刻也。蓋是 書自張謙增輯刊行，明昌一本而外，別無傳本，四庫亦未著錄”。莫友芝《宋元秘本經眼錄 》：”此本即張謙所刻，每半葉十七行，行三十字”。楊紹和《楹書隅錄》：”刻書雙行細 注，皆刻畫分明”。

    ４《道德寶章》一卷。金哀宗正大五年(1228年)平水中和軒王氏刻本。楊紹和《楹書隅 錄》卷三：”金本德道寶章一卷，昔得諸京師書肆，書高二尺一寸有奇，字徑一寸五、六 分 ，作歐虞体，古秀遒勁，鐫刻极精。卷首尾有本記金大正戊子平水中和軒王宅重刊”，”此 書古香馥郁可珍也，每葉六行，行十六字”。

    ５《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宋曾鞏撰，金代平水刻本。《中國版刻圖錄》：”此本源于 北宋舊??，其詩文多出《元丰類稿》外，《圣宋文選》、《南丰文粹》諸文，皆備見于此本 。”刻書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字畫剛勁、世無二帙，堪稱平水本之上乘。”現藏北 京圖書館。

    ６《重編補添分門字苑撮要》。卷數与編纂人無考。《中國版刻圖錄》稱”金平水坊 刻。該書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可供詞匯學研究、參考之用。此書現存北京圖書館。

圖7-26　金刻《蕭閒老人明秀集注》

    ７《壬辰重考證呂太尉經進庄子全集》。宋呂惠卿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平水 翻刻本。《中國版刻圖錄》稱：金代平水重翻北宋刻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至二十七字 不等。北宋本早已佚亡，此書為傳世最古的版本，十分珍貴。現藏北京圖書館。

    ８《新修累音引證群籍玉篇》三十卷。《中國版刻圖錄》定為金代平水刻本。該書為金 邢准据《增廣類玉篇海》，又取《切韻》、《廣韻》、《集韻》等書增刪改定。是金、元、 明時期較為最完備的一部字典。該書半葉十四行，行二十一字。現藏北京圖書館。

    ９《蕭閒老人明秀集注》(圖7-26)三卷。蔡松年撰，魏道明注。《中國版刻圖錄》：”金平 水刻 本”，”蕭閒道人即蔡松年，字伯堅，金真定人，官尚書右丞相。寓汴都，其第蕭閒堂，因 自號蕭閒老人”。該書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字体瘦勁，刻印精工。現藏北京圖書館。

圖7-27　金刻《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第六

    10《劉知遠諸宮調》。金平水坊刻本。以往各藏書目錄均未見著錄。清光緒三十三年 帝俄柯茲洛夫在甘肅張掖黑水城發掘西夏遺址時，于此出土宋、金、西夏時期書籍數十卷及 字畫、紙幣等珍貴文物，掠往俄國。本書即其所發掘古籍中之一种。為中國古代民間說唱文 學著作。五十年代初，蘇聯政府送還中國。全書應為十二則，半葉十行，行二十字。北京圖 書館藏五則四十二葉。

    11《崇慶新雕改并五音集韻》。韓道昭撰，金崇慶元年(1212年)河北宁晉荊珍刻本。 現藏北京圖書館。該書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字，注文雙行，行四十一字。白口、雙魚尾，左 右雙邊。金代河北宁晉地區刻本，今已罕見，實為珍貴。

    12《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卷第六(圖7-27)、第四十一。金熙宗皇統九年(1149年)山 西太原府 榆次縣刻本。該經各公私目錄均未見著錄，為山西省近年所發現。全書總卷數已不可考。此 次發現為第六卷、第四十一卷。經尾刻”太原府榆次縣仁義鄉小郭村都維那郭旺、副都維那 郭仲”并題刻”(榆次縣)當鄉小冀村施板人李展，金皇統九 禾异 歲次已巳孟秋七月四日記”。每版六行，行十六字。藏經紙印刷。

    13《金藏》。山西解州天宁寺開雕大藏經版會刻。金熙宗皇統九年(1212年)至世宗大 定十三年(1173年)刻印。該經未見著錄。本世紀三十年代于山西趙城縣廣胜寺發現。因其保 藏于趙城廣胜寺，故稱《趙城廣胜寺藏》，也稱《趙城藏》(圖7-28)。其為据宋《開寶藏》 和部分官 刻佛經為籃本，經三十余年雕鐫而成。相傳為民間信徒崔法珍斷臂募刻。据考證，金藏總數 應為七千余卷，現存四千卷。藏經包括佛教傳入后到金代以前在中國流傳的佛教經典。對于 研究中國宗教、歷史及雕版印刷等各方面，均有較重要參考价值。

    抗日戰爭期間，廣胜寺愛國僧侶嚴加保護，為免遭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掠劫，我抗日軍民 奮力予以搶救出來，轉移至晉東南抗日根据地。五十年代，華 北人民政府將藏經移交北京圖書館保藏。

    金藏分兩种版式：所譯經、傳、論、贊，板框高二十二厘米，每版二十三行，行十四字；收 入著述，版框高二十五厘米，每版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六字不等。麻紙印刷，扉畫繪刻精 致，字体朴勁。卷首鈐有”趙城廣胜寺造”木記。經尾鈐有”趙城縣祖代經旨龐待詔自造” 木記。北京故宮博物院、北大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等均有少數零卷收藏，近年 來山西地區藏于民間的零卷，有人向國家捐獻，《趙城藏》的現存數目還在不斷增加。

    14《西岳華山志》。道士王處一編纂。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陝西華陰刻本。据《 文人雜志》1985年第4期載魯深《陝西雕版源流考》一文所介紹。為現今發現陝西地區金代 唯一刻書。金代陝西与山西平陽一水之隔，應該有所影響，可惜以往未見著錄。又据記載19 56年西安市郊區曾出土金貞佑三年(1215年)拾貫文的交鈔銅版。也是金代政府在陝西曾刻 版印刷鈔票的實物佐證。

    15《四美人圖》、《關羽圖像》，為金代平水刻印的兩幅版畫。是 帝俄柯茲洛夫在甘肅張掖黑水城發掘西夏遺址時所獲得的宋、金、西夏珍貴文物中之兩件。 已被竊往俄國，現存于列宁格勒博物館。中國學者僅從影印件中看到原刻面貌。對此刻本， 專家們給予极高評价。認為版畫鐫刻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動人，雕繪技術精良。而且兩幅版 畫各具不同刻風。反映了金代雕版藝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唐、宋時期的版畫多為宗教佛 像繪刻，金代已出現人物版畫的刻印，標志著中國版畫藝術已開始進入了新的階段。

圖7-28　趙城藏扉畫

    16《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圖7-29)三十卷。平陽府張存惠晦明軒刻本。張存 惠字魏卿 ，平陽府人，刻書很多。這本書的卷首有”泰和甲子下已酉冬日晦明軒刻書”龜形牌記。目 錄后有琴形牌記題：”平陽府張宅”。又有”晦明軒記”鐘形牌記。目錄后序有題字”泰和 甲子已酉歲小寒初日辛邱刊畢”文字一行。据其牌記提泰和甲子為金章宗泰和四年(1204年) ，下推已酉已經到了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因此對該書刻印時間為金抑為元? 各藏家著錄 不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四部叢刊書錄》等列為金刻。《四部叢刊書錄》認為：” 此為金泰和中晦明軒据宋政和六年曹孝忠校正重刊，故以政和為名，按卷首晦明軒碑式牌子 ，稱添注藥物异名，改正漢字，已酉年又增入冠氏衍義，与舊本頗异，故加重修二字以 為別 。……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三字。金人??本難得，此极完善”。該書字畫瘦勁，結构抗肩 ，呈現出金代平水風格。今藏北京圖書館。

圖7-29　金刻《重修證類本草序》

    17《丹淵集》。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晦明軒張氏刻本。楊紹和《楹書隅錄》題： ”《丹淵集》明刊者已不易得，此本為金泰和間從宋慶元四年戊什家藏之歷州本重梓，卷末 題金泰和丙寅晦明軒張宅記。惟有卷中板號注大德、至正、正統者，遞經元明補修之本。每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

    18《尚書注疏》二十卷。平水劉敏仲編刻。据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著錄為金刻 本。半葉十三行，行大字二十六至二十九不等，小字皆三十五字。

    19《增注禮部韻略》。金正大六年(1229年)平水王文郁刻本。亦名《平水新刊韻略》 、《新刊韻略》。《??亭知見傳本書目》記：”王文郁并歸韻二百六部為一百六部，所并之韻，韻首一字以魚尾隔之，金正大已丑初刻，元大德丙什平水中和軒王宅重刊新本。

    20《金道藏》。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命道士孫道明据宋道藏殘版補刻。稱《大金 玄都寶藏》即《金道藏》。共約七千余卷。原宋徽宗政和間于福州雕版，名《万壽道藏》， 后經版運至東京。高宗南渡，金人取去遺留于汴京之經版，于章宗明昌元年据以補刻。金藏 刻成后，版片藏存永樂鎮純陽万壽宮內。元太宗期間，道士披云真人宋德芳命其弟子秦志安 于平陽玄都觀据《金藏》再次刊雕。元世祖忽必烈崇信佛教。于至元十八年下令將一切道教 經典及版片全部焚毀。元代以前所刻道藏几乎滅跡。傳世幸存的据知僅有《太清風露經》( 圖7-30)及現存北京圖書館的《云笈七簽》等零种。

圖7-30　太清風露經

3.金代刻書事業的特點

    (1)刻書地區。金代的刻書地區是比較廣泛的。如中都路(北京)，南京路(汴京)，今 山西 的平陽、解州、榆次，河北宁晉，陝西的華陰，都有圖書的雕版印刷。北方一帶逐漸形成金 代的刻書中心，尤其以平陽最為繁榮發達。平陽又稱平水。孫毓修《中國雕版源流考》：据 ”漢 書地理志堯都平水之陽金時或以平陽近水之處謂之平水”。《金史·地理志》：”平陽府屬 河東南路，宋平陽郡建雄軍節度，本晉州，初為次府，置建雄軍節度使，天會六年升總督府 ，置轉運司。”平陽地理條件优越，土地肥沃，物產丰富，又未遭兵患。從金代初期就升為 上府。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素有衣冠文物甲于河東之稱。此外，宋高宗南渡，遷移至北方的 書肆來到平陽，書坊薈萃于此，為印刷事業的發展增添了新的力量。正像《金史》記載，平 陽”有書籍”，以致政府也在這里設置了出版印書管理机构。從上述列舉的金代刻書來看， 平陽刻本竟占了一半以上。有些著名的坊家在這里經營時間十分長久，往往子繼父業，世代 相沿。如晦明軒張氏、中和軒的王宅。在金代滅亡后，他們繼續刻書、賣書，影響深遠。為 平陽的印刷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所以，直到元朝，平陽仍是全國刻書事業最發達的地區之 一。

    (2)刻書內容。金代刻書多据宋版。金滅宋時，將宋代政府藏書和版片全部取走。許 多書籍和書版可以繼續使用、刻印。金代國子監的刻書，有不少是据宋監版所印的。民間刻 書也多据宋代善本。如收入《中國版刻圖錄》的《壬辰重考證呂太尉經進庄子全解》、《南 丰曾子固先生集》等金代刻本，都源出自北宋舊??。宋代的許多优秀圖書版本，几經兵亂， 大都散佚流失。今經金人繼續予以翻刻，使得宋代書籍得以保存流傳，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 義的大事，是對保存古代文獻典籍的不小的貢獻。

    金代刻書的內容，除經史、諸子之外，醫書、類書、字書、詩文集的刻印比前代要多。更有 佛教、道教經典的大規模的刊刻。可以說，各類學科書籍的印刷品种是很丰富的。在編纂形 式和版本類型方面，也有新的發展變化，出現了比較多的”重修”、”新刊”、”音注”、 ” 節要”、”圖解”一類的書籍，大都是對某些原有刻本的新的版本，或對經、史著作的注解 、 摘要。這類出版物多來自坊間。他們最大的特點就是思想比較開放，不固守陳規，勇于創新 。金代的坊肆繼承了這個特點，從內容到形式，注意多出版印刷大眾喜聞樂見的書籍，以滿 足群眾的需要，也便于營利。用于圖書內容品种丰富多彩，极大地活躍了書籍市場。同時對 于傳播知識、發展學術和提高社會文化水平，也都具有重要意義。

    (3)雕印技術。金代刻書在內容版本上多据宋代，不僅品种丰富、形式多樣，而且在刻 書技術上，也繼承了宋代的傳統，態度認真、嚴肅，寫繪工整，雕印技術精湛。有些書籍， 字 畫清晰分明，版式古朴遒雅，甚至超過宋代的刻書。如上述列舉的《尚書注疏》，”蠅頭小 楷，鐫鏤极工”，南宋精??不能及。《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字畫剛勁、世無二帙”， 被 譽為”平水本之上乘”。又如高二尺一寸、字徑一寸五、六分的大開本《道德寶章》，”古 秀遒勁，鐫印极精”。深受藏書家珍愛。在版畫方面的雕印、繪刻，也十分精致、細膩，藝 術水平和技術水平都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

    (三) 西夏的刻書事業

    公元1038年，党項貴族李元昊稱帝建國，自稱大夏，又稱白高大夏國，史稱西夏。其疆域， 以宁夏平原為中心，"東拒河，西至玉門，南臨蕭關，北控大漠，延茅万里。"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 建都興慶府(后稱中興府，今宁夏銀川市)。其境內，有漢、回鶻、吐蕃、塔塔(韃靼)、契丹 等民族，擁兵六七十万，与宋、遼、金成鼎立之勢。1227年為蒙古所滅，歷傳10代，長達19 0年。西夏立國西陲，農牧并盛，手工業商業也有一定的發展，為西北地區社會、經濟和文 化藝術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党項族原居青藏高原東北部，在唐朝以前，他們以部落為單位，分散居住，不相統攝，過著 不知農耕、以畜牧為主，無法令、無徭賦、也無文字的原始社會生活。在從唐初內遷到宋初 建國長達4個世紀的時間內，党項族与漢族相濡雜處，受其影響，生產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 變化。建立西夏政權的党項貴族李氏，早在唐末，就以夏州(陝西靖邊白城子)為中心，成為 藩鎮勢力。他們代代封爵，世世為官，讀書寫字、公私文書盡用漢字，中原文化對他們影響 更深。《宋史·夏國傳》載，西夏"設官之別，多与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 与曲，則唐也"。 《宋史·夏國傳》卷四八六。 唐宋時期逐漸發展起來的印刷業，當然不能不對西夏有所影響。

    西夏在吸取中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營養的同時，十分注意發展本民族的文化。西夏在繼續 使用漢字的同時，于建國前的二年(1036年)，就成功地創制了本民族的文字──西夏文字， 當時稱為"蕃文"、"蕃字"、"蕃書"、"蕃語"，被尊為"國字"，并在其境內大 力推行。元昊令設立蕃漢二字院，"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孝經、爾雅、四言雜字為蕃語 。" 《宋史·夏國傳》卷四八五。 并將"國中藝文誥諜，盡易蕃書。" 吳廣成《西夏書事》卷十二。 西夏文字的使用范圍很廣，滲通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成為西夏文化最重要的特色。

    西夏刻書印刷業的發展情況，不見史傳記載。但本世紀以來，丰富的出土文獻，卻為我們提 供了不少信息。西夏政府設有"紙工院"、"刻字司"，分別委派數名"頭監"，統管西夏 的造紙、印刷事業。 史金波、聶鴻音、白濱《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甲編第五冊《西夏天盛律令》卷 十，科學出版社1994年8月版。 繁榮的宋朝印刷業，影響并促進了西夏印刷業的發展。西夏重儒興佛，他們刊印儒家典 籍， 更印佛教經典；用漢文印，更用西夏文印，也有用藏文印的；用雕版印刷，還用了最先進的 活字印刷。与西夏同時的遼、金地處中原，印刷也較發達，但迄今未見有契丹文、女真文刻 本，更未見活字印本，這是西夏与遼、金重要的不同之處。西夏刻書印刷事業的發展与繁榮 ，促進了西夏社會經濟、文化藝術的發展。

1.西夏印刷品實物的發現

    清末以來，中國國力衰微，蕃蘺不固，列強入侵，西方探險家紛紛來到中國西部地區探險、 考古 ，使包括西夏文獻在內的大量珍貴文物、文書流失海外，并被逐步披露、研究。五十年代 ，隨 著文物考古事業的發展，包括西夏文獻在內的西夏文物，在西夏故地又有很多重要發現，進 一步丰富了研究的實物資料。

    西夏文物、文獻的發現，時間最早、數量最大、內容最為丰富的當數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的 發現。黑城蒙語稱哈拉浩特。現在已知城內東北隅是西夏重鎮黑水城，元代擴建為今城，為 亦集乃路治所，明代以后，逐漸荒廢。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 物》1987年7期。 1908∼1909年，俄國旅行家柯茲洛夫率領的俄國皇家地理學會探險隊，先后兩次在這塊寶地 上進行了發掘，在城西北被稱為"圖書館"的一座墓塔中獲得文物、文書計2.4万卷，在城 邊獲得部分文書和文物，用40頭駱駝運回俄國，其中實物存圣彼得堡冬宮(艾爾米什)博物館 ，文書存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經過俄國几代學者半個世紀(1909∼1959年)的整理，文書 中僅 西夏文就有8090件(號)，已考定者近3，000件，其中"世俗性的著作約60种，佛經約370种 。"內容包括漢文儒家經典和史學著作西夏文譯本、西夏法律文獻、文學著作、圖表歷書、 醫書 咒文等，而以佛經最多，其中有十分重要的《天盛律令》、《番漢合時掌中珠》、《文海 寶韻》、《音同》等。 戈爾芭切娃、克恰諾夫《西夏文寫本和刊本現已考定者書目》，中國社會科學院民 族研究所編譯《民族史譯文集》(1978年)。 漢文文書有佛教典籍，儒家、道家作品，歷史、文學著作，醫書、歷書、占卜書 、版畫、紙幣等，總計488件。其中有西夏刻本22种，還有宋、金、元刻本。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版。 此外，還有少量藏文、回鶻文、波斯文等文字文獻，以及6塊西夏文雕版。 捷連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國的書籍業》，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1年俄文版。轉 引自王克孝《西夏對我國書籍生產及印刷技術的突出貢獻》，《民族研究》1996年4期。 黑城發現，有寫本，但以刊本為多，還有珍貴的泥活字、木活字印本。這項空前的內涵极其 丰富的重大考古發現，為西夏研究開辟了新紀元，也為西夏印刷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資料。 后文提到的有關書籍，如無注明發現地址者，當皆為黑城出土。

    柯茲洛夫的發現，轟動世界學壇。受其影響，1914年、1923年、1927年，英人斯坦因、美 人 華爾納、瑞典人赫文斯定等先后到這里考察、發掘。其中斯坦因所獲較多，計有"漢文古文 書230件，西夏文古文書57件。此57件中印本約居一半，還有近50件版畫殘頁，其中有西 夏的，也有元代的。 向達《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 號"(1932年11月出版)。

    七十年代以來，中國文物考古部門、學術團体、影視部門等，先后到這座著名的古城進行 考察 發掘，拍攝影像資料，又有新的發現。1976年6∼9月，甘肅省博物館在黑城東約20公里的老 高蘇木西夏遺址，發現西夏文辭書《音同》殘頁20多張； 岳邦胡、陳炳應《我國發現西夏文字典<音同>殘篇的整理复原与考釋》，《中國民 族古文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8月版。 1983年9∼10月，1984年8∼11月，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出各种文書近3000件，"文字 多為漢文，也有一部分為西夏文、畏兀体蒙古文，還有少量藏文、八思巴字以及其他文字寫 印的文書。"也有西夏印本，但多為元代遺物。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內蒙古黑城考古發掘紀要》、《文 物》1987年7期。 1991年中央電視台大型紀錄片《望長城》攝制組，在沿長城拍攝時，深入沙漠，在黑城東約 20公里的綠城西夏遺址，發現西夏文《金剛經》等刻本5种及零散寫經刻經殘頁。 史金波、翁善珍《額濟納旗綠城新見西夏文物考》，《文物》1996年10期。

    除黑城外，西夏文書在西夏故地的其他地方也有發現。1917年，宁夏靈武知事余鼎銘，在修 城時發現西夏文佛經兩大箱。其中部分流散到社會上，還有的流失海外(如日本京都大學、 天理圖書館等)。 牛達生《元刊木活字西夏文佛經<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發現，研究及版本价值》，《 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文集》，印刷工業出版社1996年5月版。 北平圖書館購入百余冊，經考皆屬"宋元舊??，蔚然成為大觀"，被稱為文壇"盛事"。 《北平圖書館文刊》"西夏文專號"，見《西夏文專號啟事》、王靜如《引論》等 文。經進一步整理考證，計有17种，多為元代刊本。 史金波、黃潤華《北京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整理記》，《文獻》1985年4期；史金 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1952年在武威天梯山石窟發現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等佛經10多种的殘頁，為甘肅省 博物館收藏。 陳炳應《天梯山石窟西夏文佛經譯釋》，《考古与文物》1983年8期。 1959年3月，敦煌文物研究所在一小型塔墓中發現了十分重要的西夏文佛經圖解本《觀音經 》等二种，首尾完好。 劉玉泉《本所藏圖解本西夏文<觀音經>版畫初探》，《敦煌研究》1985年3期。 1972年9月甘肅省博物館在武威張易鄉發現一批西夏文、漢文、藏文文書，其中有西夏文《 雜字》和佛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刻本殘頁，還有竹筆兩支。 甘肅省博物館《甘肅武威發現一批西夏遺物》，《文物》1978年8期。 1987年5月，甘肅武威市博物館在該市新華鄉亥母洞西夏遺址，發現了十分重要的泥活字版 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圖7-31)下卷等一批西夏文物、文書。 孫壽岭《西夏泥活字版佛經》，《中國文物報》1994年3月27日版。

圖7-31　西夏泥活字本《維摩詰所說經》

    九十年代以來，在今宁夏銀川附近的西夏京都地區也有重要發現。1987∼1988年，宁夏文物 管理委員會在維修青銅峽108塔時，發現西夏文刻本佛經殘頁； 宁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青銅峽市文物管理所《宁夏青銅峽市一百零八塔清理 維修簡報》，《文物》1991年8期。 1990年7月，在維修賀蘭縣宏佛塔時，發現了大量西夏文雕版殘塊，十分重要； 宁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賀蘭縣文化局《宁夏賀蘭縣宏佛塔清理簡報》，《文 物》1991年8期。 1991年8∼9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清理賀蘭縣拜寺溝西夏方塔廢墟時，發現了西夏文、 漢文佛經、文書等40余种及雕版佛畫、捺印佛像等，是三十年代以來發現西夏文書數量最多 的一次；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賀蘭縣文化局《宁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清理紀要》，《 文物》1994年9期。 其中西夏文佛經《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圖7-32)9冊，是十分重要的西夏木活字版印本。 1996年11月14日，新華社首先報導了文化部組織專家鑒定的消息。接著11月15日，1 1月17日，12月1日，《宁夏日報》、《光明日報》、《中國文物報》等皆在頭版以不同的標 題報導了這一消息。

    在西安市文管會、定西縣文化館、蘭州張思溫先生處、宁夏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 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及瑞典、法國、德國、印度、日本等有關學術團体，也藏有數量 不少的西夏文佛經，其中有西夏的，也有元代的；有寫本，也有刻本。 西安市文物管理處、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西安市文管處藏西夏文物》，《 文物》1982年4期；張思溫《活字版西夏文<華嚴經>卷十一至十五簡介》，《文物》1979年1 0期；陳炳應《金書西夏文<大方廣佛華嚴經>》《文物》1989年5期；史金波《西夏文<六祖 壇經>考釋》，《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3期；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 88年版，台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重版。 這些有關部門的收藏，有的或許就是上述出土物流失后被收藏的。

圖7-32　現存最早的木活字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及西夏文雕版殘片

    宋、遼、金占有中原地區，文化寢盛，形成的文獻難以計數。但存世的宋朝古籍不過千部， 遼、金存世古籍也為數不多，而上述西夏古籍，多達數百种，數以千卷計，彌足珍貴，大 大丰富了中國古籍寶 庫。

2.西夏的刻書活動

    史載，元昊之父德明"曉佛書，通法律"， 《遼史》卷一一五"外記·西夏"。 元昊"曉浮圖法，通漢文字，几案間常致(按置字之誤)法律書" 《隆平集》卷二癜"夷狄傳"。西夏最高統治者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對西 夏文化教育和刻書印刷事業的發展，有著積极的影響。景宗元昊立國之初，就建立"蕃學" 、"漢學"，選送蕃漢貴族子弟入學，并組織翻譯儒家經典"孝經"、"爾雅"、"四 言雜 字"等；毅宗諒祚向宋朝上表"求太宗御制詩章，隸書百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 《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太宗"詔賜《九經》，還所獻馬"；崇宗乾順 提倡儒學，建立"國學"，選送貴族子弟入學學習儒家經典；仁宗仁孝"建學 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重大漢太學，設科取士"，" 尊孔子為文宣帝"、"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僉等為學士，俾修《實錄》" 《宋史》卷四八五、四八六"夏國傳"。 蕃漢教授斡道沖譯《論語注》，著《論語小義》、《周易卜筮斷》，并"以國字書之， 行于 國中"。《虞文靖公道園全集》卷十七"西夏相斡公畫像贊"。轉引自韓蔭晟編《 党項与西夏資料匯編》上卷第一冊，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 仁孝的一系列措施，將西夏的封建文化推向高峰。西夏興儒重典，發展教育，進行譯著的活 動，以及后面要談到的西夏尊崇佛教，進行贖經、譯經的活動，為發展西夏的刻書印刷事業 打下了基礎。

    本世紀以來，西夏古籍雖多有發現，但有明确紀年及刻印情況的卻不多。根据現有資料分析 ，西夏刻本有官刻、私刻、寺院刻三類。

    (1)官方刻書。官方刻書，是指西夏政府"刻字司"刻印的書。"刻字司"屬政府机构，設 兩名頭監負責，頭監由"番大學士"之類的學者擔任。"刻字司"組建于何時，史無明文， 但崇宗貞觀六年(1132年)出版的字書《音同》"跋"中說，為推擴西夏文字，"遂設刻字司 ，以番學士等為首，(將《音同》)雕版流傳。" 史金波、黃振華《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釋》，宁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 西夏文史論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据此，至遲在十二世紀初甚或更早，西夏已經設立了''刻字司''。

    ''刻字司''以刻印西夏文書籍為主，多為世俗文獻，主要有語言文字、歷史法律、社會文學 和譯漢儒家典籍等。上述貞觀六年刻印的《音同》，是現知"刻字司"刻印最早的書籍，有 初編本、改編本、整理本、增訂本、重校本等5种版本之多。仁宗時期重儒興教，"刻字司 "刻印了很多重要典籍。乾佑十二年(1181年)刻印了譯自唐于立政的《類林》，乾佑十三年 (1182年)刻印了仿唐《藝文類聚》体例編纂的《圣立義海》("圣立"含有"欽定"之意)； 乾佑十六年(1185年)刻印了反映西夏民風的《西夏詩集》。根据版口刻工姓名，可以認定為 "刻字司"印本的，還有：譯自宋陳祥道的《論語全解》，譯自托名姜望的《六韜》等儒家 著述。雖無何家所印題款文字，但屬國家重典的如崇宗貞觀年間(1101∼1113年)刻本4卷本 《貞觀玉鏡統》(又譯作《貞觀玉鏡將》)，天盛年間(1149∼1170年)刻本20卷《天盛改舊新 定律令》(又譯作《西夏法典》)等，當為"刻字司"所印。還有譯自漢籍的刻本如《孫子兵 法三家注》、《黃石公三略》、《十二國》、《經史雜抄》等，這些适應于學校教學和科舉 實用的書籍，也可能是"刻字司"刻印的。另外，有朱筆校改未及付梓的仁宗年間譯稿《孝 經傳》、《孟子傳》等，也當屬"刻字司"所為。 聶鴻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5期。

    (2)私人刻書。西夏文字典《音同"跋"》稱："后刻工印匠不(曉?)事人等，因貪小利，肆 開文場，另為雕刻。彼既不諳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顛倒，左右混雜，學者惑之。 " 史金波、黃振華《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釋》，宁夏文物管理委員會辦公室編《 西夏文史論叢》，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西夏官方刻書不能滿足社會需要，致有為射利而翻刻官刻書者，說明西夏有私人刻書。

    私人刻書為個人出資刻印的書，多為民間著述而不能在"刻字司"刻印者。西夏文《新集錦 成對諺語》(又譯作《新集錦合辭》)，是兩句一條、工整對仗的民間諺語、格言集。它由 地 位較高的御史承旨、番大學士粱德養初編，切韻博士王仁持增補而成，在乾佑十八年(1187 年)由"褐布商蒲梁尼尋印"。 陳炳應譯《西夏諺語·新集錦成對諺語》，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4月版。 由骨勒茂才編纂的漢人學習西夏文、西夏人學習漢文的通俗讀物《番漢合時掌中珠》，是在 乾佑二十一年(1190年)由張氏書坊刻印的。這本對每個夏字和相應的漢字互為標音、標義的 辭書，在近百年來，對研究死文字西夏文起了极大的作用，被稱為是"一把打開西夏學研究 大門的鑰匙"(圖7-33)。 黃振華、聶鴻音、史金波整理本《番漢合時掌中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 版。

    佛經中也有私人刻本，多為漢文佛經。《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刻印于惠宗天賜禮盛國慶五 年(1073年)八月，是現知有明确紀年的西夏時期最早的刻本。這是由信徒陸文政，為"報父 母同拯之德"，"特舍淨賄，懇爾良工，雕刻板成，印施含識。"

    私刻漢文佛經，也以仁宗時期為多。仁宗人慶三年(1146年)五月，上殿宗室御史台正嵬名直 本印施的《妙法蓮花經》，是由宗室提供"日費飲食"，由"清信弟子雕字人王善慧、王喜 圓、賀善海、郭狗埋等"刻印的。天盛四年(1152年)八月，由"幸居帝里"的??州開元寺僧 人劉德真印施的《注華嚴法界觀門》，是由他"恭舍囊資，募工鏤板，印施流通"的。這說 明西夏有私人刻工，可隨時應募，進行刻印。"太師上公總領軍國重事秦晉國王"任得敬， 是權傾朝野的大人物，為了"速愈沉痾"，在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鏤板印施"了《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桓宗天慶七年(1200年)七月，仇彥忠等為父母亡靈"同往淨方"，印 施《圣六字增壽大明陀羅尼經》六百余卷。 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銘文、佛經序跋發愿文、石窟題記"相 關部分。

圖7-33　番漢合時掌中珠

    (3)寺院刻書。西夏建國前后，就進行了廣泛的贖買和翻譯大藏經的活動。從1031年到1073 年的43年間，西夏太宗德明及其后景宗元昊、毅宗諒祚、惠宗秉常四朝，先后6次向宋帝獻 馬贖購大藏經，宋帝皆給以滿足，令印經院印造賜給。并在京都營建"高台寺"、"承 天寺 "、"貯中國所賜大藏經"。從1038年到1190年的53年間，景宗、毅宗、惠宗及崇宗乾順四 朝，根据《開寶藏》先后命國師白法信、三藏安全國師沙門白智光等32人為頭，持續進行譯 經活動，先后譯成大小三乘"三百六十二帙，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 這就是《蕃大藏經》，即西夏文大藏經。這是中國最早的用少數民族文字譯成的大藏經。 西夏的贖經、譯經活動，為西夏刻印佛經打下了基礎。

    西夏寺院刻經，主要有兩种情況，一种是皇室重大法事活動刻印佛經，一种是寺院為弘揚佛 法刻印佛經。由于兩者地位和財力的不同，刻經的數量和規模難以相比；而皇室動輒刻印數 万、數十万的數量，反映了西夏佛教盛行的狀況和刻印能力的不凡。

    帝后們為某种目的所作法事活動，不僅要延請高僧燒施結壇，誦讀經文，要散施佛經、法物 ，要度僧、濟貧、放生，有時還要釋囚、大赦。這种法事活動，是國家的重要慶典，也是一 种政治活動。這种活動，往往需要大量佛經，据仁宗乾佑十五年(1184年)九月所撰《佛說圣 大乘三歸依經》發愿文，為他"本命之年"法事所散施的番漢佛經51，000卷，彩畫功德5 1，000余幅，是"仍敕有司印造"的。這里的"有司"，當指"刻字司"，"仍敕"當然是 說過去也是這樣作的。但"刻字司"不一定承擔具体的刻印事宜，具体刻印工作，或許是与 皇室有密切關系的寺院承印的。乾佑二十年(1189年)三月，羅太后"謹施"的《金剛般若波 羅密多經》，就是由"溫家寺印經院"刻印的。

    帝后們作法事，或為他們的"本命之年"，或為皇帝"登基"紀念，或為帝后"周忌之辰" ，往往規模很大，所需散施的佛經很多。天盛十九年(1167年)五月，仁宗"開板印造"《佛 說圣母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番、漢共二万卷"。乾佑年間(1140∼1193年)，仁宗為先皇帝 早 日"趨生三界"，"命工鏤板"刻印《圣觀自在大悲心總持》、《胜相頂尊總持》番漢15,0 00卷。乾佑二十年(1189年)九月，在大度民寺作的"求生兜率內宮彌勒廣大法會"上，散施 番、漢《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10万卷，漢文《金剛經》、《普賢行愿經》、《觀音經 》等 各5万卷，總計高達25万卷。仁宗死后，羅太后為仁宗周年忌日，于天慶二年(1195年)九月 ，散施了《佛說轉女身經》，又于天慶三年(1196年)九月，舉行盛大法會，僅"開讀經義藏 經 三百二十八藏，大藏經二百四十七藏，諸般經八十一藏，大部帙經并零經五百五十四万八千 一百七十八部"，還散施"番漢《轉女身經》、《仁王經》、《行愿經》共九万三千部" 。 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銘文、佛經序跋發愿文、石窟題記"相 關部分。

    佛教為弘揚佛法所印施的佛經的特點，是在相關的刻經發愿文中，沒有直接的目的，也沒有 提供 資金的善男信女。諸如由大延壽寺演妙大德沙門守瓊，在崇宗大安十年(1083年)八月印施的 《 大方廣佛華嚴經》；由尚座袁宗鑒等17人，在乾佑十五年(1184年)八月"重開板印施 "的《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如來陀羅尼經》；由蘭山崇法禪師金剛幢譯定，中書相 賀宗壽作序，在桓宗天慶七年(1200年)雕印流通的《密咒圓因往生集》；以及由圣普化寺連 批 張蓋利，副使沙門李智寶襄宗皇建元年(1210年)"普施傳持"的《佛說大乘圣無量決定光明 王如來陀羅尼經》和《 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等，都是相關高僧主持印施的。這些經雖然沒有為何寺院所印的題 款，但應是寺院所印，是寺院弘揚佛法的正常業務。

    与遼金刻印漢文大藏經《契丹藏》、《趙城藏》一樣，西夏也刻印了漢文《西夏藏》。是由 西夏賀蘭山佛祖院刻印的。賀蘭山佛祖院是西夏都城西北賀蘭山某處的一座規模很大的寺院 ，是西夏漢文佛經的刻印中心。西安市文物管理處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九尾頁的西夏文 捺印押記，提供了這一重大事實的依据。押記漢譯：番國賀蘭山佛祖院攝禪圓和尚李慧月， 平尚重照禪師之弟子，為報佛恩，印制十二部大藏契經及五十四部《華嚴經》"等。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番"音"弭"，是党項族自稱，"番國當然就是西夏。這說明和尚李慧月，起碼印制了 十二部漢文大藏經。同樣形式、同樣內容的西夏文捺印押記，還出現在陝西圖書館藏《佛說 摩尼羅 ??經》、日本天理圖書館藏《高僧傳》卷五尾頁上。這不僅進一步證實了上述說法，也說明 這兩部經書，就是李慧月所印《西夏藏》的傳世本。

    需要說明，如前述現存西夏刻本有數百种之多，但絕大多數是首尾不全的殘本；有些流失海 外 的西夏刻本，也難以得到有關材料；這都不能不影響我們對西夏刻印情況的進一步了解。19 94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羅斯圣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三 方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獻》，計特精裝八開本21冊，其中漢文6冊，西夏文世俗文獻5冊 ，其他為西夏文佛經。隨著這部巨著的影印出版，必將為西夏刻書印刷情況的研究提供更為 丰富而詳實的資料。

3.西夏雕版實物的出土

    宋代是中國雕版印刷最繁榮的時期，宋版書之精美也享譽中外。但作為印刷工具的宋代雕版 ，卻如鳳毛麟角，十分少見。据有關資料，僅存3件，一件在美國紐約市國立圖書館，二件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皆為1919年河北鉅鹿淹城遺址出土，是印刷史上的重大發現。 胡道靜《鉅鹿北宋雕版是淹城遺址的出土物》，《中國印刷》第21期。 本世紀以來，在西夏故土兩次發現了西夏文雕版。

    (1)黑城雕版。1909年內蒙古額濟納旗黑城出土，現藏俄羅斯圣彼得堡冬宮博物館，計6件。 其中佛像雕版2件：X-2021號，為站佛，似為漢文《金光明最圣王經》插圖；X-2022號，雕 板 為橫長形，是橫排的數個小佛。文字板4件：X-2023號13×8.7厘米，X-2025號17×11厘米， X- 2026號16.7×11.7厘米，為雙面雕板，此3件皆為蝴蝶裝雕板；X-2024號只存半板，据判斷 ，全板約為22×15.6厘米。以上雕板，字文清晰，每面5∼6行，每行9∼10字。 王克孝《西夏對我國書籍生產和印刷術的突出貢獻》，《民族研究》1996年4期。

    (2)賀蘭雕板：1990年7月，在賀蘭縣西夏古塔宏佛塔天宮中發現，計西夏文字雕板殘塊2,00 0 余塊，有的僅存半個字，全都火燒炭化變黑。有單面板，多為雙面板。按文字大小分為三類 ：大號字版僅7件，最大的一件作蝴蝶裝，上下單欄，左右子母欄，高13、寬23.5、厚2.2厘 米；版心為白口，上半有書名簡稱；每半面6行，每行12字，字見方1.2厘米左右。這是僅存 的下部殘損、但整体版面尚全的一塊雕版。中號字的最多，約占50%以上，最大的兩件皆為 經折裝，一件殘高10、殘寬38.5、厚1.2厘米，下半為子母欄；殘存23行，每行殘留最多1 1字；第5行空二字，似為挖后未補。另一件殘高11、殘寬23.7厘米，殘存14行，行最多存12 字，字見方1厘米左右。小號字者約占40%以上，版厚1.5厘米，多為雙面版，殘損特甚，見 方5厘米以上者僅10余件，其中一件殘呈梯形，殘高5.8、上殘寬2.5、下殘寬7.5厘米，上邊 子母欄，殘存5行，行最多存8字。 宁夏文管會辦公室《中國古代建筑·西夏佛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版。 這些雕版殘件十分珍貴，是研究西夏和中世紀印刷的寶貴資料，同時說明宏佛塔寺是西夏雕 版刻印場所。

4.西夏刻書印刷事業的特點

    (1)繁榮于西夏后期。西夏建國后，積极吸取外來文化營養，贖購和翻譯儒佛經典，為西夏 的刻書印刷事業創造了條件。但西夏前期，正是北宋刻書印刷業發展和繁榮的時期，宋 版 書如同宋代貨幣一樣(西夏主要流通北宋錢幣)，通過各种渠道流入西夏，似乎暫時滿足了西 夏社會對書籍的需要，西夏刻印事業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在現存實物中，至今未發現景宗 、毅 宗兩朝的出版物；而黑城發現的20多种宋版書籍，多是十二世紀三十年代以前的，似 乎也說明了這點。當然不是說西夏前期沒有印刷，但沒有得到發展是應肯定的。現存最早的 西 夏刻本是惠宗時期的，而90%的出版物是仁宗時期的，說明仁宗時期是西夏刻書印刷事業最 繁榮的時期。

    (2)刻印中心在京都。京都興慶府(中興府)，是西夏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西夏佛 教寺院最多的地區之一。西夏書籍的刻印，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在政府手中，如前述重要典籍 都由"刻字司"刻印。而皇家重大法事活動所需大量佛經，也由"刻字司"組織有關寺院刻 印。這就決定了刻印地點只能在京城及其附近地區。刻印漢文《西夏藏》的賀蘭山佛祖院 ， 發現大量西夏文雕版實物的賀蘭縣宏佛塔，都在京城附近地區。西夏私人刻工及私刻圖書活 動，也應在有購買市場的京都。宋版書題款中多有刻書地點，如丹州、承德、汴梁、杭州等 ，而西夏刻本強調的是"刻字司印"、"刻字司重印"，很少有刻印地點題款(目前尚未發 現一處)，似乎也說明了這點。河西走廊的甘、涼、肅、沙等州，也是西夏文化較為發達、 佛教 寺院較多的地區，但至今未發現能證明是這里刻印的書籍，讓人難以理解；黑城屬邊遠重鎮 ，這里發現的西夏文獻和佛經雕版，是說明這里有刻經的寺院呢，還是說明有人從京城帶去 的呢? 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

    (3)書寫使用竹筆。黑城在漢代屬居延。居延地區曾發現過漢代毛筆。自古以來人們用毛筆 書寫，西夏也不例外。仁宗時，翰林學士劉志直以"工書法"而聞名，"西北有黃羊，志直 取其尾毫為筆，國中效之，遂以為法。" 戴錫章《西夏記》卷二十五。 除傳統的毛筆外，西夏還有竹筆。1972年甘肅武威發現過兩支竹筆，"其形制是將竹子的一 頭削成筆尖形，在筆尖中間划開一道縫隙，与現在的蘸水筆類似。其中一支已使用過，有墨跡，略殘，長9.5厘米，直徑0.8厘米。另一支未用過，長13.6厘米，直徑0.7厘米。它們是 中國首次發現的西夏時期的竹筆。" 陳炳應《西夏文物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就有用竹筆書寫的刻本，其特點是"起落頓筆，轉折筆畫不圓"，它 与宋体字不同，有人稱之為"寫刻体"。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版。

    (4)印紙多用麻紙。西夏后期寫本漢文《雜字》"器用物部"記載的西夏紙有"表紙、大紙 、小紙、三抄、連抄、小抄、銀碗、紙馬、折四、折五、匙箸、金紙、銀紙、蜡紙、 京紙"等十多种， 史金波《西夏漢文本<雜字>初探》，《中國民族史研究》(二)，中國民族學院出版 社1989年6月版。 說明西夏紙張及紙制品品种之丰富，可滿足現實生活各种需要所用。但現存西夏文印本則多 為麻紙。西夏辭書《文海》在解釋紙時說："此者白淨麻布樹皮等造紙也。" 史金波、白濱、黃振華《文海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3月版。 1966年全蘇制漿造紙工業科學研究所，對俄藏西夏文獻10個紙樣進行化學測定，得出結論認 為：西夏紙漿是含亞麻、大麻和棉花纖維的碎布紙漿，其廉紋多為每厘米7根。 王克孝《西夏對我國書籍生產和印刷術的突出貢獻》，《民族研究》1996年4期。 1996年8月，著名古紙專家潘吉星先生，對宁夏拜寺溝方塔西夏文獻的18個紙樣進行鑒定， 認為這些紙無一例外，全是麻紙，"与同時代的宋代紙有明顯的不同"，"是西夏地區當地 造的麻紙"， 据潘吉星先生給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寫的鑒定報告。 帘紋為每厘米7∼8根，与俄藏西夏紙大体一致。

    (5)諱制不嚴格。受北宋影響，西夏刻本也有避諱的情況，如西夏文《論語全解》中的"孝 "字缺筆，以避仁宗仁孝名諱。 但西夏諱制遠不如北宋嚴格，在官刻本中有的避，有的不避；在私刻本及佛經中，尚未發現 避諱實例。

    (6)筆授、刻工多為漢人。在少數西夏刻本中，也有筆授和刻工姓名，但其姓名在何處記述 ，處理方法不一，而所見姓名，無論是漢文本還是西夏文本，多為漢人。

    筆授即書手、謄寫工。官刻本西夏文《西夏詩集·大詩》卷末題款有"筆授和尚劉法雨"； 聶鴻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5期。 皇建元年(1210年)漢文《無量壽王經》發愿文載其經為"索智深書"。劉法雨、索智深皆為 漢人。

    刻工姓名在佛經中，多記述于序、跋和發愿文中。西夏文《慈悲道場忏罪法》序尾有漢文" 何森秀刊"四字；人慶三年(1146年)漢文《妙法蓮花經》發愿文載，雕字人是王善慧、王 善圓、賀善海、郭狗埋等人；天盛四年(1152年)漢文《注華嚴法界觀門》，是??州僧人" 劉 德真雕板印文"散施的；乾佑十五年(1184年)漢文《佛說金輪佛頂大威德熾盛光佛如來陀羅 尼經》，是"雕經善友眾：尚座袁宗鑒、杜俊義、朱信忠、杜俊德、安平、陳用、李俊才 、杜信忠、袁德忠、杜產忠、杜用、牛智慧、張用、訛德胜、杜宗慶、薛忠義、張師道等" 17人"重開板印施的"；上述"索智深書"的《無量壽王經》，是"西天智圓刁(雕)"的。 見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所附"西夏碑碣銘文、佛經序跋發愿文、石窟題記"相 關部分。 1991年宁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出土的漢文佛經《略疏》殘頁版口上有"柳信忠一片"，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賀蘭縣文化局《宁夏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廢墟清理紀要》，《 文物》1994年9期。 則与上述佛經處理方法不同。這些刻工大率都是漢人。

    刻字司刻印的西夏文世俗文獻，則受宋朝影響，將刻工姓名刻在版口上。其中《類 林 》有14人，其譯音為：玉信、西田、鄞周、單寶、惠燈、玉松、休德定、寶司、踐狗、鐺曹 、 單羅、德儿、桂向、熙山；《圣立義海》有二人，譯音為呂呂、伯廣；《論語全解》的刻工 ，是《類林》中的惠燈、桂向；總計16人。這些字沒有党項人姓名中常見的有具体含義的字 ，而是專門用來譯寫漢語的純表音字，上述譯音當然不一定是這些人的原名漢字，但可肯定 他們是漢人。 聶鴻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5期。

    (7)裝幀形式多有變化。和宋版書一樣，西夏書籍也有卷子裝、經折裝、蝴蝶裝、包背裝、 梵夾裝等。蝴蝶裝和包背裝也有變化：有的蝴蝶裝是將一張大紙兩折折成4面，再將數折相 向疊在一起，中縫用線連接，折成一疊，然后數疊碼在一起，再用封皮粘接成冊；書寫時仍 是相對的兩面寫，兩面不寫，翻開時呈蝴蝶裝；但卻有如現代書籍印張，如果拆散，連接的 兩面，多不在一張紙上，有人稱為"雙蝴蝶裝"。這种裝式雖仍為蝴蝶裝，但不寫字的兩面 ， 其下部是可以不裁開的，因此翻閱更為方便；雖然只用在寫本上，甚或是裝訂好后才寫，但 卻是蝴蝶裝形式的改進和進步。 (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譯《黑城出土漢文遺書敘錄》，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11月 版。 包背裝除用紙捻或線穿訂冊頁，再加包裝封皮的形式外，有的還是單張的上下封皮，然后用 線或紙捻裝訂起來，這种裝式介于包背裝和線裝之間，也是一种進步。上述裝幀形式，世俗 著作主要是蝴蝶裝，佛經則以經折裝為主，也有卷子裝和蝴蝶裝。在俄藏黑水城西夏文獻中 ，還有數十件藏文書籍，其中有數种刻本，均為夾板所夾的梵夾裝。

    (8)版面設計別具特色。西夏書受北宋影響，版面設計多字大、行寬、墨色濃厚，疏朗明快 。經折裝佛經，多為上下子母欄；蝴蝶裝刻本，有四界單欄，四界子母欄；多為上下單欄， 左右子母欄。版口多為白口，上段有書名簡稱，下段為頁碼。書名簡稱用字十分簡略，只有 二三字，有的僅為一字，如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續》，卷×，簡為《續×》，有的乾 脆" 續"字也省去，只有一卷數數字，而這個數字，有的還用筆畫簡單的漢字。頁碼數字有漢字 ，有夏字，有漢夏合字，全無定規。書口中少有魚尾、象鼻，但書名簡稱及頁碼數字，除陽 字外，有的刻成陰字，有的為陰陽合字，多有變化，或在其上下各加一橫線，將其框住。

    西夏人十分注意對書籍的裝飾。在字行空白處插入形形色色的小花飾，是西夏刻本的一大特 色(圖7-34)。這些花飾，簡單的有圓點、圓圈、三角、方塊、十字等，最多的為菱形、火炬 、 三角形花紋，還有方孔錢、梅花、菊花、無名小花飾，此外還有人物，多在標題下空間較大 的地方，高達三四厘米，有頭帶荷葉，足登蓮花的小人，有頭帶笠帽、背披蓑衣的人物。 這 些花飾，不僅出現在諸如《番漢合時掌中珠》、《雜字》等通俗讀物中，還出現在辭典、佛 經中，而國家重典《天盛律令》最為丰富，各种花飾多達十几种。上述花飾多出現在西夏文 文獻 中，漢文刻本則相對較少。俄藏黑水城西夏寫本，還有彩色欄線，單欄多為紅色和橙黃色， 雙欄則有紅黑雙線、褐綠雙線等，還有的在雙欄線中間繪有各种紋錦的花欄，花欄多為立柱 裝，柱頭多為蓮花。 捷連提耶夫·卡坦斯基《西夏國的書籍業》，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81年俄文版。

圖7-34　西夏文書籍的裝飾

    (四) 蒙古時期的刻書事業

    蒙古，原系一民族名稱，初居中國東北額爾古納河流域，后逐漸向西擴展到鄂嫩、克魯倫、 士拉三河上游肯特山一帶，并逐漸發展、壯大。十三世紀初，蒙古部首領成吉思汗統一了大 漠南北各部，建立了"蒙古汗國"。此后，蒙古國益發強大并發動了一系列征服亞洲和 歐洲 廣大地區的戰爭。其間，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將燕京定為中都，政治中心南移，1271 年改國號為"元"。次年升中都為"大都"，1276年滅南宋，統一中國。歷史上將改國號為 "元"之前稱其為蒙古時期。

    受宋、金、西夏等地刻書事業的影響，蒙古時期的刻書事業也逐漸興起。較著者有宋著《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唐李賀著《歌詩編》、宋聶崇義《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 集注》，以及《玄都寶藏》和憲宗七年(1257年)刻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其中：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本草》三十卷，由平陽府張存惠晦明軒刻印于1249年。卷首有"泰和甲 子下已酉冬日晦明軒刻書"螭首龜座牌記。目錄后有"平陽府張宅印"琴形牌記。金泰和甲 子乃宋嘉泰四年，已酉為蒙古定宗四年(1249年)。平陽張氏晦明軒為當時著名刻書坊肆，刻 有《凡淵集》、《釜水集》、《增節標目音注精義資治通鑒》等多种圖書。山西平陽(平水 ，今山西臨汾一帶)原系金朝刻書中心，蒙古侵占后，一些書坊繼續營業，其刻書風格与前 朝無异，仍屬金朝平水風韻。

    《析城鄭氏家塾重校三禮圖集注》二十卷，系鄧州析城鄭氏家塾刻本，刻印于定宗二年(124 7年)。該書首題"析城鄭氏家塾重校"，并于卷末刻后題記中述明刻書原委："久藏是 圖， 欲刊之梓，家貧未能，丙什講《易》于葛廬，王文舉謀之大將軍鄭侯，鄭侯不忘乎舊，能成 故交之心。"可見，鄭氏家塾刻印此書因家境并不寬裕而頗費心力。此為一般家刻本所 常有。

    《歌詩篇》四卷，系當時燕京(今北京)地區趙衍刻印于蒙古憲宗六年(1256年)。書中有趙衍 序文一篇，書于"丙辰秋日"，即1255年秋天。

    《玄都寶藏》七千八百余卷，由宋德方弟子秦志安在平陽玄都觀開局校刊，故名《玄都寶藏 》，或稱《宋德方藏》。《玄都寶藏》卷帙浩繁，工程巨大。原始于宋刻《政和万壽道藏》 。宋高宗南渡臨安，經版落入金人之手。金又命孫道明補刻，成書凡六千四百五十五卷，此 為《大金玄都寶藏》。蒙古占領平陽后，又在《大金玄都寶藏》基礎上，刻成《玄都寶藏》 。此為蒙古平陽刻本，刻成于蒙古乃馬真后三年(1244年)，計七千八百多卷。經版藏于平陽 永樂鎮純陽万壽宮。這部宏偉的道藏經典，以及此前刻印的宋《政和万壽道藏》和《大金玄 都寶藏》等有關道家經典刻本，皆因元世祖忽必烈崇佛貶道而被焚毀。傳世僅存的《太清風 露經》(參見圖7-30)和《云笈七簽》殘葉(北京圖書館藏)，究屬金刻或蒙古所刻，有待進一 步考證。

    蒙古時期刻書，傳世較少。除上述外，現知還有《尚書證疏》、《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刻本 。其中《大方廣佛華嚴經》(圖7-35)系京兆府龍興院刻本，刻印于蒙古憲宗七年(1257年)。

圖7-35　蒙古刻本《大方廣佛華嚴經》

    四、元代的刻書事業

    (一) 元代的文治政策

    持握呤潛狽降納偈�鉯岍琚慼戮糽蛸AＣ晒拋逅匾隕形渥懦疲�w�藽e文遼�羉咡rτ諗��?制社會。在經濟、文化方面，落后于已經有數百年封建社會歷史的中原漢族聚集地區。蒙古 族統一全國后，為加速本民族封建制度發展的進程，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在發展生產、促進 提高思想文化建設方面，制訂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

1.尊孔崇儒，重用儒士

    在思想文化上以遼、金等少數民族統治階級學習吸取漢族傳統文化為借鑒。逐漸懂得了以武 功定天下，以文德治海內，以及善治器者必用良工，善守成者必用儒臣的道理。《元史》記 載：自太祖、太宗即知"貴漢人、延儒術，講求應用之道"。中國自漢朝以來，歷代封建統 治 者都以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為正統思想。以此作為基本文教方針。元代統治階級積极吸取、 接受漢族文化傳統，自然首先要推行尊孔崇儒方針。于是在各地修建孔廟，皇帝親自祭祀孔 子 。加封孔子為大成圣文宣王，并封孔子的五十一世孫為衍圣公。元朝的最高統治者帶頭 學習 經史，命令翻譯儒家著作，還請名儒大師講授漢文經典，要求皇室成員、郡臣百官都必須習 讀儒經。一方面為了提高民族素質，另一方面積极掌握儒家學說來治理國家，以求鞏固其用 強弓硬弩打下的天下。在政府中，任用儒士，如耶律楚材、趙复、許衡、姚樞等一批漢族或 少數民族中的儒林名士，都先后委以要職。在他們的宣傳、影響之下，使儒家學說在元代 得到廣泛的傳播。

2.興辦學校，招舉賢才

    元代統治階級重視興學立教，這是實施尊孔崇儒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具体体現。當然更是 為了統治的需要。太祖初立中原，即立建學，設科取士。元世祖至元初年，設立國子監，以 儒學大師許衡為集賢館大學士、國子祭酒，教授經學，培養國子生徒与蒙古大姓四怯薛(近 衛隊)人員。在地方上大力興辦學校。全國各路、府、州設立儒學，世祖中統二年，始命諸 路學校官，凡諸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國家選用。《元史·世祖本紀》載： "至元二十三年，大司農統計諸路儒學已達二万一百六十六所"。僅二年以后，"至元二十 五年，即為二万四千四百余所"。与此同時，政府還鼓勵興辦書院，作為正規學校的補充。 書院歷來是儒士文人聚集的場所，元代統治者初入中原，對原有的一切文化教育采取了 保 護政策，包括宋代已有的書院在內，不予破坏，以達到安定民心，爭取團結知識分子，服從 元人的統治并為其效力的目的。太宗時，即建立了元代第一個書院──太极書院，由名 儒趙复 講授經學。之后，仁宗時又命許衡主辦魯齋書院。于是書院成了傳播儒家學說的重要基地。 興辦教育，培養人才當然是為了輸送到政權机构，維護元朝的統治。所以元世祖一再強調： 四方儒士成才者，擢任國學、翰林秘書、太常或儒學提舉等職，并且皇帝多次宣論，對 有才德者，不限資級，雖布衣亦選用。表示了國家重視人才、任用人才的迫切愿望。

3.勸課農桑，保護百工

    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鞏固政權。元代統治階級提倡文化思 想教育的同時，對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方面也采取了積极措施。元代統治者也認識到國 以民 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的道理，倡導植桑种樹發展農業，設立司農司、大司 農司等專門机构，負責掌管農桑、水利、學校之事，政府規定獎勵耕种，力田者有賞，游惰 者罰，因放牧損害庄稼、桑棗樹木的要賠償甚至定罪。与此同時，對于俘獲的工藝匠人，政 府采取保護措施，不予殺害。被保留下來的手工業勞動者，大都具有一定的技術專長， 因此，他們又為元代手工業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由于政府采取了發展生產、興教立學、重用人才的正确方針。元代社會、經濟、文化、 文學 、藝術、科學技術都獲得比較全面的發展進步。特別是在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天文歷法、 農業等方面，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就。各學科領域內的新著述，紛紛問世。元曲、小說有了 相當的發展，郭守敬的歷法著作，王禎的《農書》，都是具有較高科學价值的論著。在 中國 文化史上占有相當的地位。在這种經濟、文化背景條件下，自然也促進了印刷事業的發展。 所以元代在全國統治的時間雖然僅有八十余年，印刷出版事業方面，不但沒有停滯不進，而 且有了較大的發展，印刷技術本身也出現了新的突破。

    　(二) 元代的刻書事業

    元世祖忽必烈攻克臨安之后，將宋朝中央政府和江南各郡的圖籍和書版全部運往北方。經過 接收前朝遺書，加上收集民間典籍，元代皇室的藏書數量大增，當時的秘書監、奎章閣等處 的 藏書十分丰富。但是因為連年征戰，皇室的藏書沒有組織力量進行校勘、整理。藏書管理比 較混亂，政府對于藏書的利用也很不夠，只編了宋、遼、金三史，沒有再編纂過其它叢書、 類書等大部頭的著作。

    元代統治者，對于刻書、印書卻很注重。早在入主中原之前，就興辦官方刻書。太宗八年(1 236年)成立編修所，在平陽立經籍所，編輯、印刷經史書籍。据《元史》記載：元代的皇帝 時常親自下令，刻書印書，尤其是在以下兩种情況時：一是皇帝特別感興趣的經史著作"一 路行省，散放民間"。如大德三年中書左丞孛羅鐵木儿將譯為蒙文的《孝經》進上。武宗詔 諭"此乃孔子微言，自王公達于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中書省刻版模印，諸王而下皆賜 群 臣"。仁宗喜讀《大學衍義》，認為治天下，僅此一書足矣。遂命將《圖象孝經》、《烈女 傳》同時刊印。至大德元年印蒙文《貞觀政要》。延佑五年大司農進苗好謙撰《栽桑圖說》 ， 皇帝非常贊賞，有助于農業的發展，即命刊印一千部，廣散民間。又如：泰定二年還曾刻印 《 救荒話民》一書，于各州縣頒行。這類書籍大部分是蒙文版本，很為珍貴，可惜有些早已失傳。

    由于皇室注重刻書、印書，自然對社會上的印刷事業產生了積极的影響。

    元代的刻書事業，跟宋代一樣，分官府刻書、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三大系統。

1.官刻書

    官府刻書机构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分。

    (1)中央政府刻書。中央政府刻書有秘書監的興文署，藝文監的廣成局，太史院的印歷 局，以 及太醫院的廣惠局或醫學提舉司等。中央官刻書以興文署刻本為最著名，現存最早的有興文 署至元二十七年刻印的《胡三省資治通鑒》。藝文監掌儒學之蒙文翻譯和儒經的校勘，刻書 流傳很少。《元史》記載藝文監于至順三年印過《燕鐵木儿世家》。太醫院于大德十四年刻 《圣濟總錄》，國子監元佑三年刻小字本《傷寒論》十卷。其它官刻書如：《至元新格》、 《大元通制》、蒙文的《資治通鑒》等都是當時的中央机關所刻，或由中央委派地方行省承 刻。

    (2)地方政府刻書。地方政府刻書主要是以各路儒學刻書和書院刻書為最著名。

    １各路儒學刻書。今据前人知見傳本書目及近年來有關調查研究資料，按經、史、子、集四 類，舉例如下：

    經部：中興路儒學至元十六年(1278年)刻沈??《春秋比事》二十卷；贛州路儒學至元二十九 年(1292年)刻張??《南軒易說》三卷；武昌路儒學皇慶二年(1313年)刻王申《大易輯說》十 卷；臨江路延佑六年(1319年)刻張洽 《春秋集傳》二十二卷；婺州路儒學至元三年(1266年)刻金履祥《論孟集注論證》十卷。

    史部：太平路大德九年(1305年)刻《漢書》一百二十卷；宁國路刻《后漢書》一百二十卷； 瑞州路刻《隋書》八十五卷；建宁路刻《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池州路大德五年(1301年) 刻《三國志》六十五卷；信州路刻《北史》一百卷，《南史》八十卷；杭州路至正三年(134 3年)刻《遼史》一百六十一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子部：慶元路后至元六年(1340年)刻《玉海》二百卷《附詞學指南》四卷，泰定二年(1325 年)刻《困學紀聞》二十卷；平江路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刻《吳師道校正鮑彪注戰國策》 十卷；龍興路泰定四年(1327年)刻《脈經》十卷。

    集部：嘉興路至大四年(1311年)刻《陸宣公集》二十二卷；漳州路至正元年(1341年)刻陳淳 《北溪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揚州路至元五年(1339年)刻《馬石田文集》十五卷。

    從以上可以看出，元代儒學刻書的數量大，內容涉及各個知識門類，地方也較普遍。而且多 受中書省下令諸路雕版刻印，或受各行中書省分派開雕各儒學予以開雕。如：江西、浙江行 中 書省奉令開雕《遼史》、《金史》，揚州路儒學奉江北淮東道分派刻印《馬田石文集》。儒 學 刻書最著名的各路合刻史書，歷來史傳元代九路儒學合刊十七史。經考證，卻無九路十七史 之史實。究竟是多少? 各家著錄意見也不統一。現僅据《書林清話》之著錄，元代儒學刻史 ，實際上是七路刻十史。

    ２書院刻書。元代的書院刻書，都非常精致，在地方官刻書系統中更有影響。例如：

    廬陵興賢書院至元二十年(1300年)刻王若虛《滹南遺老集》四十五卷；廣信書院大德三年(1 299年)刻《稼軒長短句》十二卷；宗文書院大德六年(1303年)刻《經史證史大觀本草》三十 一卷；梅溪書院大德十一年刻《校證千金翼方》三十卷，泰定元年(1324年)刻《馬括類編柱 注文公先生經濟大衡前集》二十卷、后集二十五卷、續集二十二卷，元統二年(1334年)刻《韻府群玉》二十卷，后至元三年(1336年)刻《皇元風雅》三十卷；園河書院延佑二年(1315 年)刻《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延佑四年(1317年)刻《新箋注科古本源流至論前集》十卷 、后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卷，延佑七年(1320年)刻《山堂考索》前集六十六卷、后集 六十五卷、續集五十六卷、別集二十五卷，泰定二年(1325年)刻《廣韻》五卷；西湖書院泰 定元年(1324年)刻《馬端臨文獻通考》(圖7-36)三百四十八卷，至正二年(1342年)刻蘇天爵 輯《國朝 文類》七十卷，二十三年(1362年)刻宋岳珂《金陀粹編》二十八卷、續集三十卷；龜山書院 元統元年(1333年)刻《李心傳道命錄》十卷；建安書院至正九年(1349年)刻趙居信《蜀漢本 末》三卷；豫章書院至正二十五年刻《豫章羅先生文集》十七卷；南山書院至正二十六年刻 《廣韻》五卷；梅隱書院刻《書集傳》六卷；雪窗書院刻《爾雅郭注》三卷。

    由于元代對文化教育的重視，講學刻書因之而遍于全國。書院林立，書院刻書版本眾多。私 人書院逐漸興起，遂也有私人書院刻書之舉，又有托書院之名，實為私家之刻本。舉例如下 ：

    方回虛谷書院大德三年(1299年)刻《筠溪牧潛集》七類不分卷；茶陵東山陳仁子古遼書院大 德三年(1299年)刻《增補文選六臣注》六十卷，大德九年(1305年)刻沈括《夢溪筆談》二十 六卷；詹民建陽書院大德年間刻《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十卷、后集十卷、續集十卷、別集十 卷 ；潘平山山圭書院至正八年(1348年)刻《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集》二十五卷；劉氏梅溪書院 刻《鄭所南先生文集》十六篇一卷；鄭玉師山書院自刻《春秋經傳闕疑》四十五卷。

    元代書院有丰富的學田收入以為資本，主持書院的"山長"，大都是著名學者擔任，他們注 重學問，勤于校勘，有條件從事刻書事業。書院刻本中有不少是內容文字、雕鐫、印刷、紙 墨用料均屬上乘之作的佳品。例如：西湖書院刻《馬端臨文獻通考》，字体書寫优美，行款 疏朗悅目，刻印俱精；東山古迂書院刻《夢溪筆談》，版心小、開本大、蝴蝶裝，風格迥异 ， 別具特色；廣信書院刻《稼軒長短句》(圖7-37)，行書寫刻，字畫圓潤秀麗，流傳最為廣泛 。都是元代書院刻本的代表作。是繼宋朝以后最珍貴的版本。

圖7-36　西湖書院刻《文獻通考》

圖7-37　用行書刻印的《稼軒長短句》

    元代書院刻書之精，頗受后世學者青睞。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曾說："山長無所事，則勤于 校讎，一也；不惜費，而工精，二也；版不貯官，而易印行，三也"。 清代葉德輝也曾說過："元時講學之風大昌，各路各學官私書院林立，故習俗移人，爭相模 仿"。 可見，元代的書院不僅數量多，而且刻書質量甚佳，為后世學者所普遍贊譽。

2.私家刻書

    在政府刻書風气影響之下，元代私家刻書比宋代有更大的發展。私人刻書家有所增加，刻印 書 籍品种齊全，質量也在不斷提高。僅《書林清話》就收錄元代私人刻書四十余家。有些書仍 流傳于世。

    元代前期的四十余年(世祖、成宗、武宗、仁宗時期)，有：

    元初岳氏荊溪家塾刻《春秋經傳 集解》(圖7-38)三十卷，世祖中統二年(1268年) 平陽道參幕段子成刻《史記集解附索引》一百二十卷，至元二十 六年(1289年)熊禾武夷書堂刻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二卷，至元三年(1266年)漁山道人 田 紫芝淑英家塾刻《山海經》十卷，至治元年(1321年)刻《四書疑節》十二卷，平陽府梁宅元 貞二年(1296年)刻《論語注疏》二十卷，平水許宅大德十年(1306年)刻《重修政和經史證類 備用本草》三十卷，平水曹氏進德齋大德三年刻《巾箱本爾雅郭注》三卷，至大三年刻《翰 苑英華中州集》十卷，大德八年(1304年)孝永堂刻《傷寒論注解》十卷，大德十年(1306年) 劉震卿刻《漢書》一百二十卷，至大三年(1310年)龍山趙氏國寶刻《翰苑 英華中州集》十卷，皇慶二年(1313年)平水高昂霄尊賢堂刻《河汾諸老詩集》八卷，延佑四 年精一書舍刻《孔子家語》三卷。

圖7-38　元初岳氏荊溪家塾刻《春秋經傳集解》

    元代的后期(英宗至惠宗的四十年)主要的私人刻書有：

    至治二年云衢張氏刻《宋季三朝政要》六卷，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十五卷 ，李 燾《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十八卷；泰定四年(1327年)劉君佐翠岩精舍刻胡一桂《朱子詩集傳 附錄纂疏》二十卷，刻王應麟《三家詩考》六卷，天歷二年(1329年)刻《新編古賦解題前集 》十卷、后集八卷，至正十四年(1354年)刻董鼎《尚書 輯錄纂注》六卷、刻宋郎曄注《陸宣 公奏議》十五卷，十六年(1356年)刻《大廣益會玉篇》三十卷；天歷元年(1328年)建安 鄭明德宅刻陳灝《禮記集說》十六卷；天歷三年(1330年)陳忠甫宅刻《楚辭朱子集注》八卷 、辨證三卷、后語六卷；天歷元年(1328年)范氏歲寒堂刻《范文正集》二十卷、別集四卷； 后至元五年(1345年)沈氏家塾刻趙孟俯《松雪齋集》十卷、外集一卷、附錄一卷；后至元 三 年(1343年)复古堂刻《李長吉歌詩》四卷、外集一卷；至正二十年(1360年)南山書塾刻趙訪 《 春秋屬辭》十八卷、《春秋左傳補注》十卷、《春秋師說》三卷，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叢 桂堂刻陳??《通鑒續編》二十四卷，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南孫氏刻《詳音句讀明本 大字 毛詩》四卷；至正十二年(1352年)崇川書府刻《李廉春秋傳會通》二十四卷；至正二十四年 (1364年)西園精舍刻元仇舜《臣詩苑珠叢》三十卷。

    元代私家刻書是非常丰富的，從上述舉例可以看到，前半時期平陽的刻書比較多，反映出入 元后，在金代平陽刻書繁榮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除以上五种之外，還有至元三十年(129 3年)司馬家頤真堂刻《新刊御苑藥方》十一卷，段輔于泰定四年(1327年)刻《二妙集》八卷 等數种。 元代私家刻書，質量較高的為數不少，有的甚至超過宋版。如平陽府梁氏刻《論語注疏》、 平陽曹氏進德齋刻的《爾雅郭注》等書籍，鐫刻极工，不下于宋版。為元代私人刻書中的优 秀典范。

    元代的私人刻書中，有些刻家歷史相當悠久，有的刻書近百年，有的長達一個半世紀。如翠 岩精舍自元代前期即刻書印書，直到入明后，仍繼續刻書。留有永樂十六年刻宋陳靚元的《 纂圖新增群書類要事林廣記》前集二卷、后集二卷、續集二卷、別集二卷、新集二卷、外集 二卷，明成化五年(1469年)刻通真子《補注王叔和脈訣》和《脈要秘括》二卷。西園精舍于 永樂十四年(1415年)刻過劉向《說苑》二十卷。梅軒蔡氏從至元到明弘治年間仍有刻書。

3.坊肆刻書

    元代的坊刻書比官刻、家刻本數量多、規模更大，流傳比較廣遠。福建建宁府是書坊聚居的 地方，刻書最多，而建陽、建安兩縣尤為出名，這是沿著南宋風气發展下來的。例舉刻書較 多的書坊如下：

    建安虞氏務本堂。至元十八年(1281年)刻《趙子昂詩集》七卷，泰定四年(1327年)刻元蕭鎰 《 新編四書待問》二十二卷，至正六年刻《周易程朱傳義》十四卷，附呂祖謙《音訓毛詩朱氏 集傳》八卷。務本堂有一百多年的刻書歷史，從元初到明初，持續刻書、賣書，是元代著名 的書坊之一。

    劉錦文日新堂。后至元四年(1338年)刻俞皋《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至正六年(134 6年)刻《漢唐事箋對策机要前集》十二卷，至正七年(1347年)刻朱倬《詩經疑問》七卷、附 錄一卷，至正八年(1348年)刻汪克寬《春秋胡氏傳纂疏》三十卷，至正九年(1349年)刻元 趙 麟《太平金鏡策》八卷，至正十二年(1352年)刻劉瑾《詩傳通釋》二十卷，至正十六年(135 6年)刻《新增說文韻府群玉》二十卷，等等。劉氏日新堂刻書多在元代的稍后時期，至正期 間 差不多每年一部刻本，實為多產坊家。劉氏刻書至明初仍繼續存在。其刻書多有牌記題示： "建安劉叔簡(錦文字)刊于某年"或"某年建安劉錦文刊于日新堂"、"建安劉氏日新堂校 刊"、"某年日新堂刻梓"等。

    元代坊間刻書最著名的是建安余氏勤有堂。自宋代以來刻書印賣，于元代繼續刻有大德八年 (1 304年)《曾注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三十卷，至大四年(1311年)刻《元板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集 》十五卷，延佑元年(1314年)刻《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圖7-39)二十五卷，延佑五年(1 318年)刻《書蔡氏 傳輯錄纂注》六卷，后至元元年(1336年)刻《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繼余氏之后，有葉日 增、葉景逵的廣勤堂。其刻書也很多，并獲得勤有堂許多版片。將余氏牌記剜去，另印 行《 廣勤堂新刊》木記。如《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集》二十五卷，原書為余氏勤有堂刻版，目 錄后有"皇慶壬子余志安刊于勤有堂"木記。葉氏獲版片后，將此牌記鏟去。改刻"廣勤堂 新刊"。傳至其子葉景逵時，將"廣勤堂"改名為三峰書舍，把"廣勤堂"鼎式木記又改為 "三峰書舍"鐘式木記。至明朝正統年間，葉氏書版又歸金台汪諒所有。汪氏又將"三峰書 舍"牌記改為"汪諒重刊"。一部書版三易其主，三次改換牌記，作為新刊書籍流通。其它 書版也有類似情況。

    鄭天鐸宗文書堂也是元代經營刻書時間較長的一家。至順元年(1330年)刻元劉因《靜修集》 二十二卷、補遺二卷，又刻《增廣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十卷、《指南總論》三卷。鄭氏宗文 書堂從元代后期至明嘉靖間，均有刻書印書流傳，時間近二百余年。

    此外，建安高氏日新堂，陳氏余慶書堂，雙桂書堂，南澗書堂，朱氏与耕堂，同文堂，万卷 堂，多為建安書肆，也都刻有經學、醫藥、諸子、文集等各類書籍傳世。

    元代坊間刻書除上述比較集中的地區之外，各地也都廣泛有刻書印書的坊肆書舖。例如：

    燕山竇氏話濟堂至大四年(1311年)刻《新刊黃帝明堂針灸經》一卷，《傷寒百證經絡圖》九 卷，《南唐何若愚流注指微鋮賦》、金閻明廣注、今閻撰《子什流注鋮經》三卷，《黃帝明 堂針經》三卷，《宋庄綽灸膏肓腧穴法》一卷。廬陵胡氏古林書堂至元十六年(1278年)刻《 新 刊補注釋文黃帝內經素問》十二卷，《新刊黃帝靈樞經》十二卷，《增廣太平惠民和劑方》 十卷，《指南總論》三卷，《圖經本草》一卷。廬陵泰宇書堂至正三年(1337年)刻《增修妙 選群英草堂詩余前集》卷上、《后集》卷下。

圖7-39　余氏勤有堂刻《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

　    (三) 元代刻書的特點

    元代滅宋之后，統一中國。接受漢族文化傳統，尊孔崇儒，興學辦教，普及提高人民的文化 素質。印刷事業逐步得到恢复和發展。官方刻書有政府撥款出資，不惜工費、擇用良工、紙 墨上等。私家刻書，比較注重認真校勘，坊間也多延請名家校訂。元刻本中有不少精??佳刻 。在發展中又形成了自己的特點和風格。

1.刻書地區

    元代的刻書地區是比較普遍的。在宋、金刻書地區分布的基礎上，繼續有更廣泛的發展，然 仍以福建建陽和山西平水為最繁榮興盛。形成南有麻沙，北有平陽，遙遙相對的二個刻書中 心地區。浙江、江西，自宋以來就是刻書比較發達的地方，元代許多官刻書都是奉詔下杭州 刻版。此外，江南、江東、湖廣各地在刻書方面也都有所發展。自元世祖將經籍所從平陽遷 到大都之后，北京的刻書事業又興旺起來，逐漸形成北方的刻書中心地區。

2.刻書內容

    在金代刻書內容發展變化的基礎上，元代刻書內容仍在以下方面比較突出。除了當時士大夫 誦讀必需的經、史以外。由于政府提倡發展農業生產，從而大量收集、編纂農業書籍，如《 農書》、《農桑輯要》等，都曾大量刻印、廣頒民間。与此同時，注釋本增多，纂圖互注經 書 和子書、韻書，以及各种經書的新注、史書的節錄、科舉應試的參考用書、模范文章選集等 ，刻印數量都很大。私家刻書及書坊刻書中醫書增加更多。建安余氏勤有堂曾刻印了《太 平 惠民和劑局方》、《新編婦人大全良方》、《普濟本事方》等多种醫書。燕山竇氏活濟堂和 胡氏古林書堂更像是專門刻賣醫書的書籍舖。此外，類書也是元代刻書最多的一种，元代 的地方佛學和書院在刻印類書方面有很大貢獻。西湖書院刻的《文獻通考》，撫州路刻的《 通典》，慶元路所刻《玉海》，園沙書院所刻《山堂考索》，以及武溪書院刻《事文類聚》 等 等，都是為后人稱道的大部頭刻本。隨著文學事業的發展，元人的 。可惜這些刻的刻 印也日益增多，而且出現了上圖下文的插圖本戲曲、話本，如建安虞氏刻印的《虞氏平話》 五种。

3.刻書版式

    元初期刻書版式接近宋本。字大行寬，疏朗醒目，多為白口、雙邊。中期以后，發生變化， 版式行款逐漸緊密，字体縮小、變長。改左右雙邊為四周雙邊，黑口間粗黑口。目錄和文內 篇名上常刻魚尾，多為雙魚尾或花魚尾。版心記卷數、字數、葉數、刻工姓名，私家刻書或 坊刻本，書內多刻有牌記。例如：岳氏荊溪家塾刻本《春秋經傳集解》半葉八行、行十 七字 ，小黑口，四周雙邊，版心上記卷數、字數、葉數，下記刻工姓名。每卷末有"相台岳氏刻 荊溪家塾"雙行篆文長方形木記。岳氏另一刻本《周易》十卷，版式行款与上部書相同， 但是牌記則改為十字亞形。

    元代刻書中，還有如：皇慶元年刻本《佩韋齋文集》，半葉十一行，行十九字，小黑口，四 周 雙邊，版式殊大；至正間刻本《金陵新志》，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大版心，細黑口，四周 雙邊，版心記字數及刻工；《貞觀政要集論》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版 心記字數、刻工姓名，版式寬大。頗具特色。

4.刻書字体

    元代刻書的字体，有三個特點是宋代及明清時期所少見的。一是刻書字体多用趙体字。趙孟 俯，字子昂，宋代皇室后裔，擅長書法、繪畫。仕元后，趙的書法在社會產生很大影響。趙 体字圓潤秀麗、外柔內剛，骨架挺勁有力。元代刻書，無論官刻、私鐫，其字体都是趙字風 貌。如嘉興路刻《大戴禮記》、丁思敬刻《元丰類稿》，字体頗似趙氏手筆，神韻俱在。這 种風气一直延續到明初。二是元版書中無諱字，即不避諱。元人禮制觀念比較淡薄，避諱要 求不嚴，所以元刻本中几乎見不到避諱的痕跡。三是書中多用簡体字或俗字。元代刻書出現 了簡体字和俗字的使用，這种現象，官刻、私家刻書比較少見，坊刻本較多。經史文集中較 少 ，而類書、小說、戲曲書中較多。元代政府把蒙古新字作為通用國字，對漢字的書寫傳刻要 求不十分嚴格，加之書肆刻書目的在于營利，力求印書周期短、出書快。所以在刻書中，筆 畫繁瑣的漢字被簡化了，出現了簡化字，如"無"作"無"、"龐"作"龐"，"馬"作"馬"等。建陽刻本《樂府新編陽春 白雪》、《古今翰墨大 全》、《古今源 流至論》和前邊所舉，虞氏務本堂所刻《全相平話五种》等書中簡体字使用更多。

5.刻書用紙和裝幀

    中國古代，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以及山西、河北等江南一帶和黃河流域都生產紙張。宋 元以來，楮、竹為主要造紙原料。樹皮紙、竹紙產量大增。元代福建造紙原料丰富，造紙事 業發達，紙張產量大，致使福建書坊多，刻本數量大，傳世較多。元代書籍比較少見麻紙刻 本。其它地區也有時用福建造紙印書。福建紙質比較粗糙，有時顏色較深，呈褐色。

    元代印刷材料紙、墨等的生產，既不及宋，也不及金，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印刷事業的發展 。机构設置上，元代于戶部之下設有"廣源庫"，掌管香料、紙札等物。在元大都(今北京 )設有白紙坊，掌造詔旨宣敕紙札。元不及金者，金在北方多產紙張，而元之名紙僅限于江 南。明代著名書法家董其昌曾說："元有黃麻紙、鉛山紙、常山紙、英山紙、上虞紙，皆可 傳至百世"。明高??亦云："元有彩色粉箋、蜡箋、黃箋紙、花箋、羅紋箋，皆出紹興；有 白??箋、觀音紙、清江紙，皆出江西"。為元之名紙出于江南之證。

    元代書籍裝幀，其裝訂形式已由蝴蝶裝演進到包背裝。社會上以包背裝盛行，蝴蝶裝仍兼而 有之，偶見梵夾裝。譬如，元代刻印完成的平江府《磧砂藏》、補刊印刷的福州東禪寺、開 元寺兩藏，仍采用梵夾裝式。

    在書籍裝幀方面，元代貢獻和變化比較大者，當屬帶圖封面的出現和創新。

    元朝以前的書籍尚無書名頁可言，更無帶圖的書名頁出現。宋代被后人譽作雕版印刷的黃金 時代，刻書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甚佳，今人皆視其為善本，然宋版書迄今未見有書名頁者 。中國、也是世界圖書史上最早出現的書名頁，當屬元至元甲什(1294年)建安書堂刻印的《 新全相三國志□□》。 此書見于日本長澤規矩野著《圖解和漢印刷史圖錄篇》，1976年版。書名后二字 殘 缺，張秀民先生認為其應為"故事"二字。但有人直書"平話"二字，不知出處。 該書封面中間有"甲什新刊"小字一行，小字上邊橫書"建安書堂"四字，并繪有三顧茅廬 圖，卷端題有"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現在能以見到的早期帶圖書名頁，最具代表性的 是元英宗至治年間(1321-1323年)建安虞氏刻印的《武王伐紂書》、《秦并六國》、《樂毅 圖齊七國春秋后集》、《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三國志》等五种平話。這五种平話書 ，各有三卷，格式相同。以《三國志》為例，其封面題有"新全相三國志平話"兩行八個大 字，中間上下花魚尾間刊有稍小一些的"至治新刊"四字，封面上半部分是橫書"建安虞氏 新刊"六字，字下為"三顧茅廬圖"(圖7-40)。元代圖書封面、尤其是帶圖封面的出現，是 中國書籍裝幀形式演變中的一大進步，對書籍裝幀的進一步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圖7-40　元刻帶圖的書名頁

    五、明代的刻書事業

    (一) 明代刻書事業發展的政治文化背景

1.經濟繁榮，出現資本主義萌芽

    在明代統治期間，封建政治得到進一步發展和鞏固。朱元璋推翻元朝統治之后，采取了一系 列与民生息的方針政策。社會生產力得到提高和發展，國民經濟較快地得到恢复，并且逐 漸 繁榮起來。明代中后期，經濟畸形發展，土地兼并劇烈，大批農民流入城鎮，為手工業發 展 提供了廉价勞動力，同時為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創造了條件。十五、六世紀之間，資本主義 開始萌芽。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地域性的分工開始明顯，并且在全國逐步形成許 多 商業中心。自發的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反映到文化上出現了市民意識的產生。這种市民意識 的文化要求，首先反映在古典文學的發達和工藝美術書籍的增多。這在實質上就意味著追求 個 人解放和對封建制度的沖擊。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變化，种种新因素的出現，都在激勵 著圖書出版印刷事業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2.重視教育，積极發展學校

    為了加強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明朝的統治階級很重視教育事業。明初期即設置國子學，定 都南京，改國子學為國子監。永樂十八年遷都北京，仍以京師國子監為南監。從此，明代即 有南、北兩監。据《南雍志》記載，當時的國子監，;延袤十里、燈火相輝;，規模甚為 宏 大。并且積极發展地方教育，全國各府州縣先后設立儒學，制定八股取士制度，積极推行 儒 家思想學說教育。《五經》、《四書》之外，兼學劉向《說苑》、律令、書、術、《御制大 誥》，以及宋代發展起來的;程朱理學;，朱熹的《四書集注》等已是御定的基本教材。經 過嚴格的管理、教育，學生可以讀書做官，得到政府的优厚待遇。為鞏固封建專制效力服務 。 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讀書人日漸增多，為滿足學習需要，無論政府、私家，都從事刻書、 藏書。以印書賣書為業的坊肆更是遍布全國，推動圖書出版印刷事業的迅速發展。

3.國家注重收集圖書，官、私藏書取得較大發展

    明代統治階級注重對圖書的收集与保藏，積极徵求各地古今文獻典藏。滅元后，將大都的 宋 、金、元三代收藏，盡載南京，收藏于文淵閣。文淵閣為國家的藏書庫，由內閣管理。其藏 書以宋、金、元為基礎，因而其中保存著許多宋元時代的珍貴古籍。明成祖期間繼續在全國 購求書籍，國家藏書不斷得到充實。至宣宗時，政府藏書已達二万多部，近百万余卷。經過 近百年的發展，到英宗正統年間，由楊士奇等人編撰《文淵閣書目》，以及后來張萱編有《 內閣藏書目錄》。雖然這兩部書目編輯比較簡陋，但是還可以在其中考查當時藏書的情況。

    隨著社會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明代私人藏書家迅速增長，私人藏書也很發達。据史料記 載，僅浙江一省就有私人藏書八十多家，相當于宋代知名藏書家的總和。尤以嘉靖年間宁波 范欽最為著名。范氏自建天一閣，收藏圖書七万多卷。以明代地方志和登科錄為其特藏。 此 外，常熟毛晉更以藏書兼刻書聞名于世。不少藏書家不但重視藏書，而且整理編纂藏書目錄 。如昆山葉氏《??竹堂書目》、吳寬《從書堂書目》、連江陳第《世善堂書目》、陰山祁承 火業 《澹生堂書目》、錢謙益《絳云樓書目》、趙琦美《脈望館書目》等等。私人藏書家的 大量涌現，也為雕版印刷提供了大批書稿來源，促進著圖書印刷事業的發展。

4.學術繁榮，各類學科新著作大量出現

    明代初期，一般人的著述都還沿著政府所提倡的方向，理學書籍占极大比例。許多書籍都 是只為學習八股文而編纂的。

    由于經濟的發展，市民意識的產生，反映到文化方面也出現了新變化，這就是小說、戲曲空 前發展。《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等古典長篇小說在嘉靖年間成為定型或開 始出現。万歷以后，戲曲、小說、小品文等成為當時文藝的特色。而文藝書籍中的插圖尤其 在書史、印刷史上放出光芒。其后更發展出許多著名的短篇小說。

    明代后期，學術活動比前期大為活躍，著作范圍更加廣泛，科學技術方面也產生了許多具有 重大學術价值的著作。

    在醫學方面，朱??的《普濟方》，收集醫方六万多個，是中國古代最大的一部醫方書籍。 李 時珍《本草綱目》記載藥物一千八百多种，驗方一万多個。這部偉大的藥學專著，流傳久遠 ，對世界產生了深刻影響。 此外，農業方面，出現了許多內容价值很高的研究成果。如水利科學的專著《河防一覽》。 徐光啟撰《農政全書》尤為著名，全書五十多万字，引用古代圖書文獻三百多种，至今仍對 農業生產有著指導意義。 在其它學科領域，也產生不少名著，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綜合記錄了明中葉后農業、手 工業等生產技術知識。《徐霞客游記》是一部學術价值很高的地理學著作。万歷期間天主教 開始傳入中國，對中國文化發生了相當大的影響，自然科學著作和翻譯書籍開始在中國出現 。如《几何原本》等。眾多科學、文學新著作的誕生，對學術發展，技術進步，出版印刷事 業的發展，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二) 明代的刻書事業

    明代的刻書也分官刻、私刻和坊刻三大系統。

1.官刻

    明代的官刻本，周弘祖《古今書刻》有相當詳細的著錄。可從中央政府刻本和地方政府刻本 兩方面分別記述。

圖7-41　明刻經厂本《貞觀政要》

    (1)中央政府刻書。是內府即皇室刻書。大部份是以明朝皇帝名義編著有關政教禮制的書。 內府刻書屬司禮監掌管，由司禮監的附屬机构經厂刻印。成祖永樂年間即開始。最初刻印數 量較少，主要是供給內書房學習和大小太監誦讀之用。內容多是些經史讀本、前代儒家性理 道學古籍和明代政令典籍之類的書籍。遷都北京之后，司禮監擴大机构，擴大了刻書范圍和 數量。經厂內設有;中書房;，專司代寫書籍敕文。;中書房;的人員，都是從比較聰明、 穩重的太監中選出的。這些人必須經過學習和訓練才能應職繕寫。寫字以趙孟俯字体為師承 ，所以;經厂本;刻書大都是趙体字。經厂刻本，每冊都鈐有;廣運之寶;(圖7-41)的印璽 。

    經厂本的特點是版框寬大、行格疏朗、字大如錢，看起來悅目醒神，且刻有句讀。紙墨選用 上品，雕印擇技術良工，因而成為一代文化藝術的精品。在經厂本的影響下，其它官刻、私 刻圖書也都精寫精刻，刻印水平遂得到提高。但是因為由太監主持工作，學識不高，加之內 容校勘不夠精審，一般讀書人對此類刻書，不太重視。

    其次，中央政府各部院、都察院等机构也都刻書。特別是禮部、兵部、工部，刻書較多。 欽天監專掌天象、歷法，除刻有《天文刻》之外，每年都要印行《大統歷日》。太醫院是 為宮廷服務的最高醫療机构，曾刻印了《銅人針灸圖》、《醫林集要》、《大明律真引》等 書籍。

    第三，明代的國子監也是官方刻書的重要机构。南京國子監大量地接收宋元兩代遺留的版片 ，以及元代各路儒學所刻書版，繼續刷印。對于一些殘缺不全、字跡漫患的舊版，進行修補 或重刻、新刻。南京國子監從嘉靖以后對史書進行了較大規模的重刻。北京國子監刻書較南 監少。据《國子監通志》、《國子監續志》記載，北監刻書大約有八十余种，其中最主要的 是《十三經注疏》和《二十一史》的刻印。前者刻于万歷十四年(1586年)至万歷二十一年(1 593年)；后者刻于万歷二十四年(1596年)至万歷三十四年(1606年)。明代國子監所藏版片基 本都已付印，總計約三百多种。加上重刻、新刻、翻印的數字在內，會大大超過這個數量。 明代國子監刻書在品种和數量上都比前代有較大的發展。然而，明朝的監本，也存在不少的 問題和缺點。因為版片來源复雜，有些書又經過一再補修，造成書籍形式很難達到 統一，加之校勘不精，刻書內容順序顛倒、字体不一，以及漏字、漏文現象時有發生，嚴重 地影響了書籍的質量。

    (2)地方政府刻本。明代的地方官刻，則有各省布政司、按察司所刻書籍。很多府縣都刊刻 本地方志。各地儒學、書院、監運司等也間或刻印書籍。在明代的官刻本中值得注意的是藩 府刻書。明代采取分封同姓的制度，把王室子孫封到各地為王。他們之中有的人比較好學 ， 喜歡校書、刻書，又因為藩府刻書多數以宮廷賞賜的宋元版本作為底本，所以質量較高。如 ：永樂年間周藩定王，封于河南開封，刻有《普濟方》醫書。版式為四周雙邊，版心上刻字 數，下刻刻工姓名，小題上刻有花魚尾，頗有元代遺風。其它如遼藩、晉藩、秦藩、蜀藩、 益 藩、魯藩、宁藩、潞藩、徽藩、衡藩、楚藩、唐藩、宁藩、鄭藩、襄藩等都有校刻書籍的成 果。成化二十年(1487年)唐藩刻《文選》；正德五年(1510年)楚藩刻《劉向新序》；嘉靖十 三年(1534年)秦藩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是以宋代建安黃善夫本為底本，与私人刻書家 震澤王延哲所刻同出一源，鐫刻极為精審，可視為藩府本中的代表作；嘉靖十四年(1535年) 徽藩崇古書院刻《錦秀万花谷》前集四十卷，后集四十卷，續集四十卷；嘉靖四年(1525年) 晉藩刻《文選》六十卷；嘉靖十六年(1537年)晉藩刻元蘇天爵《元文類》；嘉靖十七年(153 8年)周藩刻《金丹正理大全》四十一卷；嘉靖二十年(1541年)蜀藩刻《欒城集》；嘉靖三十 年(1551年)徽藩刻《詞林摘艷》，寫体上版，書法流暢自然，為藩刻中之佳作(圖7-42)；嘉 靖四十 三年(1564年)益藩刻《論語集注》、《孟子》，《孟子》書前有序，序末有;大明嘉靖甲子 歲孟春吉旦益藩阜平府敬所樂善堂重刊;題記。此外，嘉靖間魯藩刻《抱朴子》內篇二十卷 、外篇五十卷、別旨一卷；遼藩刻《梁昭明太子文集》，《東垣十書》十九卷；万歷十二年 (1584年)衡藩刻《胥台先生集》；万歷三十年(1602年)襄藩刻《宗藩訓典》；以及万歷間鄭 藩刻《樂律全書》四十八卷。直至明代末期藩府刻書仍在繼續。如崇禎七年(1634年)潞王刻 《古音正宗》和《新刻述古書法纂》、《古今宗藩懿行考》等等。明代藩府刻書，歷時悠久 ，品類多、數量大、質量高。在官刻書中占有重要地位，深受后代藏書家所珍視。

2.私　刻

    明代的私人刻書非常盛行。

    初期刻本种類不太多，印數也比較少，流傳至今的更為稀有。明太祖洪武年間的私人刻書有 洪武十年(1377年)浦江鄭濟鄭洧等人刻印的宋濂《宋學士文粹》十卷。十七年(1384年)新 喻 付若川輯刻的《付与礪文集》。三十一年(1398年)蔡伯庸刻的《高季迪賦姑蘇雜詠》一卷 。宣德七年(1432年)周思德刻《道德經講義》。

    明代中期之后，私人刻書日漸興盛。尤其是正德、嘉靖年間發展很快。涌現出眾多的私人刻 書家。私人刻書家往往又是著名藏書家，有丰富的藏書為依据，書源多，而且本人也學識淵 博。刻書態度比較認真嚴肅。此時出版的翻宋、仿宋刻書熱潮，就是首先由私家發起而延及 官刻、坊刻的，并且以蘇州地區為中心，推廣到全國。不僅刻書數量增多，而且推出了不 少 佳品。明代后期，雕版印刷事業出現了新的繁榮局面。私人刻書風气越加濃烈，而且以各种 不同形式編刻出版物。如專門搜集刻印古籍秘本；自刻家集；選輯詩、文附加評點；類編 舊書章句等等。發展到万歷年間最為活躍，刻書數量最多。

    明朝自洪武到崇禎，統治二百七十六年，在近三百年的時間內，共刻印有多少家刻本，已 經很難考查清楚。今選擇比較著名的私人刻書家及其主要刻本摘要舉例如下：

    江陰朱承爵。正德十六年(1520年)刻唐杜牧《樊川詩集》(圖7-43)及《浣花集》等。

    游明。明正德九年舉人，景泰二年進士，天順年間曾于福建任職。曾翻刻元代中統刻本《史 記集解索隱》一百三十卷，《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三十六卷，附《宋季朝事錄》二卷。為 明代初期私家刻本最為精美的代表。

    江陰涂禎。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仿宋刻印九行本漢桓寬撰《鹽鐵論》十卷。為清代翻刻 該書的主要底本依据。

    昆山葉氏綠竹堂。隆慶六年(1572年)刻《陶谷清异錄》十卷，隆慶五年(1571年)刻《云仙 雜 記》十卷。行書寫刻，极為精美。卷尾題有;玉峰葉氏綠竹堂中繡梓印行;雙行十二字。

圖7-42　明徽藩刻《詞林摘艷》

    金台汪諒。嘉靖四年(1524年)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該書据黃善夫《史記》 影刻。

    震澤王延哲。嘉靖六年(1526年)刻《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

    吳縣袁??嘉趣堂。嘉靖十二年(1533年)刻《大戴禮記》十三卷，嘉靖十四年(1535年)刻《 世說新語》三卷，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仿宋刻張之綱《文選六臣注》六十卷。

    福建汪文盛。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刻《前漢書》一百二十卷，《后漢書》一百二十二卷， 以及《五代史記》七十四卷等。

    余姚聞人銓。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舊唐書》二百卷。

    顧春世德堂。嘉靖十二年(1498年)刻《六子全書》、《老子道德經》二卷，《華南真經》十 卷，《沖虛至德經》八卷，《荀子》二十卷，《新纂門目五臣注》，《楊子法言》十卷，《 中說》十卷。嘉靖十三年刻《王子年拾遺》十卷。

圖7-43　明江陰朱承爵刻《樊川詩集》

    徐時泰東雅堂。刻宋廖瑩中世彩堂本《韓昌黎集》四十卷。

    吳縣郭云鵬濟美堂。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刻《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集》三十卷，嘉靖三十八 年(1558年)刻《曹子建集》十卷，《河東先生集》四十三卷，外集二卷，附錄二卷，集傳一 卷，后序一卷。

    蘇獻可通津草堂。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刻王充《論衡》三十卷，《韓詩外傳》十卷。

    晁??寶文堂，嘉靖十三年(1534年)刻《昭德新論》三卷，晁沖之《興茨集》一卷，嘉靖 二十五 年(1546年)刻晁說之《晁氏客語》一卷，《晁氏儒語》一卷，《晁回道院要集》三卷，《法 藏碎金》十卷。

    浙江錢塘洪??清平山堂。刻《清平山堂話本》六种，收入較多宋元人短篇小說，對小說史 研 究极有幫助。分別為《雨窗》、《款枕》、《陡航》、《長燈》、《解閒》、《醒夢》。該 書傳世很少，只有其中零种流傳，如北京大學收藏有《款枕》、《雨窗》二种。此外，洪?? 還刻有《路史》、《唐詩紀事》、《繪事指蒙》，以及据宋本翻刻的《新編分類夷堅志》等 書。

    王世貞。嘉靖年間進士。刻有《喬庄簡公集》、《皇明盛事》、《唐世說新語》、《??州 山人四部稿》等。

    張佳胤雙柏堂。嘉靖年間進士。刻有《越絕書》、《華陽國志》、《天目先生集》、《居 來先生集》等。

    浙江鄞縣范欽。嘉靖間進士。刻有《范欽奏議》、《天一閣集》、《范氏奇書二十一种》 、《天一閣帖八种》、《司馬溫公稽古錄》等。

    明代后期，私人刻書越加繁榮興盛。以万歷時期刻書最為丰富。如：

    顧起綸顧起經奇字齋。万歷元年(1573年)刻自編《國雅》二十卷、《續國雅》四卷，附《國 品》，以及《類箋唐王右丞詩集》等。顧氏刻書常于書后附刻姓名里氏表。將一部書的寫勘 、雕梓、刻印、裝潢等各項環節工作的參加人員一一列出姓名、籍貫。表現了明代私人刻書 家的嚴肅認真態度。如《國雅》卷二十末附：梓授：吳郡顧植、顧賢、羅監、張??、方之 善 ；同邑何鑰、何??、施云、何釗、邵植、王伯才；筆授：吳郡顧環、施云、侯愚、家產子顧 相、戴卿、朱漠。附有姚咨題記：;校是編者周天球、童佩、朱在明、俞淵、葉之芳、成淳 、從子道瀚、子祖源、祖河、祖漢皆余也。;題記后有万歷元年顧起綸覆校識語。《國雅品 》末有;勾吳武陵郡奇字齋新雕;雙行寫刻牌記。

    徽州吳勉學師古齋。万歷期間刻有《五經》、《四書》、《資治通鑒》、《古今醫統正脈》 、《二十二子》等。

    吳管西爽堂。刻有《古唐詩紀》、《山海經》、《古今逸史五十五种》等書。

    浙江錢塘胡文煥。刻有《會文堂琴譜》、《古器具名》、《學詩會選》、《格致叢書》等等 。

    汪廷訥環翠堂。刻有《坐隱先生精訂草堂詩余》、《汪廷訥坐隱圖》、《人鏡陽秋》，以及 雜劇《環翠堂精訂五种曲》。万歷三十七年(1609年)刻《坐隱先生訂答譜》八卷。

    馮夢禎快雪堂。万歷年間進士，刻有《大唐新語》、《陶敬節集注》、《先秦諸子合編》等 。

    李之藻。万歷間進士，刻有《左傳補注》、《三事忠告》、《江湖長翁集》以及《泰西水法 》、《天學初函》等有關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的著作。

    徐 火勃 紅雨樓。刻《唐歐陽先生集》、《幔亭集》、《??發集》、《焦山古鼎考》等。

    張溥。崇禎年間進士。刻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刪定名賢奏議》等書。

    曹學??。万歷間進士。刻有《唐黃御史集》、《歐陽四門集》、《大明一統名胜志》、《五 燈會元》、《倉石歷代詩選》等著作。

    此外，以銅活字印書著名的安國桂坡館、華燧會通館等也以雕版技術刻印書籍。

    明代后期影響較大的私人刻書家毛晉。毛晉，字子晉，原名鳳苞，號潛在，虞山人。室名有 汲古閣、緣君亭、世美堂、載德堂、篤素居、讀禮齋、續古草廬等等。以汲古閣和緣君亭最 著名。毛氏一生對刻書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家中擁有藏書八万四千多冊。自明末到清初四 十多年間，刻書共有六百余种，流傳廣遠。毛晉自青年時期即喜愛刻書印書。于天啟年間刻 印了《續補高僧傳》、《劍南詩稿》、《神農本草經注疏》以及《三家宮詞》、《极玄集》 等宗教、醫學、詩文集等几類書籍。崇禎年間是他刻書最為興盛時期。刻書种類多，數量大 。如：崇禎元年(1628年)刻《唐人選唐詩八种》、《楊大洪先生忠烈實錄》；崇禎二年(162 9年 )刻《群芳賞玩》；崇禎三年(1630年)刻《津逮秘書》，五年(1632年)刻《室普齋四刻》， 七年( 1634年)刻《确庵文集》，八年(1635年)刻《棄草詩集》，十一年(1638年)刻《元人十种 詩》， 十二年(1639年)刻《重刻歷体略》，十六年(1643年)刻《明僧弘秀集》(圖7-44)，以及自崇 禎元年到十七年刻成了兩部巨著《十三經注疏》 和《十七史》。此外，還刻有《文選李注》、《六十种曲》、《漢魏六朝三百名家集》等大 型叢書和古代名著。毛氏刻書，于版心下方都刻上;汲古閣;或;綠君亭;室名。入清之后 ，毛晉的主要精力，放在收集散佚版片，修補刻印已有書籍。其刻書印書，有自家特定的紙 張 ，每年到江西定造用紙。薄的叫;毛邊;，厚的名;毛太;。這一名稱到現在仍然沿用著。

圖7-44　毛氏汲古閣刻《明僧弘秀集》

    毛氏不僅自己刻書，還代別人刻書印書。如代張溥刻過《南史》、《漢魏六朝三百名家集》 ；代錢謙益刻《列朝詩集》；代張潛刻《蘇門六君子文粹》；代馮班刻《馮定遠全集》。毛 晉不僅刻書，而且也抄書。他發明影抄技術，不惜高价，收求宋元秘本，精心影抄，保存古 書的原始面貌s，使許多古籍珍本借此得以流傳。;毛鈔;既因此得名。

    由于毛晉刻書价格低廉。所以流傳很廣，影響頗大。直到清代中葉，毛氏刻書活動才逐漸衰 落。嘉慶年間，仍然有人用遺存的汲古閣書版在刻印書籍。現在許多藏書机构都能找到汲古 閣的刻本。

    毛晉去世后，他所收藏的宋元善本歸給泰州季滄葦所有，后又轉歸昆山徐乾學傳世樓。許多 書 版，也都流散四方。《十三經注疏》、《十七史》歸了席氏掃葉山房；《唐人集》、《六十 家詞》歸常熟邵氏；《八唐人詩》歸了山東趙秋谷；《陸放翁集》歸常熟張氏；《十元人集 》歸無錫華氏；《詩詞雜俎》、《詞苑英華》歸揚州商家；《說文解字》歸蘇州錢氏。還有 些書版被毀棄。葉德輝《書林清語》記：毛氏后人不知愛惜，競將《四唐人集》書版劈燒煮 茶吃了。

    毛晉刻書的主要优點及貢獻在于：首先，他所刻印的書籍，多据宋、元善本翻雕。校勘比較 精審，不僅自己有丰富的藏書，而且周圍有絳云樓、紅豆山庄等著名的藏書家，可以為其刻 書提供互相參考的好條件。他的朋友陳瑚曾敘述說;毛氏汲古閣……上下三楹，始子迄亥分 十二架，中藏四庫及釋道兩藏。皆南北宋內府所遺，紙理縝滑、墨先滕剡，又有金元人本， 多好事家所未有，子晉日坐閣下，手翻諸部，讎其偽繆，次第行世。其所刊古書一据宋本; 。 他為了購求到宋元善本，曾于門上貼出告示：;有以宋??本至者，門內主人計葉酬錢，每葉 出二百，有以舊抄本至者，每葉四十，有以時下善本至者，別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可見對刻書是极其執著、認真和嚴肅的。前人曾對毛晉刻本認為藏書丰富，而刻本遠不如 藏本之善，持以貶詞，未免有些求全責備。毛晉刻書不免會存在某些缺點，但成績和貢獻是 主流，是應充分肯定的。就連葉德輝也感歎地說：;毛刻書余幸當年隨意獲之，又悔當年等 夷視之，今雖備數而未得選購初印本，是亦失之眉睫之事;。

    其次，正是由于毛晉刻書重視以宋元秘籍翻雕，使得許多宋元稀有珍本，借此而得到保存和 流傳。舉例如：据宋版刻《說文解字》，世人是從毛氏所刻才得以見到宋版刻《說文解字》 原貌。《孔子家語》，明代傳本不多，崇禎末年，毛晉 開始据宋版予以刊刻行世。《宋六十名家詞》是宋代之后，大規模刊刻詞集的開始，該書在 清代學者中廣為傳誦。此外，不少古籍的全本，也是借著毛晉的刻印而得以流傳。《孔子家 語》明代徐 火勃 刻本缺二十頁，毛晉刻本則為補全。明代陳繼儒刻《春渚紀聞》僅有前五卷， 毛晉刻印《淵逮秘書》時，補其遺脫，而成完本，等等。在對古籍流傳中整殘、補全方面的 功績也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几十年來，毛晉刻書六百多种，版片就有十多万塊，給后人 留下了一筆珍貴的精神財富。他在保存古代文化、發展文化方面的貢獻是不可埋沒的。

    再次：毛晉汲古閣，不僅抄書、刻書，也售賣書籍，這一點与一般私人刻書有所不同，它介 乎于私刻与書坊刻書兼備的性質。自己有著一套規模十分廣大而完備的机构。從親自投資、 招聘人才、組稿、校勘、編審、書寫、鐫刻、印刷、裝幀，分工細致，工序環節緊密。書籍 刻成之后，直接進行銷售。從編、印、出版、發行，全部由自己成立的机构運作完成。已經 具備了初步的新型資本主義經營的性質。這在當時封建制度時期，無疑是一种邁向進步發展 的傾向。是對印刷出版事業的一种有力促進。

3.坊刻

    明代的坊刻書，初期也是沿著元代風气發展下來的。其中有些是元代的老書坊。有著上百年 的歷史。一切沿元代遺風。嘉靖之后，湖州、歙州的刻書工藝急劇發達，于万歷崇禎年間 上述地區的刻工多向南京、蘇州一帶移居，因此，南京、蘇州、常熟等地方的書坊刻書盛极 一時。自永樂以后建都北京，作為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刻書事業日漸繁榮。坊間刻書也迅 速發展起來。可見明代坊刻分布地區极為廣泛。他們刻書种類很多，有醫書、科舉用書、小 類書等。有些書坊多刻戲曲、小說、雜劇、小說的評點本以及 具有反封建思想的一些著作，這些書籍今天已被視為优秀的古本書了。

    茲將比較發達地區的書坊及其主要刻書摘錄如下：

    (1)建陽地區。建陽是中國古代雕版印刷事業最繁榮發達的地區之一。明代的書坊刻書仍以 建陽為最盛。

    明代初期，著名書坊如：勤有堂、尊德書堂、敬善書堂、清江書堂、進德書堂、慎獨齋、歸 仁齋等，歷史悠久，刻書時間長。所刻書籍有：皇慶年間余志安勤有堂刻《杜詩》；宣德九 年(1434年)尊德堂刻《增修附注資治通鑒節要續編》十卷，該書為兩節版，上節刻附音釋， 字体頗似元刻；宣德六年(1431年)清江書堂刻宋陳彭年撰《廣韻》五卷；正德六年(1511年) 楊氏清江書堂刻《新增補相剪燈新話大全》，版式為上圖下文，書末刻有;清江書堂楊氏重 校刊行，書林正已詹吾孟簡圖相;三行題字；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楊氏還刻印了《新刊參 采史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楊氏刻書開創了初期刻印小說圖文并舉之先河。

    正德嘉靖間刻書較多的書坊有劉洪的慎獨齋。曾刻有《文獻通考》、《山堂考索》、《十七 史詳節》、《通鑒鋼目》等大部頭著作。劉氏所刻書，版式字体仍類似元代刻本。此外，楊 氏歸仁齋也為明代刻書數量較多的坊肆之一。刻有《事文類聚》、《通鑒前編》、《通鑒續 編》、《大明一統志》等書。

    万歷以后，建陽書坊刻印小說、故事，百科大全等民間讀物日漸增多。書坊主人時常自編自 刻，由話本演變成為小說后，又經增補綴編為演義之類的書籍。如：万歷年間余文台雙峰 書堂 刻印《新刊京本編輯二十四帝通俗演義西漢志傳》、書林熊大木編刻《全漢志傳》、《大宋 中興英烈傳》等。楊氏清白書堂于天啟年間刻印《七种爭奇》及《新刻一札三奇》，書內收 錄 名人尺牘，是為寫信參考之范本。崇禎年間存志堂刻《新刻魏仲雪先生批評投筆記》、刻《 張侗初先生匯編四民便用注釋札柬五雜云》、《王刻理气纂要詳辨三台便覽通書正宗》。

    此外，种德書堂刻印了《新刊太醫院校正圖注指南王叔和脈訣》、《八十一難經》等醫學書 籍，為民間醫生提供參考讀物。

    (2)金陵書坊。金陵是古代歷史名城，現在南京的舊稱。明太祖定都金陵，成為政治、文化 中心。刻書事業發展比較早。自万歷至崇禎年間，坊刻盛行一時。加之湖州、歙縣刻工為開 辟新領域而轉聚到此，更促進了金陵雕版事業的發展。

    金陵著名的書坊很多，如唐姓的富春堂、廣慶堂、世德堂、文林閣；周姓的万卷樓、大業 堂；陳氏的繼志齋等。

    富春堂主人唐對溪，刻書很多。万歷元年(1573年)刻《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十卷；万歷五 年(1577年)刻《校注釋園證蔡伯??》三卷；《新刻出像音注點板徐孝克孝義祝發記》二卷， 版心下刻有;富春堂;三字，卷端下刻;書坊對溪富春堂;。《新刻出像音注司馬相如琴心 記》二卷，卷端下題;金陵書坊富春堂梓;。万歷十五年(1578年)刻《新刻增補全像評林烈 女傳》八卷，以及《綈袍記》(圖7-45)四卷等。富春堂曾刻過一部《繡刻演劇十本》，是將 十种戲曲合刻在一起的小叢書。該書流傳較少，僅有零种傳世。

    唐氏世德堂刻過《新刊重訂出相附釋校注拜月亭記》二卷，明高濂撰《鍥重訂出像注釋節孝 記》二卷，明吳世美撰《新鍥重訂出像附釋校注惊鴻記題評》二卷，明沈采撰《新刊重訂附 釋標注裴度香山還世記》二卷，明湯顯祖撰《新鍥出像注釋李十郎霍小玉紫蕭記題評》二卷 、《新刊出像補訂參采史鑒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二十卷一百二十回等等。世德堂刻書， 常留有;金陵唐氏世德堂梓行;、;繡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建業大中世德堂主人校鍥; 等題記。

    此外，金陵唐氏廣慶堂主人唐振吾刻有《新刻出相音釋點校東方朔偷桃記》二卷，《新刻出 相點校八義環杯記》二卷，《新刻出相點校宵光記》二卷。文林閣主人唐錦池刻有《新刻全 像觀音魚藍記》二卷，《新刻牡丹亭還魂記》四卷、《新刻金像易鞋記》二卷、《重校古 荊釵記》二卷、《重校繡襦記》二卷、《圖繪宗彝》四卷、《新刊漢諸葛武侯秘演禽書》 十二 卷。

    万歷年間金陵著名書坊還有陳氏繼志齋。刻印有元馬致遠撰《新鐫半夜雷轟福碑雜劇》一卷 。明高明撰《重校琵琶記》四卷，明高明撰《重校玉簪記》二卷，《重校韓夫人紅記》二 卷 。繼志齋刻書，常在封面、目錄后、卷后等部位留有：;繼志齋藏版;、;秣陵陳大來校錄 ;、;秣陵陳大來校梓;等題字。

    周氏書坊有万卷樓万歷三十四年(1606年)刻《新鐫全像海剛鋒先生居官公案》四卷、七十一 回。在卷端下題;晉人羲齋李春芒編次、金陵万卷樓虛舟生鐫;。大業堂刻《新刊出像補訂 參采史鑒唐書志傳通俗演義題評》八卷。卷端下題;姑蘇陳氏尺蠖齋評釋，繡谷周氏大業堂 校訂;。万歷二十一年(1593年)刻《新鐫翰林考證歷朝故事統宗》十卷。該書每卷首有冠圖 一幅。

圖7-45　富春堂刻《綈袍記》插圖

    外，長春堂于万歷間刻《新鐫女貞觀重會玉簪記》二卷。人瑞堂崇禎四年(1631年)刻《新 鐫全像通俗演義隋煬帝艷史》八卷四十回。匯錦堂刻《三先生合評元本北西廂》五卷。金陵 書坊李澄源刻《金刻增補燕居筆記》十卷。

    (3)杭州書坊。杭州舊稱臨安，是南宋政府所在地，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刻書事業十分 發 達。不但刻書多，而且刻本精良，技藝上乘。元明以來，由于蘇、徽等地刻書迅速發展，杭 州的盛況已逐步被取代。所以明初期的坊間刻書傳本已不多見。比較著名的書坊主要有容与 堂，刻書最多且有流傳。容与堂的刻本有：元施惠撰、明李贄評《李卓吾先生批評幽閨記》 二卷，明高明撰《李卓吾先生批評琵琶記》二卷，明張鳳翼撰《李卓吾先生批評紅拂記》 二 卷，《李卓吾先生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以及《李卓吾先生批評玉合記》、《李 卓吾先生批評北西廂記》等戲曲小說的李氏評點本。容与堂刻書，多在版心、卷端等處，刻 上;容与堂;三字或;虎林容与堂梓;、;容与堂藏版;等。

    其它書坊刻本有：武林人文聚刻楊爾曾撰《新鐫批評出相韓湘子》三十回。該書封面題;武 林人文聚藏版;。武林藏珠館刻《新刊徐文長先生評唐傳演義》八卷。版心下刻;藏珠館; 三字。

    明代杭州可考的書坊還有文會堂、更生齋、馮念祖臥龍山房、段景亭讀書坊、徐象檀曼山館 等，這些坊家也都有刻書流傳。如段氏讀書坊刻有《孔子家語注》、《楊子法言注》、《關 尹 子注》、《五經纂注》、《徐文長文集》、《昭代經濟言》等。徐象檀曼山館刻《古詩選》 九种，《國朝獻徵錄》、《東坡先生尺牘》、《五言律祖》、《玉堂叢話》等。

    (4)北京書坊。北京自明永樂建立都城之后，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刻書事業迅速發 展起來，坊間刻書也非常活躍。特別是在正陽門、宣武門琉璃厂一帶地區，書舖林立。比較 著名的書坊不少，刻書也比較多。如永順書堂、岳家書坊、金台汪諒、鐵匠胡同的葉氏書舖 等等。

    岳家書坊于弘治十一年(1480年)刻印《新刊大字魁本全像參增奇妙注釋西廂記》(圖7-46)五 卷。

    永順書堂刻書是北京明代早期書坊之一。過去傳世不多見，六十年代在明代墓葬內出土了永 順堂刻印的十二冊唱本和傳奇。如刻有《新編劉知遠還鄉白兔記》，《新刊全相說唱開宗義 富貴孝義傳》、《新刊全相唐薛仁貴跨海征遼故事》、《新刊全相鶯歌孝義記》等等。

    金台汪諒刻書最多。嘉靖元年(1522年)刻印《文選注》。于該書目錄后附刻鬻書廣告、刻書 牌記：;金台書舖汪諒，現居正陽門內西第一巡更舖對門。今將所刻古書目錄列于左，及 家藏古今書籍，不能悉載，愿市者覽焉;。廣告所列目錄如下：

    翻刻司馬遷《正義注解史記》一部。

    翻刻梁昭明解注《文選》一部。

    翻刻黃鶴解注《杜詩》一部。

    翻刻千家注《蘇詩》一部。 翻刻解注《唐音》一部。

    翻刻《玉机微義》一部。

圖7-46　金台岳氏刻本《全像奇妙注釋西廂記》

    翻刻《五經直解》一部，劉寅進士注。

    以上俱宋元版。

    重刻《名賢叢話詩林廣記》一部。

    重刻《韓詩外傳》一部，十卷(韓嬰集)。

    重刻《潛夫論》、漢王符撰，一部。

    重刻《太古遺音大全》一部。

    重刻《??仙神奇秘譜》一部。

    重刻《詩對押韻》一部。

    重刻《孝經注疏》一冊。

    以上俱古版。

    目錄末題：;嘉靖元年十二月望日金台汪諒古板校正新刊;。

    從所開列鬻書目錄，可以看到汪氏刻書不僅數量多，而且很注重選擇較好的底本，多据宋元 版、古版翻刻、重刻。因此汪氏刻書，受到后人稱贊。如《史記》另据宋黃善夫刻未翻雕。 曾有人將其廣告撤去，充作元刊。汪諒刻書傳世已不多見，僅見《史記》、《??仙神奇 秘譜》、《集千家注杜詩》、《文選注》等几部書籍有所流傳。

    此外，宣武門鐵匠胡同葉氏書舖刻有《新刊真楷大字全號縉紳便覽》。該書藍印本，半葉十 行，版式寬大，卷末刻有;北京宣武門里鐵匠胡同葉舖刊行麒麟為記;一行題字。

    　(三) 明代刻書的特點

1.明代刻書地區

    明代胡應麟對明刻書業的分布有過專門研究和評論。他在《少室山房筆叢》中說：;余所見 當今刻書，蘇(州)、常(熟)為上，金陵(南京)次之，(杭州)又次之，近湖(州)刻、歙(州)刻 聚精，遂与蘇、常爭价。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又說：;凡刻之地有三：吳、越、閩 。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謝肇??說：;今杭刻不足稱，金陵、吳興、 新安三地剞厥之精，不下宋版。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安有書坊，出書最多，而版紙俱 最濫惡，蓋待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近來吳興、金陵漸漸陷此疾矣。;以上兩說，說明到 了明代刻書中心發生了變化：四川、平水印刷事業已經衰落，而建陽、蘇州、杭州仍然稱盛 。明代中葉后，杭州轉微而吳興代之而起。無錫、南京相繼成為刻書中心。歙縣后來居上， 北京仍是北方刻書的重地。但是，這時全國刻書業已逐漸集中到江蘇、浙江、福建三地，而 以江蘇為首了。

2.明代刻書的內容

    明代的刻書事業比前代更加發展和普及。刻書的內容多种多樣。儒家經典方面，洪武年間頒 布了欽定《四書大全》、《五經大全》。文字學方面有欽定的《洪武正韻》。正經、正史由 南、北國子監雕版印行。成化、正德之間書坊刊行的類書增多。嘉靖以后，在复古運動的影 響下，翻刻宋元舊書的風气日益興盛。唐宋人的文集都有了新版。万歷以來，戲曲小說刊印 日多，這方面的新著作不斷出現。新編的類書、叢書日漸發達。類書、叢書的編刊，最初多 是對古書的節錄，如《說郛》、《寶顏堂秘籍》、《格致叢書》；后來便發展為古書的匯編 了，如《津逮秘書》等等。由于各种文學流派的不斷出現，刻本個人文集、詩文選集也層出 不窮。地方志的編纂与刊行比宋元時代更加發達，刊印了許多方志書，成為現今研究中 國中古時期歷史的重要資料。佛經方面有洪武五年(1372年)刊刻的南藏，永樂八年(1410年) 刻的北藏，万歷十二年(1584年)又雕刻了續藏四百一十卷。道經方面有正統年間刻印的道藏，這 是現今留存的唯一道藏版本。

3.明刻本的編纂類型

    首先：元代所創始的上圖下文的全相本小說，到明代更加風行。《三國》、《水滸》、《 西游記》等都有這种全相本。不僅小說如此，就是《孝經》、《千字文》、《烈女傳》之類 的儿童、婦女讀物也都有這种印本。万歷年間上圖下文的書籍發展為冠圖或插圖形式，稱為 ;繡像;。前面所說到的唐氏富春堂、世德堂；陳氏繼志齋以及滋蘭堂、容与堂等所刊刻的 小說、戲曲，都有极其精美的圖畫，成為中國版畫中的典型作品。中國版畫藝術起源很古， 唐咸通 本《金剛經》就有了冠圖，宋元刊本也多插圖，到明朝后期更發展成一种專門的藝術了。

    其次：編、刻、售合一，發展較快。書坊刻書發展到明代中后期，已不單是刻書匠戶，而是 把編輯、出版、發行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書業專行。這种結合有利于書坊主人了 解社會需要，從而有的放矢地編刻圖書。這不僅增強了書坊本身的競爭力，而且也促進了刻 書事業的發展。除上面所講的余象斗三台館、雙峰堂和金陵唐氏富春堂外，如建陽書坊的熊宗立、熊沖宇的种德堂，都自撰、自編、自校、自刊了許多醫書。熊宗立編印的《名方類證醫書大全》被日本人稱為醫家至寶，在日本翻刻，成為日本刊行最早的醫書。其后人熊龍峰 、熊大木的忠正堂又編印了許多話本、小說，其中《北宋志傳》和《大宋中興英烈傳》就是 后世《楊家將演義》和《說岳全傳》兩部長篇的雛形。

4.明刻本的版本形式

    明初至正德年間刊刻的圖書基本沿襲了元代的特徵：裝訂是包背形式，版式多為大黑口，字 体 多是軟体趙字。刊刻的精美程度与元刊沒有區別。嘉靖至万歷之初風气改變，刊印書籍多 以 宋刊，尤其是以北宋刻本為模范。此時白口盛行，版心上方往往記有字數，下方有刻工姓名 ，有時還記有寫樣人姓名。字体又轉向用歐、顏体，整齊嚴謹，但缺乏流利生動之態。万歷 中至明末刻書字体更趨方正，終于發展成橫輕直重的所謂;宋字;。裝訂也由包背而改為線 裝。插圖本增多。從用紙來看，明初刻書多用黃紙，嘉靖時多用白紙，嘉靖以后又多用黃紙 。

　    (四) 明代刻書事業的新發展

    在印刷技術方面，也有了极為重要的發展。首先是銅活字的應用。弘治年間(1488─150 5年)無錫華氏會通館、蘭雪堂和嘉靖年間無錫安氏桂坡館為最著名。他們應用銅活字排印各 類古書，為后世藏書家所重視，有不少得以保存到現在。就今傳世的有華氏會通館弘治五年 印《錦繡万花谷》、弘治八年印的《容齋隨筆》和《文苑英華辨證纂要》，以及華氏蘭雪堂 排印的《藝文類聚》、《春秋繁露》等等。安氏桂坡館排印的《顏魯公文集》、《古今合壁 事類備要》等書，也有流傳。此外，還有嘉靖年間芝城姚氏蘭印《墨子》、建業張氏的《開 元天 寶遺事》和王云溪館排印的《玉台新詠》以及許多其他人用銅活字刊印的唐人詩文集等等。 万歷年間又流行起來木活字印書。《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大部頭書籍也都有了木活 字印本。崇禎年間又用木活字印行《邸報》，這可以認為是中國用活字版印報紙的起源。

    明代印刷術另一大發展是套印術的應用。套版印刷品出現后，到了十七世紀得 到廣泛的發展。這是和吳興的凌氏、閔氏兩家的努力分不開的。吳興在嘉靖以后漸成刻書中 心，技術超過福建和杭州。閔氏(閔齊急)在1616年用套版印成《春秋左傳》。以后閔、 凌(凌蒙初)二家繼續發展套版印刷，刻印了許多帶有批注評點的經史子集四部古書，以及戲 曲 小說。他們采用套版印刷的古書，被稱為;閔刻;和;凌刻;。最初用朱墨兩色，后來發展 為五色。他們的用意是為便于學習，所以在書的內容上并沒有特殊价值，但是印刷技術卻因 此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

    把套版印刷与版畫藝術結合起來，就形成彩色版畫印刷術，為中國雕版印刷術放出极其輝煌 燦爛的光彩。彩色版畫也是從涂色的方法發展起來的。先是在一塊版上涂几种顏色，如紅 花 涂紅色，葉子涂綠色，樹乾涂棕色等等，然后覆上紙刷印出來。万歷年間所刻印的《花史》 和程君房的《墨苑》就是這种方法。但后來很快就發展為分色分版的套印法，并且很快就發 展成更加复雜的;??版;。將彩色畫稿先行分開各种顏色，鉤摹下來，每色各刻一版，然后 逐色依次套印， 便成為色彩繽紛的木刻畫。第二次刷印的程君房《墨苑》就是這樣印刷的。嗣后，又發展出 用凸 凹兩版嵌合使紙面拱起的辦法，稱為;拱花;。這种方法能使花紋凸顯于紙面上。崇禎年間 南京胡正言開設十竹齋，應用;??版;、;拱花;方法編印《畫譜》、《箋譜》，刊刻精致 ，著色妍麗，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平，深受國內外人民的稱贊和好評。

    所以在明代，尤其是后期，印刷術得到了輝煌的發展，圖書印刷出版事業也進入了一個新 的歷史階段。

    明代刻書還存在一些缺點：第一是校刊不夠精審，錯漏相當嚴重。官刻与坊刻尤其不免。第 二 是妄改書名和刪節內容。這也是明代刻書中存在的最大缺點。如：万歷本《詩總》本是《詩 話總龜》；馮蘿禎《唐世說新語》原名《大唐新語》；郎奎金《逸雅》本為《釋名》等等， 例子很多。《格致叢書》、《寶顏堂秘籍》、《子匯》、《稗海》等叢書中所收各書多半任 意刪節，致使原作變得殘缺不全。第三是偽造古書相當嚴重，例如楊慎的《雜事秘辛》、丰 坊的《古文尚書》等等。第四是書中出現無用的序跋越來越多，連篇累牘，徒費紙墨。這些 都是后世人把明刻本看作不如宋元刊本精善的主要原因。

    六、清代的刻書事業

    (一) 清代的文化政策

    清代的文化政策基本上与明代相同。由于清朝是滿族入主中國，統治階級為了緩和階級矛盾 和民族矛盾，一方面實施鎮壓，一方面又采取了怀柔政策。

1.尊孔讀經，崇尚儒術

    清代統治者，接受漢族的傳統文化思想，尊崇孔子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 家學說。入關后，立即遣官祭祀先師孔子。加奉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先師;。孔子后人仍 襲;衍圣公;封號。自順治帝時，即積极提倡習讀經書，宣論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賴之 以致治，下之資以事君。据《清史稿·圣祖本紀》記康熙南巡曾親自到山東曲阜祭奠孔子。 ;入大成門，行九叩禮；至詩禮堂，講易經；上大成殿瞻先圣像，觀禮器；至圣跡殿，覽圖 書；至杏壇，觀植檜；入承圣門，汲孔井水。并親書;万世師表;匾額。清代統治者的這 些尊孔崇儒政策及行動，對于攏絡漢族知識分子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開設博學鴻詞科，羅致全國名士

    早在順治初期，政府即接納了浙江巡撫張存仁關于建議朝 廷開科取士的奏請。用這种手段給讀書人以出仕的机會，消滅其反順為逆的思想傾向。康熙 年間，舉行博學的詞科考試，搜羅一批文人，讓他們從事著述活動，以為清政府效力。滿族 統治階級采取的科舉政策，把知識分子的思想引上埋頭誦經習史，一心為讀書作官奮斗，既 消弱了漢族地主和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又可以借此加強統治者的力量。

3.提倡理學，加強思想控制

    康熙積极提倡理學，把它視為可以鞏固其統治的重要工具。親自 編寫《性理精義》，刊印《性理大全》；想借著理學倡導的封建道德來消滅民族思想。陸隴 其、李光地等人是當時的理學領袖，他們的著作受到皇帝的贊賞，國家委以官職，稱之理學 名 臣。程朱理學遂成為;欽定;的學術，并以此加強士人的思想控制。使之全然被程朱理學 的陳腐教條所束縛，乃至;非朱子之傳義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禮不敢行;。

4.實施高壓手段，大興文字獄

對于知識分子的反清思想和著作，清代統治者采取了嚴厲的鎮壓政策。發現有違礙統治階 級利益的書籍，就禁止流通，對作者或藏書人加以迫害。往往故 意 從著作中摘取字句，羅織罪名，构成冤案。單在康、雍、乾三朝，所制造的文字獄就有百起 之多，成千上万的人遭受株連、迫害。康熙時的庄廷??案件、雍正時的呂留良案件，乾隆時 的 徐述 夔案件。每次都有几百人被害。對于這些著作當然予以銷毀，嚴禁流通了。統治階級總 是借徵集圖書，打著稽古右文的幌子，來實施他們的殘酷鎮壓政策。編纂《四庫全書》就是 乾隆進行書籍檢查的一個借口。在他關于編書的御旨中，這种意圖暴露得十分清楚。被他認 為應該全部禁止或部分抽毀的書籍，曾几次列成目錄，頒布全國，共有二千多种，下令全國 繳送銷毀。單就浙江一省，就獻出五百三十八种，有些書籍竟因此而遭亡佚。

    (二) 政府注重圖書的收集与整理

    明滅亡后，清代統治者接收了明朝皇室的全部藏書。包括大量的宋元寫本和宋元版刻書，以 及歷朝文書、論旨、奏章、藩國的圖書等文獻典籍。康熙年間，政府開始收購圖書，詔令翰 林院制定徵購計划，并規定各省督撫承擔為朝廷購書職責，徵集后送至禮部匯集，如無刻版 者令人繕寫，交翰林院進呈，有自愿進呈的，交禮部匯繳。通過這一措施，政府藏書有新的 增加。乾隆時，又多次下令徵求圖書，在編纂《四庫全書》時，嚴令各地進書，取得不小 的 收效。截至乾隆三十九年，全國徵書已達万种以上。因此，皇室藏書得到极大的充實。圖書 的典藏成就已超過歷代。在修《四庫全書》的同時，乾隆下令建立文淵閣、文津閣、文溯 閣及文宗、文匯、文瀾七處典存《四庫全書》。清宮廷內除了文淵閣收藏《四庫全書》之外 ，還有多處典藏圖書的地方。首先是昭仁殿的;天祿琳琅;藏書。這是乾隆詔令將宮內所有 善本集中的地方。賜名;天祿琳琅;。其中收藏宋、遼、金、元五朝善本。藏書多達一千零 八 十一部，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卷。;天祿琳琅;之后，建立了專門收藏宋代刻書家岳珂刊印 ;五經;書籍的藏書處名;五經萃寶;。此外，乾隆時曾從《四庫全書》中選出珍善抄本， 編成《四庫全書薈要》。收經、史、子、集四部書四百多种。抄成兩部，一部藏于御花園中 的;??藻堂;，一部存放在圓明園之長春園;味腴書屋;。嘉慶年間于養心殿建立;宛委 別 藏;，內收有《四庫全書》未收書一百七十多部。其它如：武英殿、懋勤殿、金華宮、景 陽 宮，以及中南海的南薰殿、紫光閣、南書屋，北海靜心齋的抱素書屋，此外，翰林院、國子 監、內閣大庫等也都藏有大量的圖書典籍。

    清政府對所收藏典籍，很注重編目、整理。清代官修目錄的集大成之作是《四庫全書總目》 。它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相應產物。《總目》按四部分類，部下再分若乾類。每部有總 序 ，各類有小序，每書有提要。《四庫全書總目》可以說是對十八世紀以前的古籍進行的一次 總結。由于《四庫全書總目》篇帙過大，不便翻閱，又另編《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共二十卷 ，刪去存目，精簡了總序和小序，對某些子目附有簡短按語。

    清代前期的另一部國家書目是乾嘉之際于敏中、彭元瑞等人所撰的版本目錄《天祿琳琅書目 》正續編。它不僅記載各种不同版本，還將刊載時代、地點、藏家姓名及藏章載入。該目開 官修版本目錄之先河，使清代藏書家群起效法，形成了編制版本目錄之風气，先后編制了版 本目錄數十种之多，為整理古籍中的選擇底本工作提供了方便。

    清代前期還編撰了《明史藝文志》等史志目錄，而且還有一批學者開始為歷代正史補寫藝文 志。自倪燦首創《補遼金元史志》之后，繼起者數家，一直影響到清末及民國初年。這一工 作使正史目錄臻于完備，基本上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綜合性目錄。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見 的。

    　(三) 政府大量編纂圖書

    清代統治者，不僅注重收書、整書。而且大量編纂圖書，特別是清朝前期，成績是空 前的 。康熙本人文化造詣較深，他經常審讀古人著作，有時還加批注和修改，這些書便成為; 欽定;的著作了。這些;欽定著作;的范圍涉及到經學、史學、詞章、天文、歷法、農藝、 文學等各個方面。清朝后來的皇帝也都效仿康熙，所以清代;欽定;的書很多，僅《四庫全 書總目》中就有一百四十七部。

    在康熙朝欽定的諸書中，首先應提到的是《古今圖書集成》。它是中國歷史上繼《永樂大典 》之后的又一部大型類書。由于《永樂大典》散佚嚴重，《古今圖書集成》也就成了中國現 存最大、最完整的一部類書，被外國人稱為《康熙百科全書》。該書字數多達一億六千万， 居 世界百科全書之冠。原編者為陳夢雷等，初稿完成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雍正時，又命 蔣廷錫等重新增訂。全書一万卷，目錄四十卷，分六匯編、三十二典，計六千一百九十部。 在組織体系和編排体例上遠胜過以前的類書。書中還附有許多精美的插圖。該書于雍正四年 (1726年)第一次用銅活字排印(圖用版刻)，至雍正六年僅印成六十五部，故流傳不廣。清末 ， 光緒十年(1884年)上海點石齋之圖書集成局將該書鉛印了一千五百部，但脫頁錯字較多。光 緒 十六年同文書局又石印一百部，是照殿本原式影印的。1934年中華書局又有影印銅活字本， 是目前常用的一种版本。

    康熙欽定的圖書中還有一些字書、類書和詩文集。這些書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文學的重要參考 工具。康熙本人對天文算學也有一定研究。他曾聘請西方傳教士南怀仁等，編制了康熙《永 年歷》、《數理精蘊》、《歷象考成》等書。宣城人梅文鼎著有歷算書八十余种，其中《古 今歷法通考》是中國第一部歷學史。康熙時曾制成《皇輿全覽圖》，到乾隆時，又派人赴新 疆等地測量，制成《乾隆內府皇輿全圖》。這兩幅地圖至今還有很高的參考价值。乾隆時官 修的《醫宗金鑒》也是一部介紹中醫臨床經驗的名著。

    乾隆年代(1736─1795年)在文化政策上完全模仿康熙的做法。他也舉行;博學宏詞;考 試，刊行了許多;欽定;著作。并組織人力編輯政書、叢書等大部頭的著作。如編輯《續 通 典》、《續通志》、《續文獻通考》，后又編纂清朝三通，即《皇朝通典》、《皇朝通志》 、《皇朝文獻通考》。這六部書連同原來的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文獻通 考》合稱為;九通;。加上清末劉錦藻所編的《皇朝續文獻通考》稱為;十通;。

    乾隆的更重大的一項舉動就是編纂《四庫全書》。這一部大叢書，內容包括著經、史、子、 集四大部分，共編輯了從古代到當時的著作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計有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從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到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完成。沒有刻印，只有寫本 。分裝三万六千冊。最初寫了四部，分藏在北京宮內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文溯閣和 熱河文津閣四處。后來又抄寫三部，藏于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浙江杭州文瀾閣內， 許可讀書人入閣閱讀。太平天國時，文宗、文匯兩閣的書遭戰火被毀，文瀾閣書也損 失過半。而文源閣的書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時被英法聯軍焚毀。辛亥革命后，文津閣一部移至 北京圖書館，文瀾閣一部也陸續補抄齊全，而文淵閣一部現保存于台灣。

    《四庫全書》所收的書，是經過一定的選擇的。其中許多著作在質量上是相當高的。所以這 部書一直受到封建文人的重視。尤其是這部書的總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成為舊時代目 錄學的典型著作，是一部研究學問的指南。它所使用的分類法即;四庫分類法;，几乎成為 當 時統一的圖書分類法。直到現代許多藏書單位仍用它來類分古舊圖書。《四庫全書》在中國 學術上的影響是很大的。

    然而絕不能對這部書給予過高的評价。首先，它排斥了許多与統治階級思想不合的著作。它 的選擇標准是孔孟學說和當時的封建制度。一切不符合這個標准的著作都遭貶斥。在這种標 准下，一切具有民族思想的書，民間流行的文藝作品，有關日常生活的著作等等，都被排斥 在;四庫;范圍之外了。因而，這部;全書;就成為只為了維持當時統治階級利益、宣傳封 建思想的工具。第二，它妄改了許多著作的原本。宋明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与外族斗爭最激烈 的時期。當時出現了許多具有民族思想的著作。《四庫全書》對于這些著作，或者完全加以 排斥，或者將書中內容、字句加以刪改。因此，使許多書已經失去了原書面貌。第三，它還 收進一些清代統治階級的陳腐的御制詩文集和一些對統治者歌功頌德的著作。僅從以上几點 ，就足以說明《四庫全書》在科學研究的价值上是有一定的局限的。

    (四) 學術活動和主要著作

    明末清初之際，社會動蕩不安，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為尖銳。在這种社會條件下，出現 了許多具有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著名的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以及后來的顏元、 朱之瑜、陳确、傅山、方以智、唐甄等。他們大都反對明末浮夸空談的學風，講求經世 致 用，并具有反對君主專制主義統治和民族壓迫的思想。特別是黃、顧二人，他們所提倡的學 風對清代學術的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又號梨州，浙江余姚人。清兵南下，他曾組織義兵抗清，清 政 府屢次懸賞緝捕他，于是隱居著述。他的名著《明夷待訪錄》，對專制的暴君政治和封建秩 序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還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點。

    顧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號亭林，江蘇昆山人。清兵下江南時，他也曾舉兵抗清，終 身 不仕，所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他反對當時專制主義的政治，認為;天 下興亡，匹夫有責;，提倡實事求是、踏實鑽研的學風，并強調人要有民族气節。

    由于清政府屢興文字獄。迫使許多學者埋頭在故書堆里，鑽研古人的著作，了解古人的 語言，把清初以來逐漸興起的訓詁學、音韻學大大發展了一步，并擴大了校勘學和考据學 的活動，而成為當時所說的;漢學;。与此同時，搜集亡佚書籍的;輯佚學;也隨之興起。 這些活動對于清代圖書的著述、收藏、整理和雕印都產生了巨大影響。校勘學的發展，尤為 這時期的一個特色。他們提出的口號是恢复古書的本來面貌。這對于當時統治階級肆意竄改 古書，以符合政治需要的作風，可以說是一种有力的反抗。校勘學的發展，對于整理古書是 有很大的功效的。乾嘉時期，出現了許多校勘學家，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很大成就。如戴震的 《聲韻考》、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王念孫的《廣雅疏證》，是音韻學、文字學、訓詁 學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學方面有王昶、畢沅的《金石考證》、錢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王 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二十二史札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等重要著作。 此外，以顧廣圻等人為代表，在版本校勘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由于他們校勘了很多古 書，使得許多從前無法了解或不易了解的古代著作有了比較可讀的傳本。對于研究古代思想 來說，其功績是不能否認的。所以乾、嘉時代是清朝學術發展的鼎盛時代。但是，這時政治 上 的矛盾──農民和地主統治階級的矛盾、統治階級各階層之間的矛盾已到了尖銳的階段。政 治的黑暗、腐敗已經暴露出來。人民已不堪再受壓迫。嘉慶年間已發生多次農民起義。嘉慶 以 后，帝國主義勢力逐漸猖狂。一方面打擊著清朝的統治，一方面對人民群眾進行經濟掠奪， 人民 生活更加痛苦不堪。到了道光年間，爆發了鴉片戰爭(1840─1842年)，后來又發生太 平 天國革命(1850─1864年)。清朝的統治力量大大削弱，中國社會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 時期。

    　(五) 清代的刻書事業

    清代是中國傳統印刷事業發展的最后階段。書籍的刻印技術在承接前代發展的基礎之上，又 進一步發揚光大，尤其在清朝的初期，印刷事業的發展達到頂峰。清代的雕版印書，仍延襲 明朝，以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繼續向前發展。

1.官刻書

    清代的政府刻書，初期主要集中在內府。刻本的字体、版式，大体与;經厂本;相差不多。 如：順治十二年(1655年)刻印的《資政要覽》，順治十三年(1656年)刻印的《內則衍義》， 都是字大、欄寬，行格疏朗，顯然同是明代;經厂;刻書工匠所承辦。

    由于明代司禮監刻書存在著版本選擇、內容文字校勘不夠精審、刻書質量不高的缺點。清代 政府改變了由司禮監經管刻書的制度。在宮中武英殿設置修書處，專掌修書、刻書之職。選 派 翰林院詞臣負責管理，并任用博學的詞科學士參与編校刻印書籍。另召顧各類工匠擔任雕 版 、刷印、裝幀工作。從此，政府刻書主要由武英殿承擔。內府刻書便改稱武英殿刻書，或稱 ;武英殿本;、;殿本;了。雖然內府仍有其它机构也刻印書籍，但武英殿刻書則成為清代 中央官刻書的主要代表。

    (1)武英殿刻書。康熙十九年(1680年)設立，最初為武英殿造辦處。后改名武英殿修書處。 据《大清會典》記：修書處下分設監造處、校對書籍處。監造處專掌監刻書籍，再分設銅字 庫、書作、刷印作。校對書籍處負責書籍付印前、后之文字校正工作。康熙初期，武英殿刻 書能力尚小，所以采取了宋元時期的作法，發到南方蘇州、揚州一帶刻版，然后運歸武英 殿 。雍正、乾隆時期，武英殿刻書力量日漸增強，開始大量刻印書籍，而且發展到頂峰，至嘉 慶之后，才逐漸走向衰落。

    清代歷朝官刻本都由武英殿承刻。刻書的范圍很廣，內容种類繁多。大致為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清代皇帝的著作。清代統治者不但重視藏書、刻書，而且本人也多有研讀經史之作。 因此這類圣訓、圣制、御制之書，是必須予以刻印的，還有一些書籍，是皇帝受命臣下編 修 的，因而冠以;欽定;、;奉敕;之名。在武英殿刻本中，這類書籍占有相當的數量。如： 順治十二年刻印的《資政要覽》、十三年刻印的《內則衍義》均屬這類著作。康熙之后，御 纂、御制、敕命之書更加繁多。如康熙十六年(1677年)刻印庫勒納等奉敕撰《日講四書解義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高士奇、宋犖奉敕編《圣祖御制詩集》初、二、三集；康熙五 十年(1711年)刻張玉書等奉敕編《圣祖御制文集》(圖7-54)初、二、三集，康熙五十四年(1 715年)刻 《御纂性理精義》；雍正四年(1726年)刻《御選悅心集》；雍正五年刻王鴻緒等奉敕撰《 欽 定詩經傳說匯纂》；雍正六年(1728年)刻沈崇敬等奉敕撰《御定駢字類編》；雍正八年(173 0年)刻王頊等奉敕撰《欽定書經傳說匯纂》；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御錄宗鏡大綱》；雍 正 十三年(1735年)刻《御錄經海一滴》等等。乾隆時期，高宗弘歷以古文為治，所以御制奉敕 之書更多。乾隆四年(1739年)詔刻《欽定十三經注疏》和《欽定二十四史》，即重校刻明万 歷北監本《十三經》、《二十一史》，增刻《明史》、《舊唐書》，又輯刻《舊五代史》， 是為《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之名即始于此。殿版書由此發展到极盛時期。乾隆當政六 十年，所刻經、史、子、集四部皆有，數量浩大。嘉慶時期殿本數量漸減。于嘉慶二年(179 7年)刻《欽定胜朝殉節諸臣錄》，嘉慶三年(1798年)刻阿桂等奉敕撰《欽定蘭州紀略》，嘉 慶四年(1799年)刻仁宗敕撰《高宗圣訓》，嘉慶七年(1820年)刻《欽定辛酉工賑紀事》，嘉 慶二十三年(1818年)刻托津等奉敕撰《欽定明鑒》等。道光以后至光緒間，武英殿仍司內府 刻書，但此類著述已為數极少了。

    第二是重刻前朝的各類著作。清代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對漢族文化傳統十分注重，為表 彰學術，對前代的經史著作、科學、文學等各類研究成果，均由政府重加刻印頒行。武英殿 刻書中，這類著作占有不小的比重。除上述匯錄乾隆詔命校刻十三經、二十四史之外，還刻 印《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等前代的政書，以及刻印仿宋岳珂《五經》，并重 刻經學著作《論語集解注疏》，刊印《補刊通志堂經解》。

    第三是：方略、紀略著作。清代初期武功鼎盛，每次軍事告成，必定編纂成書，紀錄始末， 稱方略或紀略。相當于紀事本末体史書，而每事又以編年為序，源源本本紀錄事情的全部經 過 。付諸刊行。乾隆時期武功最盛，殿版之中這類書籍以乾隆朝最多。如：康熙四十七年刻印 平定噶爾丹的《親征平定朔漠方略》，乾隆年間記平定准喀爾部的《平定准噶爾方略》，記 平定大小金川的《平定兩金川方略》，記平定回族馬明心起義的《欽定蘭州紀略》，記平定 台 灣林爽文起義的《欽定平定台灣紀略》，以及記平定廓爾喀的《欽定廓爾喀紀略》。嘉慶之 后 ，仍繼續刻印這類書籍，如嘉慶年間平定白蓮教起義，道光、同治年間的平定捻軍起義及太 平天國起義等等。

    第四是：刻印字書、類書、叢書。清代統治者為了鞏固其專制統治，加強民族之間的融和， 大量編纂漢族、滿族、蒙族等各民族文字用書。武英殿刊印了各類字典。其中最著名卷帙浩 繁、收錄四万八千余漢字的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刻印的《康熙字典》。

    同時，武英殿刻印的類書有：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刻印的《淵監類涵》四百五十卷，康熙 五十年刻印的《佩文韻府》四百四十四卷、拾遺一百一十二卷，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刻印 《分類字錦》六十四卷，雍正六年(1728年)刻印的《駢字類編》二百四十卷等。比較最著名 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以銅活字排印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一万卷，目錄四十卷。《 古今圖書集成》按類編排，收錄材料极為丰富，多為整段、整篇或整部著作收入書內，因此 ，大量的宋、元、明古籍，竟借此得到保存与流傳。

    武英殿除刻印字書、類書外，還刻印叢書。乾隆在編纂《四庫全書》時，曾于《永樂大典》 內 輯出還沒有刻本流傳的書籍三百多种，收入到《四庫全書》之內。同時，用木活字排印了一 百三十八种。由武英殿修書處設聚珍局，承印，稱《武英殿聚珍版叢書》。之后，浙江、廣 東、福建等省，又据這套叢書予以翻刻。關于《古今圖書集成》与《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將在本書活字印刷章節內詳細介紹。

    第五是：詩文集的刻印，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印的清帝及廷臣之作《皇清文穎》一百二 十四卷，有唐、宋、元、明詩集之刊印。并刻印有《歷代賦匯》、《歷代詩余》等著述， 以及《全唐詩》九百卷。

    第六，武英殿刻書還包括有康熙時期任用耶穌會傳教士主持的天文歷象之有關書籍。如： 雍正元年(1723年)刻印的《歷律淵源》，內收《歷象考成》四十二卷，《數理精蘊》五十三 卷，《律呂正義》五卷，三部著作。

    (2)清代內府刻書。除殿版刻本之外，還有揚州詩局承刻的書籍。即殿版圖書中，不在武 英殿修書處刊刻而交付揚州詩局刻印的，世稱揚州詩局本。揚州詩局由曹寅主持。曹寅字子 清，一字棟亭，號荔軒，清漢軍鑲藍旗人。康熙時歷官通政使，兩淮鹽政，江宁織造。同時 主持揚州詩局校勘古籍工作。所印各書校刻俱精。九百卷的《全唐詩》即由揚州詩局刊刻 。此外還有《佩文齋書畫譜》、《詞譜》、《佩文齋詠物詩選》、《歷代詩余》、《全唐詩 錄》、《宋金元明四朝詩》、《歷代題畫詩類》、《淵鑒類函》、《歷代賦匯》、《御制詩 》初、二、三集等十种書，將近三千卷，都是工楷寫刻。有的蠅頭細書，秀麗天成，极為精 美。

    (3)地方官書局刻書。清代初期，地方官刻并沒有太大的開展，后來武英殿允許各省翻刻 ， 各省的官刻書才逐漸增多。到了晚清，政治頹廢，官吏腐化，喪權辱國，激起人民的反抗情 緒。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終于爆發了。當時曾國藩一方面施用武力鎮壓革命，一方面號召 知識分子維護封建文化。同治二年(1863年)進入安慶，以重興文化為名，創辦官書局。 延請洪全奎、莫友芝督理創辦書局事宜，并選委一些積學名士分任 校勘。后來曾國藩攻進金陵，又設江南書局。不久，金陵官書局、浙江官書局、四川官書局 、安徽敷文書局、山西官書局、山東官書局、直隸官書局相繼成立。這些書局雖以重興文化 為名，但所刊刻的書籍，多是;御纂;、;欽定;的本子。其中經史居多，詩文次之。同時 ，為了迎合一般讀者的需要，所刊刻的普通讀物，定价低廉，求之較易，這些都是官書局刻 書的特點。這些書局由于主持人的不同，選用底本、校勘精劣、紙墨好坏也各有差异。官書 局刻書，則成為清代后期地方官刻書的重要代表。

    １金陵官書局。同治三年(1864年)由曾國藩設立，其前身為江南官書局。洪全奎(字琴 西)總其事 ，當時稱為提調。張文虎、戴望、馮煦、劉恭冕等人分任校勘。金陵官書局第一部刻書是同 治二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完成的《王船山遺書》，曾國藩親自參加校閱。全書共三百三十 二卷。同治七年(1868年)刻印《五种遺規》。即包括《養正遺規》、《教女遺規》、《訓俗 遺規》、《從政遺規》及《在官法戒錄》。极力宣揚封建道德規范。此外還刻印過《文選》 、《楚辭》、《十三經讀本》、《唐人万首絕句選》等書。金陵官書局刻書大都以毛晉汲古 閣版复刻。任職最久的是張文虎。文虎字孟彪，號嘯山，自號天目山樵。博覽群籍，精研深 造。初館金山錢熙祚家三十年，為錢氏勘校《守山閣叢書》、《指海》等書數百种。同治中 在曾國藩營中作幕客，著有《史記札記》、《古今樂律考》、《舒藝室隨筆》等。他這些著 作和戴望的《論語注》、《顏李學記》等，就其字体版式來看，可能都是金陵書局刻印的。

    金陵書局所刻的書，字体稍扁，橫輕垂重，比;汲古閣本;還顯拙笨，行字之間排列過密。 刻字筆畫和印刷手法過重，印刷系用煤煙，濁而且濃，使讀者眼前有黑沓沓一片之感。与早 期金陵刻經處刻印的書有些近似。

    ２浙江官書局。浙江官書局是浙江布政使楊昌浚、按察使王凱泰于同治三年(1804年)呈進巡 撫馬新貽設立的。于同治六年(1867年)刻印了《欽定七經》和《御纂通鑒輯覽》等書。

    咸、同之間，杭州著名藏書家丁丙、丁申弟兄的八千卷樓善本書室，收藏富而且精，在當時 是屈指可數的。這就給浙江書局刻書選用底本提供了方便。浙江書局任校勘的有譚獻、黃以 周、張大昌、張顏、王治壽等人。几乎把當時的經史學家、詞章學家萃于一堂。浙江書局刻 書選用底本都要經過一番研究，如名刻《二十二子》都是以各家校刊及明;世德堂本;為依 据的，是子書叢刻中最完善的本子。据丁申《武林藏書錄》記載：

    官書局先后刻書二百多种。經部除 上述《欽定七經》外，還刻有《四書集注》、《四書約旨》等，史部刻《九通》、《孔子編 年》、《續資治通鑒長編》等，子部除《二十二子》以外有《張氏醫書七种》、《玉海》等 ，集部刻有《沈氏三先生文集》、《古文淵鑒》、《唐宋文醇》等等。

    浙江官書局刻書的另 一特點是校勘精審。如所刻《玉海》、《九通》等書，錯訛极少，超過殿本。此外，浙江書 局与丁氏所刻《當歸草堂叢書》、《武林掌故叢編》等書，版式差不多完全一致。字体秀麗 ，校印精良。胜過金陵書局刻本。浙江官書局所刻書籍，在;局本;中居首要地位。

    ３湖北官書局。又名崇文書局。同治六年(1867年)于湖北武昌設立。約刻印書籍二百多种。 所刻書有《經典釋文》、《說文解字》、《康熙字典》、《湖北通志》、《新舊五代史》、 明震澤王氏刻本《史記》、《明史》。此外，還有《子書百家》、《沈氏尊生書》以及《 文選》 、《唐宋八大家類選》等。湖北官書局刻書側重實用。版式排列比較緊密、字体寬扁，閱讀 時尋行數句頗費目力。校勘不夠精審，刻書雖然流傳較廣，但質量不高。

    ４湖南官書局。湖南官書局亦名湘南書局，同治年間創立。湖南是曾國藩的故鄉，設立之 初 即刻印了《王船山遺書》及《曾國藩全集》。還刻印一些經、史著作。光緒時期，書局附設 于思賢講舍，因改名思賢書局。選刻書籍側重于近人著作。如：王先謙《漢書補注》和《后 漢書集解》；葉德輝所著觀古堂各書；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墨子閒詁》等。書籍字体 雅致，校勘認真，甚為暢銷。

    ５江西官書局。同治二年(1863年)設立于江西南昌。刻印有《五朝紀事本末》、《御纂七經 》、《重刻宋本十三經注疏》、《御纂醫宗金鑒》、《王荊公詩注》等書籍，此外還覆刻了 《聚珍版叢書》。刻書字体比較寬散，選擇不夠精審，版本質量不高。

    ６廣雅書局。廣雅書局于光緒十二年(1886年)設立。王秉思任書局提調。當時的著名學者， 武進屠敬山、會稽陶浚寅、元和王仁俊、長州葉昌熾等人都參加過書局校書工作。所刻《廣 雅 叢書》對研究歷史很有參考价值。以后又刻印《聚珍版叢書》、《全唐文》等大部頭著作。 刻書總數達三百多种。廣雅書局刻書，字形稍扁，墨口寬欄，不甚雅致。其重刻本《聚珍版 叢書》因原出于活字，原本疏散不整，仿制重刻，更行歪散。校勘不夠精審。

    ７山西官書局。山西官書局的前身是浚文書局。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改為山西書局。刻有 《十三經讀本》、《山西通志》以及經史書籍。所刻各書，校勘、印刷、紙墨選用等方面， 都比較粗糙不精。版本質量不高。

    ８山東官書局。設立于山東濟南。刻有《十三經讀本》。刻書校勘較為精審，字体方整，紙 墨亦佳，在官書局刻書中，屬于上乘之作。

    ９直隸官書局。光緒七年(1881年)天津縣知縣勞乃宣申詳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准設立書局。 當時指派孫家鼎總理其事。所刻各書，本打算著重在与各國有關的法律、經濟、農業、工業 、測算以及武備外交等方面，同時，凡屬有利于國計民生与對外交涉的譯文圖書均刊印出來 以廣流傳。初意未嘗不善，而且刻書范圍也相當地廣泛，可惜經費無著。原奏由總理各國事 務衙門每月撥銀千兩，專為延聘教習翻譯書籍的開支，而刻書的經費卻無來源。為了做到名 副其實的書局，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咨行各省督撫轉各書局，將刻 印的書籍解交上海招商局代收代運，由直隸書局寄售。私家印制的書籍則承攬代銷，如商務 印書館、文明書局編印的各种課本，李光明書庄印制的童蒙讀本等，都交直隸書局代銷，書 賣以后再行付款。就這樣，總算把一個白手起家的書局架子搭了起來。起初設在當時省會所 在地──保定府。光緒末年又分設于天津、北京。委劉春霖、邊怡園、宋星五分任經理。后 來官家停止撥款，也就等于撤出官股，無形中官書局就變為劉春霖等三個私人所有了。民國 時期，直隸書局因經營不善，京、津、保三處相繼停業。

    以上所列各地官書局，以浙江、廣雅刻書最多，他們的書版有些被完好地保存下來，所刻印 的書籍有的仍在社會上流通。

2.私家刻書

    清代的雕版書籍，以私家刻書最有价值。 大体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著名文人所刻自己的著作和前賢詩文，這類書大都是手寫上版， 即所謂;寫刻;，選用紙墨都比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 世稱;精刻本;。另一類則是考据、輯佚、校勘學興起之后，藏書家和校勘學家輯刻的叢書 、逸書，或影摹校勘付印的舊版書。

    清代的寫刻精本，起始于康熙，盛于乾嘉。在這一時期，出現了許多精本佳??。當時的殿本 ，包括揚州詩局所刻的書，大部分是手寫上版。在其影響下，私刻也興起了精寫上版的風气 。當時有許多著作都是由名家精心繕寫付梓的。如侯官名書家林佶，曾手寫汪琬撰《堯峰文 鈔》、陳廷敬撰《什亭文編》、王士禎撰《古夫于亭稿》和《漁洋精華錄》，被文壇和藏書 家譽為;林氏四寫;。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顧嗣立秀野草堂刻的《韓昌黎先生詩集》，為 吳郡名刻工鄧明璣、曾唯圣所刻。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刻印的《湯子遺書》為古吳范稼庵 寫，金陵名匠劉文藻刻。雍正九年(1731年)江都(今揚州)陸鐘輝水云漁屋所刻陸龜蒙《笠澤 叢書》及陸氏所輯《南宋群賢詩s選》，寫刻工整秀麗，用開花紙，刷印极精。雍正十一年(1 733年)廣陵(今揚州)般若庵刻本《冬心先生集》。寫刻、字体筆畫磅礡豪邁，紙墨均臻上乘 ，印刷极為精致。雍正年間刻印的浦起龍撰《讀杜心解》，為張亭俊寫，何元安刻；雍正十 三年(1735年)辛浦校刻的汪琬《說鈴》，為梁溪(今無錫)華育渠所寫。此外還有許多是未署 寫刻人名而字体書寫刻印紙墨精湛的，如陳撰的《玉几山房吟稿》，卓爾堪的《三家詩》， 李光日英的《觀妙齋金石文字考略》，以 及宋犖、黃叔琳、姚培謙、何文煥等人的著 作，都是軟体字書寫上版，字体秀美，筆力遒勁，刊印精工，紙墨版式亦無不精雅悅目。

    乾隆十二年(1747年)林佶同門歙縣程哲七略書堂寫刻的《帶經堂全集》，黃晟寫刻的《水經 注》都是精工絕倫。乾隆十四年(1749年)鄭燮自己書寫由其門徒司徒文膏刻字的《板橋集》 ；胡介祉自己寫刻的《王司馬集》、《陶靖節詩》、《谷園印譜》刻印极精。乾隆六年吳江 沈守義所刻《南船記》，圖文并茂，書寫精勁，鐫刻工整，閱讀起來令人悅目怡 神(圖7-47)。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春暉堂所刻《菊譜》行書寫刻、字体秀媚、紙墨俱佳。版心下刻;春 暉堂;三字。海宁拜經樓吳氏輯刻之《海昌麗則》，書寫古拙、刻工精雅。

    嘉慶時有些私家刻書，尤其崇尚寫刻，名校勘家黃丕烈手寫上版的《季滄葦書目》，字畫圓 潤而蒼勁，刻印不失原書神韻，可作識別黃氏題跋手跡的有力參考。嘉慶十五年(1810年)松 江沈慈、沈恕的古倪園所刻唐、宋、元四种婦人集子，世稱《四婦人集》(即唐《魚玄机詩 》、《薛濤詩》，宋《楊太后宮詞》及元傅若金妻孫蕙蘭的《綠窗遺稿》)。刻印极精。

    迨至道光年間，精刻如道光三年(1824年)汪喜孫刻印其父汪中所著《述學》，書寫刻印以及 版式紙墨，無一不佳。另外，海昌古韻閣主人許牏所刻各書，書寫刊印 ，用紙用墨，都非常瑰麗，至今尤為世人所稱道。傳本中常見到的如 《六朝文??》、《笠澤叢書》、《字鑒》等。均為藏書家所重視。

    清代寫刻精本，肇于康熙，盛于乾、嘉，手寫精??，蔚然成風。故在這一階段，精本佳刻迭 出 不窮。道光以后，清廷政治腐敗，帝國主義乘机侵入，迫使人民生活不能穩定，對刊版印書 方面的要求也日趨降低。但總的來說，清代确是刻了不少精本，以上所列不過舉其要者而已 。

圖7-47　南船紀

    清代私家刻書的第二個特點，是与當時的社會情況及學術研究風气密切相關。在考据、校勘 、輯佚學興起之后，為适應其需要，才刻印了大批叢書、逸書和舊版書籍。

    乾、嘉時代一些藏書家延聘著名校勘學者從事校書刻書工作。所校書籍往往匯刻為叢書。黃 丕烈的《士禮居叢書》、 鮑廷博《知不足齋叢書》較為著名。有些校勘學家自己也校刻書 籍 ， 如盧文??的《抱經堂叢書》、畢沅的《經 訓堂叢書》，孫星衍的《平津館叢書》等等。還有一些叢書，雖不很精當，但收羅宏富，可 資 參考。如張海鵬的《學津討源》，吳省蘭的《藝海珠塵》。嘉慶年間阮元所刻的《十三經注 疏》和《皇清經解》更是清代漢學家的重要文獻，為研究漢學所不可缺的參考書。值得提到 的是乾、嘉時代一些私人刻書家掀起的一次翻宋、仿宋潮流，對刻書事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黃丕烈、顧廣圻(千里)就是這一潮流的代表。特別是顧千里，一生都為官僚地主、藏書家 教書、校書、刻書。經他手校刻印的宋元本書，有給黃丕烈校刻的宋本《國語》、《戰國策 》、《隸釋》、《易林》、《輿地廣記》；給孫星衍校刻的宋本《古文苑》、元本《唐詩疏 議》；給汪士鐘校刻的宋本《儀禮疏》；給張敦仁校刻的宋本《儀禮注疏》、《禮記注疏》 ；給吳鼐校刻的宋本《韓非子》等等，皆极為有名。在這一次潮流中所校印的精刻本，直 到近代、現代還一再翻刻、影印，顧千里對校書刻書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在提倡漢學的風气下，有些人還從事搜輯已經亡佚的書籍的工作，從許多引用這些佚書的著 作中把其片言只字都搜集起來，匯為一書。這种完全由輯佚編成的書，也有好多种。最著名 的有黃??的《漢學堂叢書》、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嚴可均的《全上古三代兩漢三 國兩晉六朝文》，這對于研究漢魏六朝的歷史是有很大的幫助的。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專門以刻印一個地方的先人著作為目的的叢書，一般稱為;郡邑叢書; ，如 《台州叢書》、《浦城叢書》等等。這些書對于保存和研究一個地方的文化是很有益處的。

    總之，各式各樣叢書的出現也是清代圖書印刷事業的特色之一。而這些叢書絕大部份都是私 人刻印的。應該注意到，在這時期，由于尊重古刻本，發展出一种所謂影刻宋本的風气。就 是模寫宋刻原版式樣，上版雕印的。這种風气起源于明代，例如汲古閣就曾影刻宋本，到乾 、嘉時代更為精審，這种刻印的古書，可以和原本絲毫不差。《士禮居叢書》中就有好几种 是這樣影刻的精本。

    以下就清代比較著名的私人藏書家、刻書家所刻印的書籍略做簡要介紹：

    金山錢氏刻書最多，延續最久。根据光緒年間《錢氏家刻書目》所載，錢氏刻書自乾隆三十 六年(1771年)至光緒年間從未間斷。起首是錢樹本(字根堂)，刻有《左傳》、《公羊傳》、 《谷梁傳》、《國語》、《國策》、《庄騷讀本》；錢樹堂、錢樹立繼刻《經余必讀》、《 醉經樓經驗良方》、《保素堂稿》；錢樹芝刻《溫熱病指南集》；錢熙彥、錢熙載刻《春秋 闕 如編》、《元詩選》、《元史類編》；錢熙輔刻《藝海珠塵》、《壬癸集》、《重學》；錢 熙祚刻《守山閣叢書》、《指海》、《珠叢別錄》、《素問》、《靈樞》、《胎產秘書》； 錢培益刻《貨布文字考》；錢培名刻《小万卷叢書》；錢國寶用活字排印杜文瀾編的《江南 北大營紀事本末》，還刻有《務本義齋算學三种》、《瘍科輯要》、《万一權衡》；錢潤道 、錢潤功刻《甲子癸卯王皇簡法》、《錢氏家刻書目》十卷。錢氏刻書，以錢熙祚為最著名。

    鮑廷博字以文，號淥飲，室名知不足齋，是取《戴記》;學然后知不足;的意思。鮑氏為乾 隆年間大藏書家之一，校書、抄書、刻書都很多，校輯所藏秘籍刻成《知不足齋叢書》三十 集。還刻了一些另外的單行本，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所刻宋汪元量撰《湖山類稿》，半葉 十行，行十九字，黑口，版心下刻;知不足齋正本;六字。版式寬大，刻印尤精。用知不足 齋名義刻叢書的還有鮑廷爵的《后知不足齋叢書》，高承勳的《續知不足齋叢書》。

    張海鵬字若云，號子瑜。精研經學，并以剞厥古書自任，嘗對人說：;藏書不如 讀書，讀書 不如刻書；讀書只以為已，刻書可以澤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來之沾溉，其道不 更廣耶!;張氏刻有《太平御覽》、《學津討原》、《墨海金壺》、《借月山房匯鈔》等。 其所刻《太平御覽》起于嘉慶九年(1804年)，至十四年(1809年)書成。書中有三百余卷系据 宋 小字本覆刻，其余則据范氏天一閣等處所藏明鈔本刻印。封面鐫：;宋本校刊叢善堂藏板; 兩行。叢善堂是他的藏書室名，此本是他所刻書的最善本。

    黃丕烈字紹武，號蕘圃。以藏書校勘名于世，凡黃氏師跋識語都為后世所寶。所刻有《士禮 居叢書》，并校訂翻刻宋本多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刻烏程范鍇所著《華笑??雜筆 》卷 三記載黃氏刻書一則云：;吳郡黃蕘圃主政丕烈，藏書甚富，宋元板及影抄舊本，無不精善 ，嘗出示士禮居刊行書目，其書价冊數均注明某書之下，并記付梓之歲，錄之備后有觀覽者 ：《國語》一冊，《汲古閣書目》一冊，《國策》九冊，《博物志》一冊，《季滄葦書目》 一冊，《百宋一廛賦》一冊，《梁公九諫》一冊，《焦氏易林》四冊，《宣和遺事》二冊， 《輿地廣記》七冊，《藏書紀要》一冊，《三經音義》一冊，《儀禮》三冊，《船山詩選》 二冊，《周禮》九冊，《洪氏集驗方》二冊，《夏小正》一冊，《傷寒總病論》三冊，《汪 本隸釋刊誤》一冊;。前有;書价制錢七折;六字，后有;滂喜園黃家書籍舖;、;蘇州圓 妙觀察院場;兩印章。其《百宋一廛賦》為嘉慶十年(1805年)所刻，黃氏手寫上版，刻字工 人為夏天培，刻印俱精。

    孔繼涵字体生，號四谷。為孔子六十九世孫，喜藏書、刻書。刻有《微波榭叢書》七种及《 算經十書》。

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刻有《雅雨堂叢書》、《金石三例》、《感舊集》等。

    吳騫字槎客，一字葵里，號兔床。藏書室名拜經樓。吳氏藏書甚富，校勘亦精。刻有《拜經 樓叢書》、《海昌麗則》等數十种。書寫秀麗，版式亦精整。

    阮元字伯元，號芸台。因家住揚州儀徵文樓巷，故名其藏書樓為;文選樓;。嘉、道年間 阮氏以提倡學術為已任，曾在粵設;學海堂;，在浙設;詁經精舍;。輯刻有《文選樓叢書 》二十七种，校刊《十三經注疏》，匯刻《學海堂經解》、《??經室集》等書。

    黃叔琳字昆圃，本為歙縣程氏子，但他父親卻是大興黃氏之后，故為大興人，世稱北平黃先 生。其輯刻書有《文心雕龍輯注》、《史通訓詁》等。

    秦恩复字敦夫，一字近光。其所居名;玉笥仙館;，藏書室名;石研齋;。校刻書有《鬼谷 子》、《列子》、《揚子法言》、《三唐人集》、《隸韻》、《詞林韻釋》諸書。所刻《列 子》系根据道藏本。版心下刻;石研齋;三字，為甘泉吳漣書寫上版，亦 嘉慶年間之寫刻精本。

    鄱陽胡克家，于嘉慶年間刻了很多書。刊印极精，其刻工皆出江宁劉文奎兄弟之手。最為后 世所稱道者，為《資治通鑒音注》和《文選注》。《通鑒》是影刻元本，《文選注》系委托 顧千里、彭兆蓀据宋淳熙年間池陽郡齋本影刻，紙墨精瑩，不失原書精神，世稱;胡刻《文 選》;。目錄后有;江宁劉文奎、文楷、文模鐫;一行。同治八年(1869年)崇文書局曾据此 本翻刻。

    余姚盧文紹，字召弓，號弓父。又號磯魚、抱經，藏書室名;抱經堂;，刻有《抱經堂叢書 》等。

    陽城張敦仁，字古余，亦好藏書刻書。嘉慶十一年(1806年)刻有漢鄭康成撰《禮記注》，嘉 慶十二年(1807年)影刻明本漢桓寬撰《鹽鐵論》等。

    汪士鐘字閬源，室名;藝芸書舍;，為嘉道以來的著名藏書家s。黃氏士禮居，顧氏小讀書堆 ，袁氏五硯樓三家所藏精本，多歸汪氏所有。閬源亦好刻書，其影刻宋本《孝經義疏》、《 儀禮疏》、《劉氏詩說》、《郡齋讀書志》諸書，校勘精審，鐫刻工整。督工摹刻者為顧千 里。

    蔣光煦字生沐，室名;別下齋;。道光年間刻有《別下齋叢書》、《涉聞梓舊》等。咸丰時 又刻自著《東湖叢記》。 伍崇曜字紫垣，其父經商，家中富有。崇曜中鄉舉后，致力于藏書刻書。所刻有《粵雅堂叢 書》一百八十种，《岭南遺書》六十二种，《粵東十三家詩》，《楚庭耆舊集》；還翻刻了 元本王象之《輿地紀胜》。其所刻各書，都是南海譚瑩給他校訂付梓的。

    劉喜海字燕庭，室名;嘉蔭??;。好聚書，手輯金石文字尤富，所輯《金石苑》，原稿六 十 余冊，惜絕大部分未付刻。已刻者僅有《三巴漢石紀存》、《蒼石洞宋人題詞》，摹刻工致 ，可与阮刻王厚之《鐘鼎款識》相媲美。又刻元舒天民撰《六藝綱目》等，均為道光年間精 刻。

    遵義黎庶昌于同治年間兩次出使日本，把流往海外的中國古籍盡力搶救回來，并將唐、宋舊 籍輯刻成《古逸叢書》，保存了祖國的古籍文獻。

    繆荃孫字炎之，號筱珊，世稱藝風先生，室名;云自在龕;。博學多識，精于鑒藏，畢生南 北奔馳，致力于搜訪善本，校讎古籍，提倡抄書刻書，廣布流傳。

    談到清代的校勘，在這里介紹一位著名的校勘學家──顧千里。

    顧千里原名廣圻，千里是他的字，可是叫開了，人們都知道他叫顧千里，鑒平是他的別號。 顧千里反對校書人妄改古書。他很佩服北魏時一位大儒邢子才，邢子才讀書發現錯誤，只是 考求正确的字句，而不主觀地輕易加以改動。他曾說過一句名言；;日思誤書，亦是一适。 ;這种審慎態度是符合校讎精神的。因而取;思适;二字做為書齋室名，更自號為;思适居 士;。 顧千里六歲就失去了父親，幼年又多病，雖然孤苦，但從不廢學。在十六歲的時候，他遇到 一位名師張思孝，在教師的教導下進步很快，但對他幫助更大的是他的同學程士詮。程家藏 書很多，顧氏在程家遍讀所藏，為后來博學多識奠定了良好基礎。到二十五歲時又從學于同 縣的江聲。江聲原是東吳經學大師惠棟的弟子，研究經學、小學都有很高的成就。顧氏問學 于江氏，能在經學、小學方面得到漢學家的真傳。他的從兄顧之逵也喜藏書，且多善本，藏 書室名;小讀書堆;。顧千里從小讀書堆得到借讀借校的便利。他又在黃丕烈家塾讀書很久 ，黃氏士禮居是當時吳縣的有名藏書家，顧氏曾一度移居黃氏家中借窗讀書，盡窺黃氏所藏 珍秘。總之，顧氏一生沒有一天离開過書，他通過自己努力刻苦的鑽研和名師益友的幫助， 遂成一代校勘名家。 他代人刻了很多書籍，如代其從兄顧之逵刻的劉向《列女傳》，依宋本重雕，附有考證一卷 ，為嘉慶元年(1796年)所刻。印的很精，今已傳世日稀。

    代張敦仁校刻的有撫州公使庫本《禮記》；明弘治十四年(1501年)新淦涂禎仿宋嘉泰本《鹽 鐵論》；宋本《禮記注疏》。代胡克家校刻的有宋淳熙尤延之本《李善注文選》和元興文署 本《資治通鑒》。代秦恩复校刻的有北宋本《駱賓王集》、足本《呂衡州集》、宋本《李 元賓集》，統稱為《三唐人集》。代秦刻的又有宋漢平本《揚子法言》、道藏本《鬼谷子》 、唐盧重元注本《列子》，稱秦刻三子；代秦刻的還有北宋本劉球的《隸韻》，唐趙元一的 《奉天錄》、《詞學叢書》。代吳鼐校刻的有宋本《韓非子》，元本《晏子春秋》。代 汪士 鐘校刻的有宋單疏本《儀禮疏》、宋刻本《雞峰普濟方》、《劉氏詩說》，衢州本《郡齋讀 書志》。代洪瑩校刻的有宋??《名臣言行錄》、《隸釋》和《隸續》。代孫星衍刻的有《平 津館叢書》、《岱南閣叢書》。代汪喜孫刻的有汪容甫《述學》和《廣陵通典》。他自己校 刻的有明吳元恭本《爾雅》和段玉裁的《釋拜》。此外，黃丕烈的《士禮居叢書》，也是顧 千里代為校刻。凡是顧氏校刻的書，都是選擇最好的本子作底本。不過最好的版本即如宋本 ，其中也難免略有舛誤，所以又要用几個本子互校，將校勘所得寫成考异、識誤，或者札 記 附在后面。用几個本互校可能在宋代已經開始了，不過到了顧千里而益加精密，對后世校勘 起了典范作用。

3.坊肆刻書

    清代的坊間刻書更為興盛，刻書數量很大。

    歷史比較悠久的如：

    掃葉山房。創設于明代后期，最初設在蘇州。主人洞庭席氏。取古人;校書如掃落葉;之義 ，起;掃葉山房;為肆名。刻印經、史、子、集四部之書，以及筆記小說、村塾所用經史讀 本 ，多達數百余种。至光緒年間，還在上海、漢口等處開設分號，并增添鉛、石、影印設備 ，業務范圍逐漸擴大。掃葉山房刻于明代的書，已不見傳本，也未見著錄。毛氏汲古閣《十 七史》書版散出后，輾轉歸席氏所有。所見最早的是其補刻汲古閣本《十七史》中的《舊唐 書 》、《舊五代史》。其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所刻宋王??《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葉 隆禮《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四十卷；清邵遠平《元史類編》四十 二卷；嘉慶二年(1797年)刻明錢士升《南宋書》六十八卷，世稱《四朝別史》。此時主持刻 書的是席世臣。嘉慶五年(1800年)又刻《唐六典》三十卷，《東觀漢記》二十四卷，《吳越 備史》四卷。以上各書，字体仍仿汲古閣本，為扁方形。《契丹國志》卷首下題：;掃葉山 房校刊;，版心下刻;掃葉山房;四字。前有席世臣刻書序，略云：;以中秘本校正之，視 坊本為完善。;序文以楷書寫刻。

    到同、光年間，掃葉山房刻書种類更多，數量更大，行銷大江南北，常見的有《毛聲山評點 繡像金批第一才子書三國演義》，《繡像評點封神榜全傳》，《千家詩》，《龍文鞭影》初 、二集附《童蒙四字經》(其它刻本無附《四字經》者)。刻印字畫清晰，惠及村塾蒙童。

    清末民初，掃葉山房出版各書，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刷印。

    清代初期書坊刻書比較普遍，但留傳至今的刻本已非常稀少了。康熙、乾隆年間的坊肆及其 刻書，主要有：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安徽屯溪菇古堂書坊刻印的唯堂編著《開眼經》，是一本四字一句、 便于誦記的啟蒙讀物。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本立堂刻印的《醫學入門》等醫藥書籍。

    金陵鄭氏奎壁齋。乾隆年間所刻陳振綱、丁庚等輯著的《四体字法》。奎壁齋主人乾隆時為 鄭元美，莆陽人。到光緒年間書版已多散售易主。其所刻《易經》，版片售歸金陵富文堂， 光緒十二年(1886年)刷印時，封面改題;光緒十二年新鐫，富文堂藏版;，而書內舊序末尾 原刻;莆陽鄭氏訂本，金陵奎壁齋;雙行牌記仍然存在。

    乾隆時期陶氏五柳居。主人陶正祥，字庭學號瑞安，江蘇吳縣人。少年時家境貧寒，后來以 經營書肆為業。后遷寓北京，設書肆于琉璃厂路北。陶氏對經眼圖籍留心版刻時代及內容 异同，長于版本鑒定、搜訪异書秘本，深受學者、藏書家稱贊。刻有《十三經注疏》、《抱 朴子》、《太玄經集注》等。《太玄經集注》字体方整，文中避清諱;玄;字很嚴。前有封 面刻篆文《五柳陶氏藏版》長方木記。陶氏刻書比較注重選擇底本和審慎校勘。

    韋氏鑒古堂。湖州人，乾隆間設書肆于琉璃厂。刻有《輯宋詩鈔》。

    清代中葉，蘇州書坊林立，是當時刻書中心地區之一。書業堂是其較著者，刻書以小說為重 點。据所見傳世本有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刻《說呼全傳》十二卷，四十回。封面題：;乾 隆已亥夏鐫，金閶書業堂梓。;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刻艾衲居士編《豆棚閒話》十二卷；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刻《新刻批評繡像后西游記》四十回，有圖贊十六幅，封面題：;《 重鐫繡像后西游記》，天花才子評點，金閶書業堂梓行。;嘉慶十年(1805年)刻《英云夢傳 》 八卷，封面題：;嘉慶乙丑新鐫，書業堂梓行。;金閶書坊黃金屋刻有《新刻世無匹傳奇》 四卷，十六回，封面題：;黃金屋梓;。書分風、花、雪、月四集，每集四回。姑蘇聚文堂 也刻了不少書，所刻有《十子全書》，封面題：;嘉慶甲子(1804年)重鐫，姑蘇聚文堂藏板 。;蘇州四美堂刻《龍圖公案》十卷，附圖十幅，封面題：;姑蘇原板，四美堂梓行。;

    嘉慶六年(1801年)京都文萃堂刻有《新刻校正買賣蒙古同文雜字》，蒙漢圖文對照，三節版 ，上層下層為對照文字，中間是圖。收輯了許多當時習用的會話詞語，刻印精雅，巾箱本， 攜帶方便。除此之外，為了方便各族語言的交流，還刻有學習滿、蒙、漢文對照的《三合便 覽》，全書十二冊。亦當時坊間刻本。

    道光以后直到清末，書坊集中地區，仍以南北兩京和蘇、揚二州為中心。如南京的李光明庄 、聚錦堂、德聚堂；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寶堂、泰山堂、榮祿堂、文貴堂 、本立堂、寶文堂、龍文閣、文光樓、文錦齋、文友堂、文成堂；蘇州的寶興堂、聚文堂、 綠蔭堂、文學山房、三經堂；揚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群玉山房等，都刻印了不少書。

    晚清書坊刻書最多，發行面最廣，對文化教育影響較深的是南京李光明庄(又稱狀元閣爵記) ，和北京的老二酉堂、聚珍堂。

    李光明庄主人李光明，字椿峰，號曉星樵人。他的室名;何陋居;，設肆于金陵聚寶門三山 街大功坊郭家巷內電線局西首秦狀元巷中，并設分肆于狀元境口狀元閣。所刻各書，前面 多 印有推廣文字的告白啟事。版心下刻;李光明庄;四字，有的還在刊葉附刻目錄。据所刻《 書經》刊葉目錄所載，李光明庄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書，計經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 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其中所刻尊經書院、鐘山書院、惜陰書院的文章十二种)，啟蒙類二十 四种，閨范類四种，醫算雜學類二十四种，善書類十三种。目錄下方用白文標明;以上价目 一律制錢，不折不扣。;傳本所見，刻書用兩种字体，一是宋体方字，占多數；一是寫刻歐 体楷書，如刻《益幼雜字》，字体書寫秀勁。書版多委金陵唐鯉躍雕鐫，旌德李鴻才校字。 李光明庄刻印的書籍在當時坊本中是比較好的。而聚錦堂、德聚堂所刻的書，紙墨刊工則不 如李氏選擇認真。

    北京是清代政府所在地，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圖書文化事業繁榮發達，書舖林立，僅琉璃 厂一帶就有一百多家，隆福寺街也是京都書肆繁集之處。有的以販賣為主，有的兼作雕版印 刷發行。如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文成堂、文寶堂、榮祿堂、文錦堂、文貴堂、文友 堂、翰文齋等，都是刻印兼發行的。所刻書大部分是村塾采用的《五經》、《四書》和啟蒙 學的《三字 經》、《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七言雜字》以及初學書寫臨摹的字帖、仿 影等。或者是醫、卜、星相、佛經、善書、類書、小說、縉紳等。這些刻本，不為藏家士大 夫所重視，大都行銷民間，所以保存下來的也很少。

    老二酉堂。經營時期較長，肆設于琉璃厂路南，刻書很多，行銷華北各地。書前封面題刻; 京都老二酉堂;，或在書尾刻;老二酉堂梓行;。光緒十五年(1835年)刻明倫評《聊齋志异 》，朱墨套印，鐫刻精審。

    聚珍堂。主人劉魁武，河北束鹿縣人，于同治年間創肆北京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印書很多 ，而且采用雕版与活字兩种技術。《五經》、《四書》用刻版印刷，文學、小說、詩詞等作 品多用活字 排印。聚珍堂所印書籍，版式較小，多在封面題刻;京都隆福寺街路南，聚珍堂書坊梓行。 ;版心下刻;聚珍堂藏版;。刻有《書經》、《四書章句》、《幼學瓊林》以及用木活字排 印的《王希廉評紅樓夢》、《儿女英雄傳》、《三俠五義》、《濟公傳》、《聊齋志异》等 。聚珍堂本各書，校勘審慎，鐫刻清晰，屬坊刻本中上乘之作。

    善成堂。為晚清規模較大、刻書較多的書肆之一。總號設在重慶，在成都、南昌、漢口、山 東東 昌、濟南、北京等地設有分號。所刻書也多經史小說之類，行銷南北各地，刻印有：《監本 書經》、《唐詩三百首補注》、《說唐前傳》、《第一才子書》、《幼學故事瓊林》等。書 前有封面，刊書名、字號和刻書地點等。如《淨發須知》封面刻;京板繡像淨發須知，善成 堂藏板 ，;是北京刻本；《禮記》封面刻;渝城善成堂梓行;，是四川刻本；《五柳仙宗》封面刻 ;東昌善成堂書局藏板，;是山東刻本。有的書不刻刊版地名，如《聊齋志异》封面則只刻 ;光緒丁亥季冬善成堂鐫。;版心下方和卷尾刻;善成堂;三字。有些書還鈐有;善成堂自 在蘇杭閩檢選古今書籍發兌;長方戳記。說明善成堂除自己刊版印書以外，還販賣其他各家 出版書籍。

    翰文齋。主人韓心源，河北衡水縣人。光緒年間在琉璃厂設肆。屬于書林中通曉版本者。祖 孫三代從事書肆經營，長達百余年。刻有《蒙古源流》、《元遺山先生全集》、《清秘述 聞》、《士禮居藏書題跋記》、《樊川全集》、《百宋一廛賦注》等。該店除刻印書籍之外 ，收集舊版古書，也是主要業務。由于肆主識書，常搜尋到宋元版珍本秘籍，受到學者、藏 書家的好評。

    其他坊本還很多，如泰山堂光緒二十年(1894年)刻的《古文釋義新編》、《四書讀本》，皆 兩節版；《續彭公案》，為巾箱本。文成堂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刻的《升仙傳》，二十九 年(1903年)刻的《詩經》為兩節版，封面刻;京都打磨厂文成堂藏板。;龍文閣刻《日下尊 聞錄》為巾箱本。《徐氏三种》封面刻;京都琉璃厂龍文閣藏板;。文寶堂主人曹氏，肆 址設在琉璃厂東門路南，刻有《唐詩三百首注釋》等。封面刻;光緒十五年(1889年)夏五月 文寶堂書坊校刊;雙行牌記。榮祿堂主人丁民，以刻賣縉紳全書為主要業務，但也刻了一 些其他書籍，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所刻《名法指掌》，刻印清晰悅目。文錦齋在琉璃厂 東門內路北，刻了一些醫藥書籍。文貴堂主人魏興泰，字琴庵，河北冀縣北安陽城村人。刻 了一些五經四書。文友堂主人魏文厚，亦河北冀縣北安陽城村人。文友堂系文厚之 父創設，子繼父業，文厚死，由其堂弟生甫主持業務。文友堂除刊版印書外，以收售舊本書 為其經營特點。父子兄弟相繼經理，直至1937年;七七事變;抗日戰起，因不慎失火，許多 舊??珍本同遭焚毀。不久，生甫逝世，后繼無人，即關門歇業。所刻書有《景德鎮陶錄》、 《景德鎮陶說》、《中國藝術家徵略》、《明詩紀事》等。

    清代后期，江浙地區的書坊刻書有如：

    蘇州文學山房。主人江氏，于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設肆于蘇州獲尤街嘉余坊。刻有謝家福 輯《望炊樓叢書》七种，蔣風藻輯《心矩齋叢書》十种等。又以木活字排印《江氏聚珍版叢 書》(亦名《文學山房叢書》共四集)為最著名。

    蘇州聚文堂。刻有《十子全書》，其刻書封面多題;姑蘇聚文堂藏版;。

    蘇州綠蔭堂。刻有《國語》、《瘟疫論》等，封面題;蘇州綠蔭堂藏版，;并鈐蓋;蘇州綠 蔭堂鑒記精選書籍章;長方戳記。

    此外，揚州的文富堂，宁波的玉山房等書肆，也都刻印有《瘟疫論》、《瘟疫條辦》等醫類 書籍。

    總之，清代坊刻事業十分活躍，許多民間大眾讀物，諸如小說、戲曲、唱本、醫方、星占、 類書 、日用雜字等，多由這些書坊刻印出版。反映民間生活、社會風俗習慣的資料，也從這些書 中可 以找到。雖然書肆多重營利，往往因降低成本，影響書品質量，不如官刻、家刻版本精美。 但是它在繁榮市場、普及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六) 清代刻書的特點

1.刻書地區

    清代的刻書地區比較普遍。初期刻書以南京、蘇州、杭州刻書較多，蘇州的刻本質量較好。 福建刻書也多，但由于麻沙書坊遭到大火，使百年書店全遭燒毀，從此建本日趨衰落下去。 正如金植在《不下帶編》中評述：;今閩版書本久絕矣，惟白下(南京)、吳門(蘇州)、西泠 (杭州)三地書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吳門為上，西泠次之，白下為下。;北京是清代都城， 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中央的官刻都在這里進行。在政府的刻書風气影響下，私人、坊間刻書 事業繁榮發達。是全國的刻書中心地區。到中后期，全國各地刻書地區分布更廣，湖南、湖 北、江西、山東、山西、河北、廣東、福建等省，印刷事業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變化。然仍 以蘇州、杭州、南京、北京為最突出。

2.刻書內容

    清代的雕版印書，內容丰富多采。經、史、子、集四部俱備。上自皇帝諭旨，下至民間日 用雜 品，應有盡有，品類齊全，普遍地采用雕版印刷方式頒行、銷售。書籍編撰的類型不斷創 新，尤其到了清后期，無論官、私、坊各個刻書系統都在編印卷帙繁簡不等、題目范圍多式 多 樣的叢書、類書。這類書籍的刻印流傳，對于發展傳統學術研究、保存古代文化遺產，都起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刻印技術

    印刷技術發展到清代，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在雕版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套版印刷，由于皇 室的積极采用，對制版、鐫刻、刷印各個工藝環節都有了新的提高和改進，并影響了私家 、 坊間，也競相印刷套版書籍。尤其是政府、民間廣泛興起應用活字印書，促進了印刷術更 全面 的發展。呈現出傳統印刷事業繼續向前發展的大好趨勢。直到清代后期，西方新型印刷術傳 入中國，新的技術經過交插、融匯、撞擊，最后，傳統的中國手工印刷技術終于被先進的 新技術所更替。

4.字体版式

    清初期刻本，字体仍是明代末期的風格，字形長方，直粗橫細。康熙之后，盛行著兩种字体 。一种是軟体字，也稱寫体。寫刻上版多出于名家手筆，字体优美，刻印俱佳。另一种是 硬 体字，也稱仿宋字，這种字体与明仿宋不同的是橫輕直重，撇長而尖，捺拙而肥，右折橫筆 粗肥，道光以后，字体變得呆板，世稱匠体字。清刻本版式一般為左右雙欄，也有四周雙欄 或單欄的，大部分為白口，也有少數黑口，字行排列比較整齊。清代前期由于大興文字獄， 特別是經過庄氏史案后，刻書工人不敢在書上刻記姓名，嘉道以后，逐漸有所改變。

5.紙張、裝幀

    清代印書用紙品种很多。最好的是開花紙，其次如榜紙、棉紙、連史紙、竹連紙、棉連紙、 料米紙、竹紙、毛邊紙、毛太紙等。武英殿和揚州詩局刻書多用貴重的開花紙和榜紙，色洁 白，前者薄、細，后者略厚。普通坊間印書用竹紙較多。

    裝幀形式，基本采用線裝，宮廷刻書兼有折裝、蝶裝和包背裝。私坊刻書板框大小不盡一 致 ，坊間刻書多小型版本，以便于銷售、攜帶，价格低廉。書籍裝幀以齊下欄為規矩。殿版書 籍板框大小要求嚴格，裝訂整齊。殿版書裝幀設計庄重、典雅，初期多以綢、綾等絲制品做 書衣、函套。以楠木、檀香木等高貴木材制書匣，以避虫蛀，保護書籍不受損坏。當時還創 造出一种;毛裝;，即將印好的書頁疊齊，下紙捻后不加裁切。用此法裝訂書籍，一是為 表示書系新印殿本，二是為了日后若有污損可再行切裁。此外，殿本書籍的開本大、行距寬也是其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