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東晉木刻入山符与梁代反書倒讀華表的刻印

    經過數千年的進化，到東漢末年，印刷術的物質、技術條件均已具備，尤其是紙的發明和完善，為印刷術提供了遠胜于織物且又价廉的承印材料。東晉元興二年(403年)，荊、江二州刺史桓玄(字敬道，又名靈寶)廢晉安帝于十二月稱帝，改國號楚，年號建始，后改永始。次年(404年)，桓玄下令廢簡用紙。這說明紙的質量和產量在公元五世紀初已經達到可以代簡、普遍采用的程度。無疑，這對印刷術的成熟和完善發揮了重要作用。遺憾的是，由于南北朝所處數百年間，社會動蕩，戰爭頻仍，嚴重影響著文化事業的發展，致使迄今我們尚未發現有關印刷術、特別是雕版印書的文獻和文物證据。然而，東晉葛洪著《抱朴子》所載"木刻入山符"和梁代反書倒讀華表的刊刻，卻預示著兩晉南北朝時期乃是以紙為承印物的印刷術的發端。

一、木刻入山符和督攝万机印

    東晉時期，道教作家葛洪(字稚川，句容人，自號抱朴子)所著《抱朴子》(以號命書名)內篇"登涉"卷十七載有"入山佩帶符"(圖5-8)，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同卷又有："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一塊大印章，上面刻著120個反体字，用來在所住之四方壓印出正体文字，這与當今仍有使用的平壓平式凸版印刷机原理相同，印法相似。所不同者，一為印在泥土之上，一為印在紙上。史載，兩晉時期，除葛洪《抱朴子》記載的木刻入山符之外，還有一塊更大的木印"督攝万机印"。這塊"督攝万机印"，"以木為之，長一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為鼻鈕，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ZW(]《隋書》卷十一，禮儀志，第六。[ZW)]如此大的一塊木版印，而且是把字印在紙上，盡管它有鈕，采用蓋印的方法，但實質上与印在紙上的印刷術沒有什么區別了。

二、梁代反書倒讀華表的刻印

    南北朝時期的梁代(502-557年)梁武帝，于天監元年(502年)，追尊其皇考蕭順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在其鎮江墓前豎立石獸、石碑、華表。其中，華表呈十字形，在華表的橫石上刻有"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個大字。華表分左右兩個，左面華表上的八個字是陰刻正字，右面華表上的是陰刻反字(圖5-9)。
這种反書倒讀的刻法，与后來的雕版印刷完全一樣。只要在華表上涂墨，然后敷紙刷印，印在紙上的便是正体順讀的印刷品了。据載，這反書倒讀的陰刻華表，是為了印下來送給參加祭祀的官吏作紀念品用的。應該說，在華表上刻反書倒讀的文字，用途是明顯的。這足以證明，早在公元六世紀初的梁代初期，中國已經出現了用反刻文字取得正体文字的木版雕印技術了。

圖5-8　木刻入山符

結　語

    在印刷源流史上，從新石器時期的彩陶拍印和樹皮布印花，到隋唐時期的雕版印書，長達數千年，是印刷術的准備時期，因此我們稱其為"源頭期"。可以毫不含糊地說，沒有長達數千年的源頭期的准備，就不可能有隋唐時期雕版印刷的推廣使用。就像沒有母親的十月怀胎，就沒有嬰儿的呱呱墮地一樣，道理是再簡單不過的了。

    源頭期的准備，歸納起來，一是技術准備，二是物質准備，三是文字准備，四是社會需求。這四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何以言之?

    1.印刷術是工藝技術，有著一套完整的工藝方法。這套方法之中，既要有用于雕刻印版的精湛、嫻熟的手工雕刻技術，又要有將印版上的圖文轉印到承印物上去的轉印复制技術，在生產力發展緩慢而又极為低下的源頭期(按、指隋唐以前)，作好這兩方面的技術准備，顯然是非常困難的，因此進展也是相當緩慢的。在手工雕刻技術漫長的發展歷程中，由彩陶刻划，而甲骨、金石鐫刻，發展雖然緩慢，但進步卻卓有成效。其中尤以碑刻在促使手工雕刻技術進一步精湛、嫻熟方面發揮的作用為著；轉印复制術雖萌芽于新石器時期的彩陶拍印和樹皮布印花，但更為重要的、關鍵性進展是秦漢時期的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封泥蓋印和磚瓦模印，是轉印复制術由壓痕向朱墨拓印乃至雕版印刷發展的前奏曲；轉印复制術發展到拓印和織物印刷中的凸版壓印和夾纈漏印，已經是雛形中的印刷術了。正是這种雛形中的印刷術与以印章為主的蓋印術的結合，直接促成和完善了雕版印刷術的發明。

圖5-9　梁代正書順讀与反書倒讀的華表

    2.印刷術作為工藝技術，它的實施，自然需要筆、墨、紙、織物，以及雕版工具和木板等原材料的具備。這些原材料，經過長期發展、演變，到東漢末年，已能适應印刷術的要求。為完善印刷術奠定了物質基礎。

    3.文字是印刷術的主要對象和复制內容。文字產生之后，首先用于刻划。筆的發明和完善，加速了文字的演變進程。先甲骨，后金石，再竹木，又帛書，使文字沿著籀、篆、隸、楷之路逐漸向規范化演進。沒有文字的發展，就不會有雕刻技術的嫻熟。可見，文字的發展和規范，對印刷術的發展起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4.歷史上任何工藝技術，無不以社會需要為其存在的前提條件。社會的進步，文化事業的發展，不僅直接促成了印刷術的發明，而且在印刷術的整個准備時期中，包括手工雕刻技術、紙墨筆的發明和發展，以及文字的產生和規范等在內的所有准備工作，無不因社會需求而誕生，隨社會的需要而發展。是社會文化事業的需求直接導致了印刷術的發明，促進著印刷術的發展。

    綜上所述：筆的發明和改進，使得中國的文字向著簡化、工整、規范和易于鐫刻、复制的方向發展；織物、紙和墨的發明、發展和應用，為印刷術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承印和轉印材料；以手工雕刻和轉印复制技術為基礎的蓋印和拓印以及織物印花技術的不斷完善和結合，為印刷術的發明奠定了技術基礎；社會的進步、文化事業的發展，造就了發明印刷術的社會環境和客觀要求。這四者的具備和結合，使得印刷術的發明成為歷史的必然，至隋、唐時期開始推廣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