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信息載体──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

    印刷術是复制術，其复制內容和复制對象無非文字和圖象兩大類，其中尤以文字的复制為多，在中國古代社會尤其如此。因此，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于印刷術的發明与完善則是至關重要的了。

第一節　文字的產生

    在人類歷史上，任何工藝技術──特別是重大工藝技術──的發明，都有賴于社會對它的需求和物質條件的具備。印刷術也不例外。現實情況是，印刷術的發明取決于社會在文化和生活方面對印刷這一轉印复制術的需求，而這一需求的實現，又是以包括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以及印刷原材料在內的物質條件的具備為前提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作為印刷复制對象的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盡管人們需要印刷術，盡管印刷術在織物領域能夠得以應用，但印刷術的完善和發展也是困難、緩慢的。是文字的產生、發展和規范導致了社會對印刷術的复制需求，提供了复制對象。文字与印刷術的誕生和發展有著相互促進和制約的不解之緣。

    中國的文字是從圖畫中分离、轉化而來的。而這些早期的文字和圖畫，正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出于記載和傳播信息、交流思想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這里邊有個自然而又必然的演變過程。當我們探討文字的起源時，自然而然地會涉足最初導致文字產生的那些原始的、記載和交流思想的記事方法，從結繩、契刻和圖畫文字談起。

一、從結繩、契刻到圖畫文字

    人類社會之初，生產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們不得不聯合起來，采用原始、簡陋的生產工具，同大自然作斗爭。在斗爭中，為了交流思想，傳遞信息，語言誕生了。但語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無法傳到較遠一點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傳播到較遠地方去的信息，單靠人的大腦的記憶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記事方法──“結繩記事”和“契刻記事”應運而生了。

1、結繩記事

    在文字產生之前，人們為了幫助記憶，采用過各式各樣的記事方法，其中使用較多的是結繩和契刻。中國古籍文獻中，關于結繩記事的記載較多。公元前戰國時期的著作《周易·系辭下傳》中說：“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漢朝人鄭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說：“古者無文字，結繩為約，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說：“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這是講結繩為約，說得已相當明白、具体了。

2、契刻記事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來記錄數目。漢朝劉熙在《釋名·釋書契》中說：“契，刻也，刻識其數也。”清楚的說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幫助記憶數目。因為人們訂立契約關系時，數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爭端的因素。于是，人們就用契刻的方法，將數目用一定的線條作符號，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為雙方的“契約”。這就是古時的“契”。后來人們把契從中間分開，分作兩半，雙方各執一半，以二者吻合為憑。關于古代契刻的情況，《列子·說符》里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宋國人，在路上拾到一個別人遺失的契”，回到家中便把契藏了起來，并偷偷地數契上刻的齒數，以為這些齒代表的錢數不少，非常高興，情不自禁地對鄰居說：“我很快就要發財了。”這段故事說明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數目，主要用來作債務的憑證。圖3-1是在甘肅省西宁縣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遺址的骨契圖形。

    結繩記事，契刻記事，以及其它類似的記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中國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結繩記事的。南美洲的秘魯，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繩子的顏色和結法，還可以精确地記下一些事情來。圖3-2是秘魯印加人用的結繩記事的圖形。

    作為原始的記事方法的結繩記事，不論它用一根繩子打結，還是用多根繩子橫豎交叉，歸根結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記錄數字或方位的一些簡單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產生前的一個孕育階段，但它不能演變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產生。因為它只能幫助人們記憶某些事情，而不能進行思想交流，不具備語言交流和記錄的屬性。因此，結繩記事不可能發展為文字。

3、圖畫文字

    結繩記事和契刻記事，畢竟是原始的、非常簡陋、粗略的記事方法，記事范圍小，准确性差。人們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圖畫的方法來幫助記憶、表達思想。繪畫導致了文字的產生。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說：“文字的產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已經有很好的繪畫，這些畫大抵是動物和人像，這是文字的前驅。”然而圖畫發揮文字的作用，轉變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較普通、較廣泛的語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這時，有人畫了一只虎，大家見了才會叫它為“虎”；畫了一頭象，大家見了才會叫它為“象”。久而久之，大家約定俗成，類似于上面說的“虎”和“象”這樣的圖畫，就介于圖畫和文字之間，間而用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樣的圖畫越來越多，畫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這樣的圖畫逐漸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終導致從圖畫中分离出來。這樣，圖畫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圖畫和變成為文字符號的圖畫文字。圖畫文字進一步發展為象形文字。正如《中國文字學》所說：“文字本于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但圖畫卻不一 定都能讀。后來，文字跟圖畫漸漸分歧，差別逐漸顯著，文字不再是圖畫的，而是書寫的。”而“書寫的技術不需要逼真的描繪，只要把特點寫出來，大致不錯，使人能認識就夠了。”這就是原始的文字。

    關于文字的起源，戰國時代有不少倉頡作書的傳說，見于史載多處。如《荀子解蔽》中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呂氏春秋·君守篇》說：“奚仲作車，倉頡作書……。”說中國的文字是倉頡創造的。

    關于倉頡造字，歷史上有這樣一個近似于神話的傳說，說倉頡是黃帝的史官，黃帝統一華夏之后，感到用結繩的方法記事，遠遠滿足不了要求，就命他的史官倉頡想辦法，造字。于是，倉頡就在當時的洧水河南岸的一個高台上造屋住下來，專心致志地造起字來。可是，他苦思冥想，想了很長時間也沒造出字來。說來湊巧，有一天，倉頡正在思索之時，只見天上飛來一只鳳凰，嘴里叼著的一件東西掉了下來，正好掉在倉頡面前，倉頡拾起來，看到上面有一個蹄印，可倉頡辨認不出是什么野獸的蹄印，就問正巧走來的一個獵人。獵人看了 看說：“這是貔貅的蹄印，与別的獸類的蹄印不一樣，別的野獸的蹄印，我一看也知道。”倉頡听了獵人的話很受啟發。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徵，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徵，畫出圖象，大家都能認識，這不就是字嗎?從此，倉頡便注意仔細觀察各种事物的特徵，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飛禽走獸、應用器物，并按其特徵，畫出圖形，造出許多象形字來。這樣日積月累，時間長了，倉頡造的字也就多了。倉頡把他造的這些象形字獻給黃帝，黃帝非常高興，立即召集九州酋長，讓倉頡把造的這些字傳授給他們，于是，這些象形字便開始應用起來。為了紀念倉頡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鄭縣城南倉頡造字的地方稱作“鳳凰銜書台”，宋朝時還在這里建了一座廟，取名“鳳台寺”。

    上述這些雖然都是傳說，不足為据，但其內涵卻不無道理，這就是文字從圖畫中來，最早出現的文字是圖畫文字。至于文字的產生，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問題，或者說，對中國文字的產生作現實、客觀的分析，不難看出，文字是人類社會某一發展階段上的必然產物，是原始人類在長期生產實踐中逐漸形成、演變而來的，它不可能是由哪一個人單獨發明創造的。或許倉頡曾對朦朧中的圖畫文字作過一次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整理，也未可知。至于倉頡作書、也就是文字誕生的年代，歷史上眾說紛紜。比較統一的說法是“倉頡是黃帝的史官。”倉頡造字當在公元前二十六世紀的黃帝時期。考古和文獻記載說明，至少在四五千年之前，中國的文字──漢字，已經誕生并日趨成熟了。

二、早期的定型文字──甲骨文

    中國的文字從出現至今，已經歷了早期的圖畫文字、甲骨文字、古文、篆書、隸書、楷書、行書、草書，以及印刷術發明后為适應印刷要求而逐漸派生出來的各种印刷字体等漫長的發展歷程。其中，甲骨文字被人們看作是中國最早的定型文字。

    甲骨文字是商朝后期寫或刻在龜甲、獸骨之上的文字，其內容多為“卜辭”，也有少數為“記事辭”(圖3-3、3-4)。因為那時人們用被灼燙過的甲骨上的紋絡來判斷事物的吉凶。占卜完畢，就將占卜的時間、人名、所問事情、占卜結果，以及事后驗證刻在上面，形成了具有明顯特徵的甲骨文。

    甲骨文的文字，有刀刻的，也有朱書墨書的。刀刻的甲骨文字有的填滿朱砂，其字体与今不同，因此難以辨認。現已發現的甲骨文字有四五千個。經過文字學家和考古學家們分析、判斷，能夠辨認的已近兩千。這些甲骨文字，多為從圖畫文字中演變而成的象形文字，許多字的筆畫繁复，近似于圖畫，而且异体字較多(參見圖2-10)。這說明中國的文字在殷商時期尚未統一。另一方面，甲骨文中已有形聲、假借的字，說明文字的使用已經有了相當長久的歷史(圖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