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手工雕刻与轉印复制技術的發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文化事業的發展進程，在中國新石器時期出現、并用于文字符號和圖案的刻划、拍印，以及樹皮布印花工藝的手工雕刻技術，逐漸由簡陋、粗糙的刻划，向复雜、精致、規范的鐫刻方向發展。到公元前十一世紀以前的商殷時期，已用于甲骨文字的雕刻了。到了西周，鐫刻技術与古老的冶煉技術相結合，出現和發展了鑄造或鐫刻文字的青銅器皿。東周迄秦，石刻之風日益盛行，使得這一古老的手工雕刻技術從量和質兩方面都得到飛躍性進展，并開印章蓋印之先河。對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也為手工雕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創造了机會和條件。秦漢以來的蓋印封泥、模印磚瓦，屬于手工雕刻應用領域的擴展和轉印复制術的廣泛應用。至于爾后出現的拓印術和進一步發展了的織物印刷，那實質上已經是雛形中的印刷術了。

一、　甲骨文字的雕刻

    甲骨文，是距今三千年前人們寫、刻在龜甲獸骨上的文字，以雕刻者為多，往往是先寫后刻，雕刻技術較之新石器時期在洞壁、陶器上刻划的文字符號和花紋圖案，要精細、嫻熟得多了。甲骨文因其將文字刻划在龜甲、獸骨之上而得名；又因其出土在商朝故都“殷”的廢墟之中，而名之殷墟文字。這些甲骨文字的雕刻方法，有兩种說法：一种觀點認為，甲骨文字是先用筆書寫，然后再用刻刀沿筆畫雕刻；雕刻時，根据需要旋轉甲骨；較小的字，因筆畫細短，一道筆畫用一刀即可刻成，這需要有熟練的雕刻技術；較大的字，每道筆畫需刻几刀才能完成，而且刻時要由筆畫的外沿入刀，然后剔去中間部分。另一种說法則認為，甲骨文字無需先行書寫，是直接鐫刻上去的。無論直接鐫刻，還是先寫后刻，現存甲骨文實物上那些輕重疾緩有致，粗細、轉折圓潤自然、含蓄有力的運筆和清勁秀麗的甲骨書体(圖2-10)， 已充分反映出當時運刀和筆的純熟和精湛的雕刻技術，為手工雕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西周以來金文石刻的興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金文和石刻的興盛

    手工雕刻技術用于雕刻甲骨文字之后，技藝日趨成熟，并迅即用于金文和刻石。金文和石刻始于商殷而又晚于甲骨文。其中，金文盛行始于周，石刻盛行始于秦。二者，特別是后者，對發展手工雕刻技術、提高手工雕刻技術水平，造就為數眾多的雕刻能手，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歷代相傳。

    金文是雕刻或鑄造在青銅器皿上的文字，常載于各种彝器、樂器、兵器、度量衡器、鑄幣、銅鏡和金屬印章之上。其中以彝器之上載文數量最多。各种器物上的文字，較之甲骨文長且完整。字數少者數十字，多者數百字。現存字數最多的是西周遺物“毛公鼎”(圖2-11)，載文五百字。其次是戰國時期河北平山縣的中山王鼎，載文四百六十九字。再次是与中山王鼎同時出土的中山王方壺，載文四百四十八字。各种器物上的文字，多刻或鑄在器物的外面，但也不乏鑄于器物內壁者，甚至還有的刻或鑄在器物的蓋、柄、耳子、足、頸之上。真是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刻或鑄在鐘鼎彝器上的文字，主要用于記載戰爭、盟約、條例、典禮、賞賜、任命等政治事件，早期的金文則多刻有卜名、謚號、氏族名、器物名。現存載文最長的“毛公鼎”全文五百字，分五段，各段均為“王若曰”起，顯然是出自當時(周成王時，公元前1115-1079年)史官之手。目的在于鑄在鼎上，傳之長久。又如，公元前八九世紀的“散氏盤”(圖2-12)，載有關于當時二諸侯采邑疆界的條款。可見，手工雕刻技術發展到用于刻鑄金文，較之甲骨用途更廣，于中國文化事業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大的推動作用。

    鐘鼎彝器等青銅器皿上的文字，有刻有鑄，但鑄多于刻。從工藝技術角度講，鑄要比刻复雜，難度也大得多。就其制作工藝論之，鑄需先制范，而范不僅需要刻，而且刻的是反体字。鑄造出來的文字的質量，取決于刻范的好坏。只有范刻得好，范上文字筆畫的深淺适度、体式規范，鑄出來的文字才能達到預想效果。顯然，雕刻深度适宜的反体字，要比雕刻正体字對技術要求嚴格得多。因此，金文的出現，是手工雕刻技術發展史上的一次飛躍，据此，可以把金文看成是手工雕刻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西周青銅器上的銘文，有的是一字一范，由這些單個字范按原文要求拼排在一起，构成全文。公元前七世紀鑄成的青銅器《秦公簋》(圖2-13)和東周齊國的《齊陳曼??》，就是用單個字范拼排后鑄成的。其方法，与畢升發明的活字印刷中的揀字排版相似。尤其是《齊陳曼??》一、二兩個拓樣的下面三字反正不同，而其余諸字完全一致，說明二者原出一范，因下面三字損坏不得不補制字范，排時弄反所致(圖2-14)。郭沫若在圖下批注說：“二銘除下列三字外實出一范。下列三字，第二器均反書，而◆般逸二字易位。蓋范損，下列另鑄一模，壓時誤反也。”這對活字印刷術的發明理應有所啟示。有人把它看作活字印刷之先河，是不無道理的。

    刻石，是在石頭平面手工雕刻文字或圖象的工藝技術。這种技術起源亦古，几与金文同時，秦漢開始盛行，沿用至今。現在能以見到的最早的刻石，是唐朝初年在陝西鳳翔縣出土的石鼓。此次出土的、載有石刻文字的石鼓共十塊。這十塊石鼓，大小不一。大者高約90厘米；小者高僅45厘米。周長均在200厘米左右。其形底大頂小，狀頗似鼓，故世人稱其為石鼓。石鼓四周面上刻有文字，名曰“石鼓文”。石鼓文為大篆書体。各石刻字70左右。十塊石鼓，刻字共700字左右。刻石內容，多為當時記功之作。其中有一首是歌頌當時田獵宮囿美好的詩歌，起首四句是“吾車既工，吾馬既同；吾車既好，吾馬既寶”。起先，人們根据石鼓文的書体，認定它是周朝周宣王時期的遺物。后經進一步考證，雖尚無定論，但多認為是戰國后期的秦國之物。從這些石鼓上殘存的文字，可以看到中國早期的石刻藝術和石刻原貌(圖2-15)。這些石鼓，自唐初出土，輾轉至今。其間，于唐元和十五年(820年)，由翰林學士鄭余慶置于鳳翔府孔廟內，后由鳳翔輾轉汴京(今開封)、燕京、上海等地，于1958年置于北京故宮博物院舊箭亭內陳列，至今保存。

    早期刻石，除石鼓外，還有秦刻三方《詛楚文》。這三方《詛楚文》是公元前四世紀末秦惠文王時期的遺物。《詛楚文》的字体為篆書，与石鼓文頗似，因其內容為祈求神祗詛咒當時的敵國楚國的，故名之為《詛楚文》。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統一華夏，東巡立石，以歌頌、傳播自己的業績、功德。自此，刻石之風大興。在公元前219年─211年的八年間，秦始皇曾在山東的嶧山、琅琊台、芝罘，以及浙江的會稽、河北的碣石等地，立石七處。秦始皇死后，秦二世由李斯陪同巡行全國，又在秦始皇所立七石之上增刻“補記”。刻石內容均為頌揚秦始皇功德之作。刻石文体，現存山東琅琊台石刻之補記為小篆，据說出自秦朝丞相李斯手筆。

    古代刻石，從形体看，秦和秦以前的刻石為圓柱形，謂之“碣”；漢朝以后，形体由圓變長，謂之“碑”。自此，碑刻盛行，迄今近二千年，持續不衰。碑刻較之石碣，需要更多的人工，對手工雕刻技術要求較高，無疑，它對手工雕刻技術的發展必將產生相當大的推動作用。

圖2-15　石鼓文

    碑刻內容，隨立碑原由及其所需紀念的事件而异。有的記述歷史事件；有的記載死者生平；后來更發展為用于鐫刻儒家經典，以提供標准范本，防止訛誤流傳。故而碑刻都比較考究、嚴謹，對書法和雕刻技術要求較高。漢朝碑刻最賦盛名的是漢靈帝熹平年間鐫刻的熹平石經和東漢末三國時期魏明帝正始年間刻制的三体石經。其中尤以熹平石經為最。

    熹平石經的刻制，不僅在手工雕刻技術史上具有划時代的意義，開儒家、釋道經典鐫刻之先河，而且直接導致拓印術的發明，促使雕版印刷日趨成熟和完善。這在中華文化史上是一件大事，引起古今中外學者們的廣泛重視。

    熹平石經的刻制始于漢靈帝熹平四年(175年)，刻成于漢光和六年(183年)，歷時八年。共刻了《易經》、《書經》、《詩經》、《禮儀》、《春秋公羊傳》、《論語》等六經。刻于高一丈、寬四尺的四十六塊石碑之上。碑文相傳為東漢學者蔡邕親筆所書，亦有出自多人之手之論者。其文字為當時通用的隸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書体遒勁而雋美，為后人提供了結构优美、气勢磅??的隸書典范。當時前往觀覽、抄寫者，“車水馬龍，填塞街陌”(圖2-16)。

   《三体石經》刻制于三國時期魏正始年間。刻石35塊，約十四万七千字。碑高192厘米，寬96厘米。用古文、小篆和隸書三种字体書寫。內容為《尚書》、《春秋》、《左傳》三經。因其用三种字体書寫，故世人稱其為“三体石經”；又因其刻制于魏正始年間，故又有“正始石經”之謂。魏三体石經的刻 制，集中中國文字史上古文、篆書、隸書于一碑，既反映出當時中國文字發展已經達到了的水平，又可一覽文字演變過程和書法概貌，還為世人提供了三种書体之范本，具有很高的藝術价值。在中國文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圖2-17)。

    古代刻石，有石碣、石碑、墓志、摩崖之分。其中，文字刻于圓柱形石体之上謂之碣，碣出現較早，前述秦之石鼓即是；文字刻于長方形石板之上謂之碑，碑刻相傳數千年，為數眾多，用途廣泛，熹平石經、三体石經之碑石皆屬之；文字刻于石板、磚上而埋于墓穴者，文字內容為墓葬者生平以及需要紀念的內容，謂之墓志；文字刻于山崖壁上，以求傳之久遠，謂之摩崖。現存不少旅游胜地都有摩崖刻石，如泰山、黃山、五台山，均不乏歷代名士佳作。特別在佛教盛行之時，鐫刻在名山石壁上的佛像、佛經，更是比比皆是，其中尤以河南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為最(圖2-18)。同時，摩崖刻石，有文字，也有圖像，對手工雕刻技術的進一步發展，以及雕版印刷的成熟，都有著深遠的影響。

三、轉印复制術──封泥蓋印和磚瓦模印

    對印刷來講，手工雕刻技術是印刷術中刻版工藝的核心技術，意義重大。但印刷術畢竟不是刻版術。印刷術是包括刻版術在內的、將手工雕刻印版上的圖文轉印到承印物上從而取得大量复制品的轉印复制術。手工雕刻技術成熟之后，轉印复制術的發展和成熟則成為印刷術的關鍵性技術，為印刷術的發明所必不可少的了。客觀地講，轉印复制術在新石器時期的彩陶拍印和樹皮布印花術中已見端倪，但于印刷術，秦漢以來盛极一時的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更具實際意義。因此，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在印刷術源流史上，可算是又一個里程碑。

1.印章的蓋印和封泥

    印章的起源亦古。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數枚青銅印章，為印章始于商朝的實物證据。印章上的文字，有陰文，也有陽文，隨時代及用途而异；印章上的文字的書体，有古文、篆文、隸書、楷書，隨時代和主人愛好而別(圖2-19)。但有一點是古今中外相通的，即印章作為印信，是用來蓋印的，屬壓印、复制術范疇。正是這种壓印复制術的出現和應用，跨上了印刷源流史上的又一個台階，逼近到印刷術的大門。完善印刷術則指日可待了。《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的著者、美國著名漢學家卡特(Tnmoas Fra ncis Carter 1882-1925)博士認為：“印章的蓋印乃中國發明印刷術之先河。”從印刷源流上看，是很有道理的。

    用來刻制印章的材料，有金屬，有玉石，有象牙，有獸角，但更多的是取之容易、用之不竭的石塊，古代印章也不乏刻于陶泥者。現存實物中，除前已述及的商殷時期的青銅陽文印章外，還有在河南洛陽、河北易縣、湖南長沙等地出土的周朝印章。這些印章之上，有陽文，也有陰文；有一般古文，也有歷史上應用較少的鳥書(圖2-20)；還有的刻有獸狀圖文。于此，可見商周以來中國古代印章之一斑。

    古代的印章，在紙發明以前，雖有用于縑帛之上者，但更多的是用于蓋印封泥。自1822年以來，在中國四川、陝西、河南、山東等地，先后出土了大量封泥。這些封泥，最早的出自周朝，最晚的是晉朝遺物，說明蓋印封泥這一轉印复制術始于西周，終于紙已通行之晉朝。其用途，主要是封存簡牘、公文和函件。起封存保密作用。

    封泥的原料是柔軟、光滑的粘性泥土，制法為取粘性土進行篩選、過濾、沖洗，制成澄泥漿，然后將稠泥漿貼在捆好書繩的簡策的鎖口處，在其尚存軟性的似干非干之時，用刻好的印章在封泥上蓋印(壓印，圖2-21)，從而留印跡于封泥之上。古代封泥賴其為泥質，雖逾數千年，所封簡策均已腐爛無遺，而封泥猶存。給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文化遺產，為后世研究書史、印刷史、文字史，提供了极為珍貴的實物證据。

    模印磚瓦，是包括古陶和封泥在內的、以泥土為材料轉印复制文字或圖象的重要領域。泥土來源廣泛，取之容易，故早于秦漢間已廣泛使用。其中，作為宮殿、房屋、墳墓等建筑上使用的磚瓦，更是人們生活中時刻所不能缺少的。這些磚瓦上的文字和圖案，都是在燒制之前模仿蓋印方式模印上去的。從現存實物來看，模印在磚瓦上的文字，多為与建筑相關的人名、建成日期和吉祥用語。例如，現存實物中有一塊制于東漢永平七年(64年)的磚，磚上銘文是“永平七年二月造作”。明确記載了這塊磚的制作年代，實際上也是這一建筑物的建筑年代(圖2-22)。還有一塊磚，磚上印有人和吉語“廣漢王，王大吉陽”。与磚銘有所不同的是，建筑用瓦上則多印有圖象和圖案。瓦為建筑物之飛檐，為美觀設計，上面多印有龍虎等各种動物圖形。當然，瓦上也不乏与磚銘相似的紀念性文字。例如，漢瓦之上就有“漢并天下”、“長生無极”、“長樂未央”(圖2-23)等吉祥字樣。

    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從技術發展角度講，對印刷術的發明具有重要意義。其中，蓋印封泥用的印章，模印磚瓦用的印模，類似于印刷術中的印版，上面刻有圖文，是圖文轉印的基礎；蓋印和模印采用了轉印复制術中的壓印術，是取得印跡和大量复制品──封泥和磚瓦──的方法和手段。因此，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于完善印刷術這一發明是至關重要的。

    綜上所述，作為印刷之源的手工雕刻技術 ，從新石器時期印紋陶的雕刻和拍印算起，歷經商朝的甲骨刻辭，以及西周以來的鐘鼎銘文、璽印碑刻等長達數千年的實踐和探索，使得手工雕刻技術日益成熟，刻工技藝嫻熟精煉，達到了用于印刷術中印版雕刻的技術水平。蓋印封泥和模印磚瓦，則為印刷術中將印版上的圖文轉印到承印物上，從而獲取大量复制品的轉印复制術之先驅。二者為印刷術技術基礎之基石，為完善印刷術奠定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