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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雕刻印刷的应用和发展 第二节 雕版印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第二节第二部分，共六节） 接本章第二节第一部分：
宋代的雕版印刷事业，是中国雕版印刷史上的黄金时代。在五代奠定的基础上，中央政府继续刻印图书，除国子监承刻之外，其它政府部门和地方官署都刻书、印书，全面开展了政府刻书事业，私家和坊间刻书也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形成官、私、坊刻书系统的庞大网络。刻书内容范围更加扩大，不仅刻印儒家经典着作，又遍刻正史、医书、诸子、算书、字书、类书和名家诗文，政府还编印了四部大型类书以及佛、道藏经典。私人刻书以文集最多，坊间刻书则以售卖营利为主，除了刻印经文以外，又另刻有字书、小学等民间所需用及士子应举所需要的读物，品类丰富繁多。 宋代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发达昌盛的刻书事业，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印刷事业得到发展，取得巨大成就，是与宋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 1.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农业生产得到发展 宋王朝的建立，结束了唐代安史之乱以来出现的五代十国战乱割据局面，除北方尚有契丹政权外，国家再度统一。宋代初期废除了唐五代时门阀士族按等级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曲部制，代之以地主只能购置田产和对佃户进行租佃剥削的租佃制。农民比原来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加上宋初鼓励垦荒，改进农具，改革耕作技术等措施，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圩田水利的开辟，冶金矿业的兴起，军器织造的分工，陶瓷业的进步，造纸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达和社会经济的全面繁荣。雕版印刷技术，在这种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 2.统治者奉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注意笼络和利用知识分子 宋朝统治者十分清楚"王者虽以武功克敌，终须以文德致治"的道理。于是制定一系列笼络民心、巩固统治的文化政策，如：统一法规、编定律例，大兴书院，崇尚儒术、提倡理学，佛道并举，以及三教一义等。宋太祖为加强和巩固中央政权，对武将夺权收兵，百般防范，而对文臣则高官厚禄，笼络利用，甚至在军队中也多用文人而知兵者。这种用人路线使得倾心学术、精心文章、崇尚文化之风在社会上时兴起来。与此同时，统治者又对科举制度实行改革，一方面把用人之门向所有文人开放，另一方面不断地扩大录取名额，每年考中者多达二、三千人，比唐代增长二、三十倍，且中举者不必经"身、言、书、判"的考试即可为官，朝廷对多次科考而久不中试者表示恩典，特赐本科出身，称"特奏名"。通过这些手段，宋朝建立起庞大的官僚机构，使大量中下层文人进身仕途，为巩固中央集权政府服务，国家给以优厚待遇，这种以"一日之长取终身富贵"的诱惑，吸引人们热衷于科举功名，读书人的队伍迅速膨胀起来，为应试必读的教科书──儒家经典及各类参考读物的需求更趋迫切、强烈。社会对书籍要求的不断增长，必然促进刻书、印书事业的发展壮大。 3.政府注重收藏、编撰、整理图书，文化事业空前发展 宋初的几个皇帝也都十分注重对图书的收集、典藏、编撰、整理和利用。据《玉海》记载：宋初皇室有书万余卷。在削平诸国的军事征战中，宋代统治者很注意收集各国遗留图籍，用以充实官府藏书。太宗开宝年间朝廷藏书已增至八万多卷。同时，国家采取措施，广泛收集图书，凡有献书者，即视其书籍价值及献书人之能力委以官职，政府提出缺书目录，派人到全国各地徵求图书。并规定了地方向中央政府缴纳新出图书的任务。奇缺的书，由专门机构负责补写，经过几朝的努力，图书数量大为增加。 经过唐五代之后，三馆仍是国家藏书的主要机构。宋初，又增加秘阁来管理图书，神宗时在秘阁之上建立崇文院。三馆秘阁图书又分藏在宫廷内的龙图阁、玉宸馆、太清楼等处。 北宋时，各地政府也都建有藏书机构，至南宋时已极为普遍。如江南十一府，每府都有一定规模的藏书。私人藏书之风，也有了更大的发展。当时"官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出现了许多着名的私人藏书家。如北宋初期的江正、李方、宋缓、王诛等，后期又有叶梦得、晁公武、郑樵、尤袤、陈振孙等人。这些藏书家的收藏都达到万卷以上。 政府注意收集图书的同时，很重视校印和整理。太宗、真宗朝时，多次组织人校书、整书。宋代三馆秘阁的馆阁学士，都是从科第中有学问的青年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由这些人提任政府藏书的校勘、整理和撰修，他们以较高的学力和优裕的时间从事整理图书，编撰书目，使政府的藏书质量不断提高。仁宗景佑六年(1034年)通过整理、校订，历经七年，编成北宋时期的第一部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六十六卷，着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多卷。 南宋时政府对藏书仍进行校订、整理，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编成国家藏书目录《中兴馆图书目》七十卷，共着录图书四万四千多卷，比《崇文总目》增加一万四千多卷，到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时，图书数量再度增加，政府又编制《中兴馆阁续目》，着录图书五万九千多卷。同时，宋代还编撰了史志目录《国史艺文志》。国家图书财富的增长和质量的不断提高，为日后刻印书籍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条件。 4.文化事业繁荣昌盛，学术思想空前活跃 由于国家注重大量地收集、整理图书，促进了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影响了私人编撰书目风气的增长。一些私人藏书家多在馆阁任职，参加过校书编目工作，有着较高的学识和丰富经验，是编撰个人藏书目录的有利条件。到南宋后期，私人藏书目录竟超过官修目录。不但在参考使用价值上超过政府藏书目录的水平，甚至在编纂理论方法上，对分类、着录、修订等方面都提出新的意见，以漏补和修正官修目录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如吴竞、李淑、晁公武、尤袤、郑寅、陈振孙等人都是宋代着名私人藏书家和编有自己的藏书目录。尤袤编撰的《遂初堂书目》，第一次记录图书的不同版本，开创了着录版本事项之先例。也是第一部反映图书有了印刷版本之后的藏书记录，从中可以了解到初期图书刻印的主要类型、印书地区等。此外，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都因其题要而最为着名。 宋代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北宋初年，政府就编纂了各有一千卷内容的三部大型类书：《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还编辑了五百卷的《太平广记》。在经学方面，由于注重义理，发展出理学。北宋的程颐、程灏，南宋的朱熹都是影响很大的理学家。还有与他们主张不同的王安石、陆九渊等大学问家。史学方面，司马光写了着名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郑樵写了纪传体《通志》。欧阳修的《集古录》、吕大临的《考古图》、赵明诚的《金石录》，至今仍有参考价值。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是第一部目录学的理论专着。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方面，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沈括的《梦溪笔谈》总结介绍了宋代科技成果。宋代的词、评话兴盛一时，诗文更是内容丰富，许多文集都是数百卷的巨帙。 社会上学术思想的活跃，新学科书籍大量的产生问世，无疑将对印刷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官刻书是指国家政府各机关部门所刻印的书籍。又有中央和地方官刻书的区别。 1.中央官刻书 (1)国子监刻书。继五代之后，宋朝政府刻书仍由国子监负责承担，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国家的教育管理机构，又是中央政府刻书的主要单位。其所刻书，世称"监本"。 宋代统治者主张兴文教，析武事，抑制豪门，强化集权。笼络重用知识分子、培养人才，注重以文为贵，继续宣传孔子为人伦之表，孔学为帝道之纲，儒学地位进一步获得提高。《宋史·太祖本纪》载：宋太祖大重儒者，提出"作相须读书人"的主张。开宝七年"诏《易》、《诗》、《书》三经学官，依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并对五代时主持雕版印刷九经的田敏，给予嘉奖，赏赐袭衣、缯彩和银器。太宗时多次视临国子监，命博士李览讲《易》、孙爽讲《书》。为了培养更多的精通儒术的优秀人才，国家采取扩大招收国子监学生，扩建学舍等措施。如：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赐国子监学田五十顷。神宗一朝先后数次赐赠国子监银缗，国子监不仅继续刻印儒家经典，并进一步发展到刻印史书、算书、医书、子书、文集和字书、类书等四部群籍。最初以五代遗留的版片直接刷印，继之补刻或重刻。经文以外，还遍刻九经之唐人旧疏与宋人新疏。国子监刻书逐渐进入高潮。 首先，儒家经典，在太宗端拱元年(988年)即令孔维、李览等校正(唐)孔颖达《五经正义》，由国子监镂版印行。之后，淳化五年(994年)，兼判国子监李至又上言："五经书疏已经印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义未备，岂付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崔倔??皆励精于学，博通精义，望令垂加雠校，以备刊刻"。至真宗咸平四年(1001年)，完成了这七部经书注疏的刻印。国子监将十二部儒家经典着作的经、传正文已全部出齐。 第二，史部书的刻印：自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到真宗咸平二年(999年)，校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至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校刻《三国志》、《晋书》之后，继续校印《南史》、《北史》、《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新唐书》、《新五代史》。从宋初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国子监镂版印刷了。 第三，医学方面：国子监先后校刻了《太平圣惠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千金翼方》、《黄帝针经》、《金匮要略》、《补注本草》等古代以来的重要医学成果。 第四，其它各类着作：太宗雍熙三年(986年)中书门下敕令国子监雕印了《说文解字》，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又雕版《群经音辨》。此外，诸子百家书有《荀子》、《文中子》、《孙子》、《卫僚子》、《六韬》等也刻版印刷。 宋代国子监刻书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成绩也是非常显着的。刻书最多的是北宋皇帝中在任最长的仁宗朝，许多大部头书籍，都是在仁宗朝时期完成的。当然，成绩最为突出、刻印数量最多最快的还是儒家的经典着作。《宋史·刑??传》有一段记载：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皇帝到国子监检阅书库，问及经书刻版的情况，祭酒邢??回答说："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备"。从960年建国到1005年间，由于大量刻印儒家经典着作，阐发经学思想及经书之音注、疏、正义等着述，经过四十年，经书版片已经增加了二十多倍。一方面反映了宋代统治阶级对儒学思想的重视，同时也说明，只有采用印刷，才能收到如此惊人的效果!这不仅利于封建社会教育的普及，同时对儒家学说的研究与传播，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邢??感叹地说："臣少从师业儒，经贤有疏者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之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金兵入侵，宋朝政府南迁，刻书事业受到挫折，国子监所刻书籍版片，被掠劫一空，损失巨大。然而统治阶级崇尚儒术的宗旨，毫不动摇。稍事安定，国家立即恢复原有的教育措施，皇帝多次下令"取好监本书籍，镂版颁赐"，"对监中其它阙书，令次第镂版，虽重有费，不惜也，由是经籍复全。"国家努力恢复原国子监的刻印群经，不仅表明尊儒崇经的诚心，也充分反映出愈是国家危难之时，儒家思想愈是被用来做为挽救和巩固封建专制王朝的精神支柱。但是，毕竟因国力衰微，国子监刻书的力量大大削弱了。其时，国子监刻书的任务，刻书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到宋末，国子监中有书名可考的书版仅有一百多种。由此可见，宋代官方刻书，在北宋时期以中央为多，到南宋时，则以地方为多了。 遗憾的是，宋代国子监刻书绝大部分已经失传，没有留存下来。只有极少的部分书籍流传至今，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等重要的国家藏书单位，十分珍贵了。 国子监刻书，对中国采用雕版印刷、刻印书籍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为以后刻书事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在古代印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宋代在国子监大量刻书的影响之下，推动了中央其它部门的刻书、印书活动。崇文院、司天监、太史局、秘书监、校正医书局等政府部门，也都开始刻书，并刻印了一批与其专职相关的书籍。由于国子监刻书下地方镂版，因此又带动了地方刻书事业的发展繁荣。地方上各级政府部门，州郡县学，各级公使库、转运司、茶盐司、安抚司，以及各地书院，相继刻书印书。官方刻书系统日臻完善。私家刻书和坊间刻书在原有基础上和官方刻书的巨大影响下，继续向前发展，彼此互相影响、促进、制约，将五代开始形成的三大刻书系统，推向深入发展的道路。 第二，国子监刻书发展到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体系。除担任最高学府的出版、管理机构以外，还兼任国家图书出版的发行任务。最初国子监有专管刻书印书机构的印书钱物所。后经判国子监李至的建议予以改名。《宋史·职官志》判国子监李至于太宗淳化五年进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设置专职管理人员，始置书库。国子监雕印的经史图书，都是封建社会时期的重要读本，这些书印好之后，先送"诸王辅臣"一本，然后公开售卖，而且允许读者纳款赎印。 第三，继承五代国子监刻书的传统，宋代国子监刻印书籍，注重选择优秀底本，校勘审慎，保证内容和文字的准确，对于经书读本的统一标准定本，要求更为严格。刻印之书，多由名人手书上版，具有较为浓厚的书法气息。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宋初五经正义赵安仁所书最多，赵氏字体在欧、柳之间。在刊本中，李(李鹗，五代监本九经书写人之一)、赵最为精劲"。如现今所见影宋蜀刻大字本《尔雅》，每叶八行，行十六字，卷末题有"将仕宋四门国子博士臣李鹗书"一行。又据宋王明清《挥尘录》："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鹗书《五经》，仿其制作，刊行于国子监"。可知宋代国子监刻印经书，其行款格式，为沿袭五代之遗风。正因如此，宋监本儒家经典，版式宽阔，字大疏朗，再加上所用纸、墨优良，印刷技术精湛，实为后人翻刻、翻印古代典籍的标准范本。 (2)中央政府其它部门刻印书籍。国子监刻书之外，宋代中央政府各机关部门也都刻书。如崇文院、秘书监、太史局、德寿殿、左司廊局等殿、院、监、司、局。有些部门则刻些与本职权相关的专业书籍。但是总的情况是，各部门刻书，仍以经、史着作为主，今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引各家知见书目所记： 崇文院于咸平三年(1000年)刻印《吴志》三十卷，天圣二年(1024年)刻印《隋书》八十五卷，天圣七年(1029年)刻印孙??《律文》十二卷、《音义》一卷，宝元二年(1039年)刻印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此外，986年到1034年崇文院与国子监校刻了《说文解字》、《广韵》、《玉篇》以及《集韵》、《孔部韵略》等字书、韵书。 德寿殿刻印刘球《隶韵》十卷。据《宋史·职官》：尚书省，"掌施行制令，举省内纲纪程式，受付六曹文书，听内外辞诉，奏御史失职，考百官庶府之治否，以诏废置、赏罚。"在尚书省隶属的机关内，也都有藏书保存，而且刻书。如左司廊局即曾于淳熙三年(1126年)刻印过《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此书卷末有题记："淳熙三年四月十七日，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祯奏闻：壁经、春秋、左传、国语、史记等书，多为蠹鱼伤牍，不敢备进上览，奉敕用枣木椒纸，各十部，四月九日进览。监造臣曹栋校梓，司局臣郭庆验牍"。 秘书监于元丰七年(1084年)，赵彦若校刻张邱建《算经》三卷，唐王孝通《辑古算经》一卷。 又如隶秘书省的太史局，"掌测验天文、考定历法，凡日月、星辰、风云、气候、详青之事，日具所占以闻。岁颁历于天下，则预造进呈"。"其别局存天文院……钟鼓院……，印历所，掌雕印历书"。说明宋代的历书不仅采用印刷，而且设有专门的印刷历书的机构。 2.地方官刻 书金兵南下，临安(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原国子监书版全遭毁弃，秘书省、国子监的刻书力量被大大削弱了。南宋建国初期，搜寻一些北宋旧监本书籍，国子监无力重雕，即令临安府及两浙、两淮、江东等地方政府部门刻版，然后送归国子监，即使如此，也只刻印了九经白文、十三经古注、十二经正文，以及一部分正史书和《资治通鉴》。其它书版多存在原地印卖，或由读者赎买。因此，南宋时期地方官刻书迅速发展起来。如：各地方公使库，中央在地方各路设置的各路使司、地方州(府、郡)县军学、郡学、县学、书院等等都普遍刻书、印书。 今据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依已见前人书目着录，和各图书馆等藏书单位现有实书以及《中国善本书总目录》所着录的现存书籍，略加摘选叙述： (1)公使库刻书。公使库是宋代地方上接待中央来往官吏安寓的地方。相当现代的招待所。这种部门，由于较殷实的经济力量，加之往来客寓都是政府官员，因此多附庸风雅，从事刻书印书。凡用公使库钱刻印的版本都称公使库本。如：元符元年(1098年)苏州公使库刻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三卷。宣和四年(1122年)吉州公使库刻《欧阳文忠六一居士集》五卷，续刻五十卷。绍兴十九年(1149年)明州公使库刻《骑省徐公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沅州公使库刻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淳熙三年(1176年)舒州公使库刻曾??《大易粹言》十二卷。淳熙四年(1177年)抚州公使库刻《礼记郑注》二十卷，附《释文》四卷。淳熙六年(1179年)春陵郡库刻《河南程氏文集》十卷。淳熙七年(1180年)台州公使库刻《颜氏家训》七卷。淳熙八年(1181年)台州公使库刻《荀子》(图7-10)二十卷。淳熙九年(1182年)信州公使库刻李复《??水集》十六卷。淳熙十年(1183年)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刻《司马太师温国文正公传家集》八十卷。淳熙十四年(1187年)鄂州公使库刻《花间集》十卷。 此外，据《中国善本书总目录》载：北图收藏有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刻元遽修本《周易》九卷，及淳熙四年(1173年)刻《礼记》二十卷、《释文》四卷残卷。 (2)各路使司刻书。据《宋史·地理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分天下为十五路，天圣析为十八，元丰析为二十三：京东东、西，京西南、北，河北东、西，永兴，秦风，河东，淮南东，两浙，两淮，江南东、西，荆湖南、北，成都，樟，利，夔，福建，广南东、西。高宗南渡后，所存者，两浙、江东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广东、广西等十五路。"政府在各路设置茶盐司、安抚司、转运司、提刑司等机构主管茶盐专卖、民政、水路转运、财政税收、提点刑狱诉讼等事务。这些机构，掌握着各地方的政治经济命脉，有较雄厚的力量和条件，也竞相从事刻书、印书。 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 熙宁二年(1069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过《外台秘要方》四十卷。绍兴三年(1133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杨雄《太玄经》十卷。绍兴六年(1136年)刻《事类赋》三十卷，以及无年号《唐书》二百卷。
两浙西路茶盐司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刻《临川王先生文集》一百卷。两浙东路绍熙三年(1192年)茶盐司刻宋元遽修本《周礼正义》七十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两浙东路安抚使干道四年(1168年)洪适刻《元氏长庆集》六十卷。 浙西提刑司淳熙六年(1179年)刻《作邑自笺》十卷。此书影宋抄本卷末有"淳熙已亥中元浙西提刑司刊"题记。 江西提刑司嘉定五年(1212年)刻洪迈《容斋随笔》一至五笔，共七十四卷。 福建转运司绍兴十七年(1147年)刻《太平圣惠方》一百卷。漳州转运使于淳熙十二年(1185年)刻印大字本《三国志》。 淮南东路转运司淳佑十年(1250年)刻《徐积节孝先生文集》三十卷。 荆湖北路安抚司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建康实录》二十卷。湖北茶盐司(亦称湖北庚司)淳熙二年(1175年)补刻绍熙茶盐提举司本《汉书》一百二十卷。 除上述之外，还有以漕司、漕台、计台、庚司、仓台、漕院等官署名称刻书。如：建安漕司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黄汤刻黄伯思《东观余论》不分卷。嘉定三年(1210年)刻《东观余论》二卷。开庆元年(1259年)汤汉刻《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乙集十六卷，丁集八卷。 福建漕司吴坚刻《龟山先生语录》四卷、《后录》二卷。卷末有"后学天台吴坚刊于福建漕司"二行题记。 广西漕司绍兴三年(1133年)刻王叔和《脉经》十卷。 江东仓台淳熙七年(1180年)刻洪适《隶续》二卷。 江西计台淳熙八年(1181年)钱佃刻《荀子》杨??注二十卷。 江西漕台淳熙九年(1182年)尤袤刻《荀悦申监》一卷。邱宗卿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中国善本书总目录北图藏) 淮南漕廨嘉定八年(1415年)王大昌刻《钱文子补汉兵志》一卷。 广东漕司宝庆元年(1225年)刻《新刊校定集注杜诗》三十六卷。此书每卷末有"宝庆乙酉广东漕司锓梓及校勘各官衔名"。 江东漕院绍定四年(1231年)赵善湘刻卫??《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3)各州(府、县)刻书。《宋史·职官志》："宋初革五季之患，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权知军州事，军谓兵，州谓民政焉"。"其后，文武官参为知州军事，二品以上及州中书、枢密院宣征使职事，称制某府、州、军、监"。"诸府置知府事一人，州、军、监亦如之。掌总理郡政、宣布条款、守民以善而纠其奸慝，岁时劝课农桑，旌别孝悌，其赋役、钱谷、狱讼之事，兵民之政皆总焉"。 这些府、州衙署，有条件也都刻书印书。如：江宁府嘉佑三年至四年(1058-1059年)刻《建康实录》二十卷。杭州嘉佑五年(1060年)中书省奉旨下杭州镂《新唐书》二百五十卷。元佑元年(1086年)杭州路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绍兴九年(1139年)刻《文粹》一百卷。 明州绍兴十九年(1149年)刻《徐铉骑省集》三十卷，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刻《文选》六十卷。 温陵州淳熙九年(1182年)刻胡志堂《读史管见》八十卷。此书有胡大正刻书序："淳熙以前无刻本，至大正官温陵，始刊于州治之中和堂"。 吉州嘉定二年(1209年)刻《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二十卷。 绍兴府绍兴九年(1139年)刻《毛诗正义》四十卷。此书前列校勘各官名外，有"绍兴九年九月十五日绍兴府雕造"题记。嘉泰元年(1201年)刻施宿《会稽志》二十卷。 临安府绍兴九年(1139年)刻《群经音辨》七卷，《汉官仪》三卷，书卷末有"绍兴九年三月临安府雕印字"。《文粹》一百卷，卷末有"临安府今重行开雕唐文粹壹部，计二十策。已委官校正讫。绍兴九年正月□日……"。绍兴十年(1140年)刻《西汉文类》五卷。 平江府绍兴十五年刻李诫《营造法式》三十四卷。余姚县绍兴二年(1132年)刻《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 两浙临安府蜀盐官县刻《通典》二百卷。 眉山绍兴十四年(1144年)刻《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四十卷，《梁书》五十六卷，《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书》五十卷，《周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六卷，即世称之眉山七史。 (4)州(府、军)郡、县学刻书。宋代教育事业发达，全国各州、府、军、县都设立学校，称州学、军学、县学。是教书育人的重要基地。《宋史·职官志》"庆历四年，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者，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以经术行义训导诸生，掌其课试之事，而纠正不如规者。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 这些学校由较高学艺水平之人主持，又具备一定的学田财力，所以能以大量刻印书籍。其大致情况如下： １州军学： 天圣七年(1029年)江阴军学刻《国语韦昭注》二十一卷，宋庠《国语音》三卷。 绍兴十年(1140年)宣州军州学刻梅圣俞《宛陵集》六十卷。 绍兴十七年(1147年)黄州州学刻王禹??《小畜集》三十卷。 婺州州学教授沈??刻苏询《嘉佑集》十六卷。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惠州军州学刻眉山《唐先生文集》三十卷。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抚州州学刻谢迈《竹友集》十卷。 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南剑州州学刻孙甫《唐史论断》三卷。 卢州州学刻《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干道元年(1165年)建昌军学刻黄裳《溪山集》六十卷。 干道二年(1166年)扬州州学教授汤修年刻廖刚《高峰集》十二卷。 干道四年(1168年)兴化军学教授蒋邕刻《蔡忠惠集》三十六卷。 干道七年(1171年)衢州军州学刻王溥《五代会要》三十卷。 邵武军学刻廖刚《高峰集》十二卷。 绍熙三年(1192年)高邮军学刻秦观《淮海集》四十九卷。 庆元六年(1200年)建昌军学南丰县主簿林宇冲刻《宋书》二百卷。 嘉定元年(1208年)台州州军刻林师箴《天台前集》三卷。 端平元年(1234年)临江军学刻张洽《春秋集注》十一卷。 ２郡斋本： 仁宗嘉佑四年(1059年)姑苏郡斋王琪刻《杜工部集》二十卷。附补遗。 徽宗宣和五年(1123年)春陵郡斋刻《寇莱公诗集》三卷。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会稽郡斋刻《鲍彪战国策》十卷。 绍兴四年(1134年)高邮斋刻孙觉《春秋经解》十五卷。临川郡斋詹大和刻王安石《临川集》一百卷。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宣州郡斋楼照刻《谢宣城集》五卷。绍兴三十一年(1167年)赣郡斋刻陈襄《古灵先生集》二十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 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盱江郡斋刻郑侠《西塘集》二十卷。 干道二年(1166年)泉南郡斋刻《宋孔传六帖》二十卷。吴郡斋刻吕本中《东莱先生诗集》二十卷。 干道三年(1167年)江郡斋刻《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山郡斋刻《增广注释音辨唐柳先生集》四十三卷。别集四卷、尺牍二卷。九江郡斋刻郑侠《西塘集》二十卷。 干道六年(1170年)刻《集验方》五卷。婺州郡斋李衡自刻《周易义海提要》十二卷。 干道七年(1171年)姑熟郡斋刻《伤寒要旨》一卷、《药方》一卷。 干道八年(1172年)姑熟郡刻杨侃《两汉博闻》十二卷。 淳熙二年(1175年)建安郡斋韩元吉刻《大戴礼记》十三卷。 淳熙三年(1176年)广德郡斋以中字本重刻蜀小字本《史记》。 淳熙五年(1178年)赵山甫莅郡取褚少孙所续别为一帙，八年(1181年)澄江耿秉始次其卷第合而印之。括苍郡刻刘安世《元城先生尽言集》十三卷。 淳熙六年(1179年)吴兴郡斋刻《魏郑公谏录》五卷。筠阳郡斋苏诩刻苏辙《栾城集》八十四卷。 淳熙八年(1181年)池阳郡斋尤袤刻《文选李善注》六十卷，《考异》一卷，《文选》双字三卷，《昭明太子集》五卷。 淳熙十一年(1184年)南康郡斋朱端章自刻《卫生家宝产科备要》八卷。 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襄阳郡斋吴琚刻《襄阳耆旧集》一卷。 绍熙二年(1191年)会稽郡斋刻鲍彪《战国策校注》十卷。 绍熙三年(1192年)邵阳郡斋胡澄刻贺铸《庆湖遗老师集》九集，拾遗一卷，补遗一卷。 宁宗庆元元年(1195年)郡阳郡斋黄沃刻其父公度《知稼翁集》十二卷。 嘉泰元年(1201年)筠阳郡斋刻米芾《宝晋山林集拾遗》八卷。 嘉泰四年(1204年)新安郡斋沈有开刻吕祖谦《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 开禧元年(1205年)天台郡斋业笺刻《石林奏议》十五卷。 嘉定元年(1208年)永嘉郡斋施??刻陈傅良《止斋集》五十二卷。 嘉定三年(1210年)高邮郡斋汪纲刻陈敷《农书》三卷。秦观《蚕书》一卷。 嘉定四年(1211年)宜春郡斋刻《唐摭言》十五卷。 嘉定六年(1213年)泉州郡斋刻《梁溪先生集》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舒州郡斋张嗣古修补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库曾??《大易粹言》十卷。 嘉定七年(1214年)真州郡斋刻陈敷《农书》三卷。秦观《蚕书》一卷。 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建安郡斋叶岩刻《曾??类说》六十卷。 宝庆三年(1227年)南剑州郡斋刻《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传一卷，遗文一卷。 绍定元年(1228年)台州郡斋陆??刻其父陆游《老学庵笔记》十卷。严州郡斋刻潘阆《逍遥词》一卷。 绍定二年(1229年)婺州郡斋刻吕本中《童蒙训》三卷。 端平元年(1234年)新安郡斋重修嘉定十五年、补修嘉泰四年沈有开刻《皇朝文鉴》一百五十卷。 淳佑三年(1243年)宜春郡斋程公许刻其兄公说《春秋分纪》九十卷。 淳佑九年衢州郡斋游钧刻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二十卷。莆田郡斋刻《刘克庄后村居士集》五十卷。 淳佑十二年(1252年)当涂郡斋马光祖刻《四书章句集注》二十六卷。 宝佑元年(1253年)卢陵郡斋刻杨仲良《皇朝通鉴纪事本末》一百五十卷。 宝佑四年(1256年)临川郡斋刻谢采伯《密斋笔记》五卷，续一卷。 宝佑五年(1257年)严陵郡斋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度宗咸淳五年(1269年)崇阳郡斋刻《张咏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咸淳六年(1270年)盱江郡斋黎靖德刻《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 ３郡庠本： 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泉南郡庠韩仲通刻《孔氏六帖》三十卷。 绍兴八年(1138年)吴兴郡庠刻《新唐书纠缪》二十卷。绍兴三十年(1160年)宜春郡庠刻唐庐肇《文木西工集》三卷。 孝宗干道元年(1165年)永州郡庠叶程刻《唐柳宗元柳州集》三十卷，外集一卷。 干道二年(1166年)扬州郡庠刻沈括《梦溪笔谈》二十六卷。 干道三年(1167年)临汀郡庠刻晁说之《嵩山文集》二十卷。福唐郡庠刻《汉书》一百二十卷。 干道四年(1168年)温陵郡庠刻《蔡襄忠惠集》三十六卷，临汀郡庠刻《钱塘韦先生集》十八卷。 干道五年(1169年)临汝郡庠刻徐积《节孝语录》一卷。 干道九年(1173年)高邮郡庠刻秦观《淮海集》四十九卷。 淳熙三年(1176年)蕲春郡庠刻《王先生集》八卷。 淳熙九年(1182年)泉州郡庠刻《潜虚》一卷。 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东宁郡庠刻龚颐正《芥隐笔记》一卷。 理宗绍定元年(1228年)桐江郡庠刻《老学庵笔记》。 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衢州郡庠赵湛刻《四书朱子集注》二十六卷。 ４郡府学、县斋、县学、学宫、??宫、学舍刻书： 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临安府学刻贾昌朝《群经音辨》七卷。 孝宗干道六年(1170年)平江府学刻《韦苏州集》十卷。 淳熙二年(1175年)严州府学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二百九十卷。 淳熙三年(1176年)安陆郡学刻郑獬《郧溪集》二十八卷。 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池州郡学张釜刻其祖《纲华阳集》四十卷。 宁宗庆元五年(1199年)池阳郡学刻胡铨忠简先生《文选》九卷。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泉州府学刻《真德秀心注》一卷。 度宗咸淳元年(1273年)镇江府学教授李士忱刻《说苑》二十卷。 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刻《建康实录》二十卷。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当涂县斋刻周渭《弹冠必用集》一卷，本书卷末有"绍熙甲寅当涂县令沈??刊于正已堂"题记二行。 宁宗嘉定八年(1215年)六峰县斋刘昌诗自刻《芦浦笔记》十卷。 嘉定十四年(1221年)高安县斋刻范祖禹《帝学》八卷。 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大庾县斋赵时棣刻《真德秀政经》一卷。 淳佑十二年(1252年)建阳县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易说》二十三卷。 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湘阴县斋向文龙刻《朱子楚辞集注》八卷。 咸淳五年(1269年)崇阳县斋伊赓刻《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附录一卷(叶德辉注此书为郡斋本)。 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汀州宁化县学刻《群经音辨》七卷。 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黄严县学刻张九成《横浦心传录》三卷，《横浦日新》一卷。 淳熙十年(1183年)象山县学刻《林钺汉雋》十卷。 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华亭县学刻晋二俊《陆士衡集》十卷，《陆士龙集》十卷。 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昆山县学刻《玉峰志》三卷、续一卷。 宝佑五年(1257年)永福县学刻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 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泉州学宫彭椿年刻《程大昌禹贡山川地理图》二卷。 宁宗嘉定三年(1203年)溧阳学宫刻《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 理宗绍定元年(1230年)桐江学宫刻《开元天宝遗事》二卷。 端平二年(1235年)富川学宫刻《朱鉴诗传遗说》六卷。 淳佑四年(1244年)衢州学宫刻杨伯岩《六帖补》二十卷。 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湖州??宫刻蔡节《论语集说》十卷。 淳熙七年(1180年)舒州??宫刻蔡邕《独断》二卷。 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鄞县??宫刻《朱子读书法》四卷。 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吴郡学舍刻《吕祖谦大事记》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 此外如：太医局于宁宗嘉定年间刻《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二十卷。 ５书院本： 中国古代书院是社会文化教育基地之一，它具有讲学、藏书、着书、刻书、学术研究等多种职能，刻书则是其中的重要一项。书院刻书始于宋代。南宋时书院数量的增加，使书院对书籍的需要量不断扩大，促进了刻书的发展。以后日渐成熟。元明两朝书院继续刻书，至清代为最兴盛，形成了古代刻书史上独树一帜的书院刻本。为研究中国印刷史、文化史、教育史，提供了重要的凭证。 据记载，宋代书院刻书有： 婺州丽泽书院于理宗绍定三年(1230年)重刻司马光《切韵指掌图》二卷，吕祖谦《新唐书略》三十五卷。 象山书院绍定四年(1231年)刻袁燮《挈斋家塾书钞》十二卷。 泳泽书院淳佑六年(1246年)刻大字本《朱子四书集注》十九卷。 龙溪书院淳佑八年(1248年)刻陈淳《北溪集》五十卷，外集一卷。 竹溪书院宝佑五年(1257年)刻方岳《秋崖先生小藁》八十三卷。 环溪书院景定五年(1264年)刻《仁斋直指方论》二十六卷，《小儿方论》五卷，《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七卷，《医学真经》一卷。 建宁府建安书院咸淳元年(1265年)刻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十卷，别集十一卷。 吉州白鹭州书院于嘉定十七年(1222年)刻汉班固撰《唐颜师古集注》、《汉书集注》一百卷。刘宋范晔撰、唐李贤注《后汉书注》九十卷，晋司马彪撰梁刘昭注《汉志注补》五十卷，序例后附景佑刊误本及参校补本及入注各本。并有"甲申岁刊于白鹭州书院"牌记。 梅隐书院于嘉定年间(1208-1224年)刻宋蔡沈撰《书集传》六卷。内有"梅隐书院鼎新锈梓"牌记。 鄂州孟太师府鹄山书院刻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卷六十八末页有"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梓于鹄山书院"牌记。 紫阳书院刻宋魏了翁《周易要义》十卷，《周易集义》六十四卷。 亦称私刻、家刻、家塾刻本，是指私人出资刻印图书。由于校刻人比较注重书籍底本的选择和进行精细的校订，所以这种书的质量一般是很被推崇的。家塾刻本往往在刻书上印有某某家塾之印记。 今就《书林清话》据知见目录诸家记录及叶氏考证之要者，列举宋私家刻书如下： 1.私刻本 有刻印时间记载的北宋本有：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临安孟琪刻《姚铉文粹》一百卷。 庆历六年(1046年)京台岳氏新雕《诗品》三卷。 嘉佑二年(1057年)建邑王氏世翰堂刻《史记索隐》三十卷。 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寇约刻其叔宗??《本草衍义》二十卷。 南宋之后，私家刻书风气更加兴盛，所见着录也较北宋为多。 高宗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瞿源蔡道潜宅墨宝堂刻《管子》二十四卷。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清渭何通直宅万卷堂刻《汉雋》七册。 绍兴三十年(1160年)麻沙镇水南刘仲吉宅刻《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干道间刻《增广黄先生大全文集》五十卷。 干道五年(1169年)麻沙镇南斋虞千里刻《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吴兴施元之三衢坐啸斋于干道八年(1172年)刻印苏颂《新仪象法要》三卷，王抚干宅干道八年(1172年)刻王灼《颐堂先生文集》五卷。 锦溪张监税宅淳熙元年(1174年)刻《桓宽盐铁论》十卷。 武溪游孝恭德??登俊斋淳熙三年(1176年)刻蜀本《三苏文粹》六十二卷。 廉台田家淳熙七年(1180年)刻台州公使库本《颜氏家训》七卷。 建安刘日新宅开禧元年(1205年)刻王宗传《童溪易传》三十卷。 吉州周少傅府嘉泰元年(1201年)刻《文苑英华》一千卷。 祝太傅宅嘉熙三年(1239年)刻祝穆《方舆胜览前集》四十三卷、后集七卷、续后集二十卷、拾遗一卷。 其它如：建宁府麻沙镇虞叔异宅刻《括异志》十卷。秀岩山堂刻《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建安刘叔刚宅刻《附释音礼记注疏》六十三卷。建安王懋甫桂堂刻《宋人选青赋笺》十卷。眉山程舍人宅刻《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姑苏郑定刻《重校添注柳文》四十五卷，外集二卷。钱塘王叔边家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婺州市门巷唐宅刻《周礼郑注》十二卷。婺州义乌酥溪蒋宅崇知斋刻巾葙本《礼记》五卷。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刻《三苏文粹》七十卷。刘氏学礼堂刻《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隐士王氏取瑟堂刻《中说》十卷。毕万斋宅富学堂刻《李焘经进六朝通鉴博议》十卷。 2.家塾刻本 现存于世的，如：绍定二年(1229年)池州张洽刻《昌黎先生集考异》(图7-11)十卷。
建安蔡子文东塾之敬室于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刻《邵子系壤集》十五卷。 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于干道七年(1171年)刻《史记》一百三十卷。 建安陈彦甫家塾于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刻叶??《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 梅山蔡建侯行父家塾庆元三年(1197年)刻《陆状元集百家注资治通鉴详节》一百二十卷。刻《李学士新注孙尚书尺牍》十六卷。该书目录后有"蔡氏家塾校正"隶书木记。 建安黄善夫宗仁家塾之敬室刻《史记正义》一百三十卷。庆元嗣元(1196年)刻《前汉书》一百二十卷。该书有"庆元嗣岁端阳建安刘之向谨识记"，列传第一卷末有"建安黄善夫刊于家塾之敬室"。 建安刘元起家塾之敬室刻《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目录后题"建安刘元起刊于家塾之敬室"。建安魏仲举家塾于庆元六年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别集一卷，《论语笔解》十卷。卷首《昌黎先生序传碑记》一卷、《看韩文纲目》一卷、《引用书目》一卷、《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一卷、《韩文类谱》七卷。后附许渤序昌黎文集后序五篇。又刻新刊《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附录二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龙城录》二卷。前载《看柳文纲目》一卷、《宋文安礼柳先生年谱》一卷，《评点诂训诸儒名氏》一卷。后附《柳先生序传碑记》一卷。文集后序五篇。 建安曾氏家塾刻《文场资用分门近思录》二十卷。 建安虞氏家塾刻《老子道德经》四卷，家塾本中较称着于世的还有廖莹中世彩堂于咸淳年间(1265-1274年)刻韩、柳文集：《昌黎先生集》四十卷、《河东先生集》四十四卷。各卷后镌有篆书"世彩廖氏刻梓家塾"。 坊肆刻书又称坊刻。指书商刻印的书。其刻书以售卖流通营利为目的。一般书场自己有写工、刻工、印工，刻书往往也称书林、书肆、书堂、书棚、书铺、书籍铺、经籍铺等。坊肆刻书起源最早，从唐代印刷术发展以来，坊间刻书十分兴盛，入宋后，坊刻更为普遍。宋代的坊肆刻书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浙江、福建、江西、四川等几个主要地区，坊肆刻书十分活跃。有些坊肆从事刻书卖书甚至几代人相继传承。据《书林清话》依各知见目录载： 1.浙江 杭州大隐坊政和八年(1118年)刻《重校正朱肱南阳活人书》十八卷。 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刻《钓矶立谈》一卷、《渑水燕谈录》十卷、《北户录》三卷、《茅亭客话》十卷、《却扫编》三卷、《续幽怪录》四卷、《箧中集》一卷、《曲洧旧闻》十卷。该书序后有"临安府太庙前经籍铺尹家刊行"一行。 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铺刻《寒山拾得诗》一卷。据叶德辉考证宅下□是"纸"字。 临安府金氏刻《甲乙集》十卷。此书据叶德辉考证，为南宋书棚本，即临安府棚北大街眭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的书籍。 金华双桂堂景定二年(1261年)刻宋伯仁《梅花喜神谱》二卷。 此外，现今藏书单位仍有流传的宋代浙江刻书有： 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文选五臣注》三十卷(唐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北大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均有残卷，卷末刻有"钱塘鲍询书字，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 临安荣六郎书籍铺刻葛洪撰《抱朴子内篇》二十卷(图7-12)。现藏辽宁省图书馆。该书卷二十后刻有"旧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二十二年(1152年)六月旦日"牌记。该店原设开封，高宗南迁，荣氏书铺也跟随南下，于杭州继续开店印卖书籍。说明其店经营历史悠久，且注重内容校勘精确、书籍质量上乘。是一份极有宣传力的售书广告。 南宋时，浙江地区坊间刻书最着名的主要是陈氏。临安府陈氏书籍铺不止一家。其所刻书可视为宋代书棚刻书的代表。据知见目录和现存实物考证，陈氏刻书多在书后印有牌记。 陈氏刻书者，又以陈起父子颇受重视。陈起字宗之，室名芸居楼，于临安府睦亲坊卖书开肆。能诗，有较深的文学造诣，又有武林陈学士之称，尤其与江湖诗人交往密切。好刻唐人诗集，有"字画堪追晋，刊诗欲遍唐"之誉。陈氏刻印的唐宋文集和笔记小说有近百种之多。他对于贫困的文士以及怀才不遇者，抱有同情之心，低价售书或慷慨解囊相助。与他交往的诗人寄赠诗词中，即有"哦诗苦似悲就客，收价清于卖卜钱"，"独愧陈徵士，赊书不问金"的诗句。 陈起之子续芳也刻书卖书。据叶德辉据诸家书目记载所统计，陈氏刻书每卷后均刻字一行，其文详略不同。如卷后记： １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解元书籍铺刊行的书有：《宋郑清之安晚堂集》七卷、《宋林同孝诗》一卷、《宋林希逸竹溪十一稿诗选》一卷、《陈必复山居存稿》一卷、《刘翼心游摘稿》一卷、《李龙廾梅花衲》一卷。 ２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解元书籍铺刊印的书，有：《宋张至龙雪林删余》一卷。 ３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印行的书有《宋周弼汶阳端平诗雋》四卷、《李龙廾翦绡集》一卷。 ４临安府棚北眭亲坊巷口陈解元宅刊行的书有：《唐王建集》十卷。 ５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的书有：《汉刘熙释名》八卷、《唐康骈剧谈录》二卷、《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三卷、续一卷。《宋邓椿画继》五卷、《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六卷。 ６临安府陈道人书铺刊行的书：《宋孔平仲续世说》十二卷。 ７陈道人书籍铺刊行的书，宋无撰人《灯下闲谈》二卷。
８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有：《唐韦苏州集》十卷，《唐求诗》一卷，《宋李龙廾梅花衲》一卷。刘过《龙洲集》一卷。 ９临安府棚前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刊行唐《李群玉诗集》三卷、后集五卷。 10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刊行的书：宋姜夔《白石道人诗集》一卷，宋王琮《雅林小稿》一卷，戴复《古石屏诗续集》四卷。 11临安府陈氏书籍铺刊行的书：宋俞桂《渔溪诗稿》二卷。 12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书：唐《张??诗集》一卷。 13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的书：唐《周贺诗集》一卷，《李中碧云集》三卷，《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卷。 14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棚前北陈宅书籍铺印的书：《宋陈允平西麓诗稿》一卷。 15临安府棚前北睦亲坊南陈宅经籍铺印的书：《梁江文通集》十卷。《唐李贺歌诗编》四卷，集外诗一卷，《孟东野诗集》十卷，《韦庄浣花集》十卷。 16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印行的书：《唐罗昭谏甲乙集》十卷。 17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印的书：唐《朱庆余诗集》(图7-13)一卷，宋《赵与山百宾退录》十卷。
18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的书：唐李咸用《李推宫披沙集》六卷，戴复《古石屏诗续集》四卷。 19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南陈宅刊印的书：《唐常建诗集》二卷。 临安书肆刻书不止一家，除陈姓之外，还有陈思刻书亦称陈道人。南宋藏书家陈振孙《室刻丛编》序："都人陈思卖书于市，一士之好古博雅，其搜遗猎忘，足其所藏，与夫故家之沦堕不振，出其所藏以求售者，往往交于其肆。既开书肆卖书也自刻所着书"。着述有《室刻丛编》、《海棠谱》、《书苑菁华》、《书小史》、《小字录》等。 同时，有临安府鞔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刻《容斋三笔》十六卷，以及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刻唐《李勋丞相集》二卷等。 2.福建 闽中是宋代坊间刻书最繁荣的地区。据记载如：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铺于干道元年(1165年)刻《韩非子》二十卷。干道已丑(1169年)刻《钜宋重修广韵》五卷。 建阳麻沙书坊绍兴十年(1140年)刻《曾??类说》五十卷，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刻新雕《皇宋事实类苑》七十八卷。又刻有魏天应《论学绳尺》十卷，《十先生奥论》四十卷。以上两书收入四库全书总目题要，虽无刻书年号，但据版式可定为南宋建阳麻沙坊本。 武夷詹光祖月崖书堂淳佑间刻《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 崇川余氏刻《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十卷。该书序后刻有"谨将监本写作大字刊行。校证无误，专用上等好纸印造，与他本不同，收书贤士幸详监焉。崇川余氏家藏。"题记。说明其所刻印之书以监本为底本，详加校证，用纸印刷均属上乘，欢迎仕士仁人购买。又是一份有力的宣传性广告。 建宁府陈八郎书铺，刻《贾谊新书》十卷，建安江仲达群玉堂刻宋麻沙坊本《二十先生回澜文鉴》十五卷，后集八卷。 福建坊刻中最着名的是建安余仁仲的万卷堂，传世的宋刻本中，有余氏绍熙二年(1191年)刻汉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序后有绍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刻书广告，卷一、二、四、七、十一后有"余氏刊于万卷堂"，"余仁仲刊于家塾"，"仁仲比校讫"等题记。 余氏经营刻书年代悠久，世代相传，直至元、明仍刻书为业。清干隆四十年(1775年)曾御敕军机大臣对于余氏刻书历史进行调查，敕文说： "近日阅米芾墨迹，其纸幅有勤有二字印记，未能悉其来历，及阅内府所藏旧版千家注杜诗，向称为宋??者，卷后有皇庆壬子，余氏刊于勤有堂数字，皇庆为元仁宗年号，则其版是元非宋。继阅宋版古列女传，书末亦有建安余氏靖安刊于勤有堂字样。则宋时已有此堂。因考之宋岳珂相台家塾设书版之精者，称建安余仁仲虽未刊有堂名，可见闽中余版，在南宋久已着名。但未知北宋时即行勤有堂名否。又他书所载，明季余氏建版优盛行，是其世业流传甚久，近日是否相沿，并其家刊书始自何年。及勤有堂名所自。询之闽人之官于朝者，罕知其详，若在本处查考，尚非难事，着传谕钟音，于建宁府所属访查余氏子孙，见在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并建安余氏自宋以来刊印书版源流。及勤有堂盼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遗迹已无可考，仅存其名，并其家在宋曾否造纸。有无印记之处，或考之志乘，或徵之传闻，逐一查明，遇便复奏，此系考订文墨旧闻，无关政治，钟音宜选派诚妥之员，善为询访，不得稍涉张皇，尤不得令胥役等借端滋扰。将此随该督奏摺之便，谕令知之，寻据复奏。" 钟音经过调查，复查如下："余氏后人余廷襄等呈出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彼时外省极少，余氏独于他处购选纸料，印记勤有二字，纸板俱佳，是以建安书籍盛行。到勤有堂名，相沿已久，宋理宗时，有余文兴，号勤有居士，亦系袭旧有堂名为号，今余姓见行绍庆堂书集，据称即勤有堂故趾。其年已不可考"。 余氏书肆，据叶德辉《书林清话》记录，宋版刻本有：《周礼郑注陆音义》十二卷，每卷后或载余仁仲比校，或余氏刊于万卷堂，或余仁仲刊于家塾，卷末记经注音义字数。宋版《礼记》，每卷有余氏刊于万卷堂，或题余仁仲刊于家塾；或仁仲比校讫。宋《黄伦尚书精义》五十卷。前有建安余氏万卷堂刊行小序，又有淳熙七年(1180年)腊月朔旦，建安余氏万卷堂谨书题记。宋高承《重修事物纪原》二十六卷。书末题"庆元丁巳之岁，建安余氏刊"。 元、明时期余氏继续刻书。其牌记已多有改变。余氏元代刻本，留至下一节叙述。 宋时建安余姓刻书，尚有几家，如：建安余恭礼宅嘉定九年(1216年)刻《活人事证方》二十卷。建安余唐卿宅宝佑元年(1253年)刻《许学士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又后集十卷(称夏渊余氏明宅堂)。 叶氏评论说"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仅从余氏万卷堂之刻书业绩，足以证实，确是如此。 3.江西 临江府新喻吾氏，刻《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 4.四川 西蜀崔氏书肆，刻王??《南华真经注》二十卷，附拾遗一卷。该书序有："得宋本于西蜀陈襄之家，以授崔氏书肆命工刊行"题记。 南剑州雕匠叶昌，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刻程俱《班佐诲蒙》三卷。 5.陕西 咸阳书隐斋，庆元三年(1197年)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一百九十七卷。 6.山西 汾阳博济堂庆元元年(1195年)刻《十便良方》四十卷。 此外，尚有不详具体地区的宋坊刻本，或宋时书坊至元代仍继续从事刻书事业的如： ??斐轩刻《新增词林要韵》一卷。 葛氏传??书堂绍兴三年(1133年)刻《温公书仪》十卷，该书序后有"传??书堂"、"稚川世家"二个木记。 闽山阮仲猷种德堂，淳熙三年(1176年)刻《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不注年号刻《杨氏家传方》二十卷。《说文解字韵谱》五卷，卷后有"丙辰葛节种德堂刊"(该书为元延佑三年刻本)，是宋代书坊至元犹存之例。 宋代，不仅广泛印刷书籍，宗教经典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印刷。 1.释藏 宋太宗效法唐太宗对玄奘译经事业的大力支持。注意建立宋王朝的译经事业，设译经院诏令梵僧进住译经。为使译经事业不致中断，诏令从京城中选拔童幼惟净者50多人送译经院学习梵文，成为宋代最早的一批华籍佛经译师。
译经活动，从太宗始到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五十四年间共出梵本一千四百二十八夹，译出经论五百六十四卷。到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废译经院(传法)。元丰五年(1082年)罢经译使、润文官，废译经使司印，宋代译经，到此时，基本上结束了。 关于印刷佛教经典，影响最大的是太宗开宝四年(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的《开宝藏》(图7-14)。由高品、张从信奉命在四川益州监制完成。历经十二年，刻成五千多卷，卷子装帧，四百八十函，总计雕刻板片，十三万块。这项宏大的工程，在中国印刷史、出版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宝藏》至今虽已没有全本传世，但仍有零卷流传。
《开宝藏》刻版后运于汴京(开封)印经院收藏。它的印本，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一切官、私刻印藏经的标准依据，宋代政府还将印经送给高丽、契丹等地，这些国家或地方又据此予以翻刻、仿刻。
继《开宝藏》刻印之后，宋代还有四次规模较大的官、私印经活动。它们是： 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至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于福州由东禅寺等觉院主持冲真等人发起募捐雕刻的《福州东禅寺大藏》，亦称福藏、崇宁藏。全藏共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四百七十九函。其后补刻一些入藏着述。有零卷流传于世。如传本华严经卷八十，题有"福州东禅寺等觉院主持慧空大师冲真于元丰三年庚申岁仅募众缘，开大藏经板一副。祝今上皇帝圣寿无穷，国泰民安、法轮常转"。所以崇宁藏又有《崇宁万寿大藏》之称。该经为折装。由此开始了藏经刻印的经折装帧形式。图7-15是晋康石处道于崇宁元年刻印的佛藏"大陀罗尼经"。 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福州由开元寺僧本悟等募捐、福州人蔡俊臣等组织刻经会，依东禅寺崇宁藏版的规模再次刻印。世称毗卢藏，也称开元寺版。 政和末年(1117年)，由湖州思溪园觉禅院刻板，由湖州致仕的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一家出资，依福州崇宁藏略去一般的入藏着述雕印而成，世称《思溪藏》。约五千六百八十七卷，五百四十八函。 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年)，由当地官吏赵安国独自出资刻成《大般若》等大部经典，于端平元年(1234年)由宋平江碛砂延安禅院刻印，世称碛砂藏(图7-16)。刻至咸淳八年(1234年)，以后因兵祸渐起而中止，入元后，继续刻完。共六千三百六十二卷、五百九十一函。碛砂藏也有零卷流传于世。 2.道藏 宋初，道教盛行，太宗为拢络人心，广求道家经典，将包括先秦诸子着述在内的约七千余卷，抄写后送到太清宫。真宗于大中祥符初年(1008-1016年)，又把秘阁所藏道经和太清宫所藏全部送至余杭，命学士戚纶、漕运使陈全佐、道士朱益谦、冯德等人进行修校，命王钦若总管其事。分目为三洞四辅(三洞：洞真、洞玄、洞神；四辅：《晋书》东蕃四星名上相、次相、次将、上将)十二类。共四千三百五十九卷。目录献上之后，皇帝赐名《宝文统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又诏访道家经书，着书艺局令道士刘元道校定大藏，此时，已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政和六年(1116年)送往福州闽县万寿观，由福州知州黄裳招工雕板，刻成后将板进于京师。因于万寿观雕刻，所以定名为《万寿道藏》。惜经板在靖康变乱中，被金人掳走，遂成为金、元道藏雕印的蓝本。 1.宋代刻书的地区分布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全国各地都有刻书、印书活动。由于各自的地理、自然、人文条件的不同，其繁荣程度也有区别。形成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几个中心地区，所刻书籍也各具特色。北宋初期，四川刻书最为兴盛，这是自唐、五代沿袭下来的。到北宋后期。浙江地区刻书最为精美，南宋时代，福建刻书数量之多居全国首位。因而形成宋代着名的三大刻书中心。 (1)四川地区。自唐代就是印刷事业发达的地方，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仅从宋初政府令四川承担雕刻大藏经这一巨大工程中，足可以看出四川地区具有的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刻版、印刷技术力量。四川刻本也由此更为驰誉全国。南宋之后，四川刻书中心由成都向眉山转移。如前所述，四川转运使井宪孟主持刻印的《宋书》、《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北周书》七部史书，为世间着名的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在他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刻印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经史着作。南宋中叶，眉山有坊刻本《册府元龟》发行，上千卷的巨着，坊间已能够承担刻版印刷，更证明了宋代四川地区民间刻书事业的发达、繁荣。蜀刻本多以监本为依据翻雕、重刻，注重校勘。内容、印刷均为上乘，但是蜀刻本已极少流传下来。 (2)浙江地区。北宋时，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杭州已经为国子监刻了不少书籍，两浙东路和西路的广大地区刻书事业也很兴盛发达。南宋时，杭州成为首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加促进了官、私、坊刻书事业的发展。临安城内棚北大街，众安桥修文坊，太庙前私人书肆林立。由于刻印工匠技术纯熟，纸墨工料多选上等，许多虽系"书棚本"，但仍不失刻印精美的艺术品，出现了陈氏、尹家、郭家、荣家等着名的刻书铺。近人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载，宋代监本有一百八十二种，其中大半为杭州刻印。除临安(杭州)刻书最多、最精之外，浙江其它地区也都刻书。如绍兴、宁波、台州、严州、嘉兴、湖州、温州、衢州、婺州、建德等都有刻书并留传于后世。据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载：杭州府刻版有一百八十二种，而嘉兴、湖州、宁波等地就有刻书三百余种，大部分为宋版书中之佳品。 (3)福建地区。宋代福建的刻书业，主要集中在建阳和福州两地，前者以坊肆刻书着称，后者以寺院刻藏经闻名。书肆刻书主要集中在建阳的麻沙镇和崇化坊。世称建本。宋祝穆《方舆胜览》一书曾说："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通志》提到："建阳、崇安接界处有书坊村，村皆以印书籍为业"。书坊村由刻书而得名，至今仍称书坊乡、书坊镇。坊肆刻书着名的建安余氏一族就世居于此。与其同时或稍后，书坊镇还有熊、陈、郑、叶等数家，在其东北二十里的麻沙镇还有刘氏、蔡氏、虞氏等，也都是从宋代到明代累世从事刻书事业，历经数百年而不衰的刻书世家。 福州是宋代刻印宗教书籍的中心之一，早在北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东禅寺院开始，到南宋初完成的佛教经典《崇宁万寿大藏》，以及开元寺版的《毗卢大藏》，乃至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刻印的道家经典《万寿道藏》，总数近两万多卷的浩大工程能在同一地方完成，足以证明福州地区刻书事业的繁荣与昌盛。 除此以外，福建的其它地方，也有刻书，并留传下来，如建宁知府吴革于咸淳元年(1265年)刻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今藏北京图书馆)。汀州宁化县学刻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的贾昌朝《群经音辨》十卷等。 除以上三大中心地区外，宋代刻书较多的地方还有汴梁、建康、潭州、徽州、吉州、抚州、潮州，以及河南、江苏、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汴梁是北宋的首都，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也是黄河流域的刻书中心之一。仅从前述随政府南迁的荣六郎书籍铺在其所刻《抱朴子内篇》一书牌记介绍的历史情况看，足以证明，北宋京都汴梁刻书业繁盛之一斑。 又如：建康郡斋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刻《花间集》，平江府刻《营造法式》，昆山县斋开禧三年(1807年)刻《昆山杂咏》，安徽歙县魏觉愚淳佑十二年(1252年)刻印《仪礼要义》，贵池刻《山海经传》、广州刻印《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以及零陵郡庠刻《柳柳州外集》等等，都是技术水平较高的宋代地方刻本书籍。 2.宋代刻书风格 印刷术盛行之后，书籍的外在形式，逐渐发生变化，由卷轴制过渡到册页制度。印刷书籍成为由一版一印的印版逐页印刷而成。每一块版面，雕刻一版文字，印到纸张上，成为一页。每个版面，包括有不同的几部分组成，因而各自有自己的名称。如：一块版所占有的面积，称为版面或框郭。版面上印有边栏、界行和版心。版心又称中缝。从版心折叠，成为一个对折页的前后两面，称上、下面，或上、下页。版心分作三栏，各栏之间是用有鱼尾形的标志划分出来的。中栏一般印简略书名、卷数、页数，上栏最初是刻印页数的地方，后来把书名移到此处，也有的刊刻印书家名称，下栏记刻工姓名，以后又多记出版家名称或丛书总名。 (1)宋代刻书的版式。宋代的刻书，逐步形成一定的版式风格，北宋刻本，版面多为双边，版心黑线较细或不印黑线，称白口，字的行间比较宽阔，字体较大。南宋之后，书口黑线由细变粗，黑口比较流行。版框多为单边，或上、下单边、左右双边。书内不固定的部分，常印有刻书人的牌记。宋版书中，在版面左栏(右栏也有时有)往往刻印一小方格，格内略记书的篇名，称书耳或耳子。有的书，把整版面分成上、下两栏，或三栏。每栏内再刻印文字。这种版面分栏的书籍，一般在大众日用书、举子场屋书或通俗文学小说之类的书中，特别常见。 (2)宋代刻书的字体。北宋时期的刻书，多用欧阳询体字，欧体字形略长，瘦劲秀丽，笔画转折轻细有角。后来逐渐流行颜真卿、柳公权体。南宋以后，柳体字日趋增多，柳体比颜体略瘦，笔画挺拔有力，起落顿笔、过笔略细，横轻直重。从不同地区看，浙江刻本多用欧体，四川刻本字体多似颜体，福建刻本多用柳体。 宋版书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渊。元代承袭南宋遗风，字体圆活，后来多用赵孟俯字体，更加柔软秀媚，被称为"元体字"。明代初期沿元朝风气，刻书字体与元代相似，甚至难以区别。明嘉靖年间(1506-1522年)展开复古运动，刻书模仿宋代所用字体，着重采取了整齐方板、棱角峻厉的轮廓，笔画呆滞，渐成机械或图案。明末清初，渐渐形成横轻直重、横细直粗、四角整齐的方块字，被称之为宋体字。但已不是原来宋版书的字体，这种字体在清朝一直被沿用着，到十九世纪现代活字印刷术兴起，又用这种字体铸造铅字。因此，这种字体被固定下来，成为标准的印刷体。现代印刷界把它称为"老宋体"。同时又铸造了以南宋字体为标准的"长宋体"、"聚珍仿宋体"等。到了明代，又逐渐发展出一种依照手写楷体来雕版印刷的"软体字"。也有依照行书或草书甚至篆文来雕版印书的。被称为精刻本书籍。在现代铅字印刷术中也有以楷书为字模的楷体活字，是取自清代精刻的软体字为依据的。由此可见，宋代刻书字体，一直影响到现代书籍的印刷。
(3)宋代刻书的刻工。一部印刷而成的书籍，需经过若干程序才能最后完成。其中，必须经由刻版工人来具体操作，所以刻工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影响着一部印本书的内容和版本质量。 宋代刻书，往往在书中留有刻工的姓名(有繁有简)。刻工姓名大都在刻书版面中缝的下方。刻工一般又包括有写工、刊工、印工、表褙工等不同的任务。写工负责书写原稿后贴于版面；刻工即刻版者，也称刻字匠；印工是负责印刷的工作；表褙即是装帧书籍的，又叫做装潢匠。有的集写、刻、印等工序由一人完成。也有的是分工各行其职，通力合作。书内留有刻工姓名除表示一定的责任之外，可能在当时仅为统计工作量而领取报酬的依据，并无其它意义，但是由于一个刻工的工作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因此，却为后人考查一部书籍刻印地区或刻印时间提供了线索。如： 南宋时期，临安府于绍兴九年(1139年)刻印了宋姚铳辑《文粹》。刻书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陈然、牛实、沈绍、朱礼、何金、胡杏、弓成、王允成、王成等人。绍兴间一部刻本白居易撰《白氏文集》，书中不提刻印地点，版心下方有刻工姓名：贾琚、张通、牛实、李彦、金升、乙成、李恂等人，已知其中牛实参加过《文粹》一书的雕刻，因此可推断本书的刻印地点是浙江杭州地区。又如宋刻本裴松之撰《三国志注》。版心下留有刻工姓名乙成、李通、牛实、贾琚、屠友、张通、蒋湮、牛宥、杨瑾、李恂、牛智等人。其中牛实、乙成、贾琚、李恂都参加了《白氏文集》的刻印，所以《三国志注》也应当是刻于杭州地区。因之，这些人多是南宋地区的一批刻书良工。据张秀民先生《宋元的印工及装褙工》一文：宋代刻工可考者约有3千余人。他们对保存、传播古代图书文化做了重要贡献。 又据每个刻工工作的年限，为我们考查一部书的刻印时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如：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 又如：宋刻本《经典释文》，前人因其卷后有干德三年(965年)、开宝二年(969年)校勘官衔名，曾定为北宋监本。但书内刻工有包正、徐藏，徐升、孙勉等人，他们也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年)杭州刻本《广韵》的刻工。同时，还分别参加过绍兴期间所刻的《乐府诗集》、《经典释文》等书的刊刻。因此可以判定《经典释文》为南宋绍兴间的刻本，而不是北宋监本。 宋代其它地区的刻工有：四川王公、彭云、方叔刻《许氏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眉山张福孙、文望之、史丙刻《新刊增广百家注唐柳文集》。建宁地区刻工蔡庆、邓生、吴清刻《陶靖节先生诗注》，吴文、邓生、阮生刻《张子语录》。吉安地区刻工蔡才、熊海、余彦、蔡申、蔡章等刻《放翁先生剑南诗稿》。池州地区刻工潘晖、李卞、蒋正、王享等刻《昌黎先生集考异》。抚州刻工高安道、高文显、周昂、余安刻《谢幼盘文集》，高志广、蔡侃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等等。 (4)宋代刻书的牌记。宋代刻书的牌记，也称木记、墨围、书牌。宋代刻本，刻书者往往把刻书家的姓名、堂号、或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事项刻于书中。但是并没有固定的模式，也无固定的部位。书内记述之事，可多可少，可详、可略，地方常常在一书的序言、目录之后，或正文卷中、卷末。宋代刻书留用牌记的风气，在后世的刻书中也被承传下来。 牌记的形式，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一般只以四周刻一长方形边框，在框内简单地题录有关文字。宋代以后，牌记形式有所发展、变化，有的进行艺术加工。如刻成钟鼎式、碑式、爵式，或荷花莲花龛式。 宋代刻本的牌记大略有以下几种类型： １反映刻书人、刻书地点、时间的。如：临安书坊陈起所刻《周贺诗集》，卷末牌记有"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字一行。福建蔡琪刻本《汉书集注》牌记为："建安蔡纯父刻梓于家塾"(图7-17A)双行文字。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卷一后有"世彩廖氏刻梓家塾"两行篆书牌记，用亚字形框边。又如蔡梦弼刻《史记集解索引》，三皇本纪末刻："建溪蔡梦弼傅卿亲校刻梓于东塾时岁干通七月(年)春王正上日书"双行牌记。 ２说明版本来源，镌刻底本依据，刻书质量。如：临安府荣六郎刻《抱朴子内篇》卷二十之后，所刻牌记最为典型。 又如：绍熙二年建安余氏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卷末刻："公羊公梁二书，书肆苦无善本，谨以家藏监本及浙江诸处官本参校，颇加厘正，惟是陆氏释音字或与正文字不同，如此序酿嘲陆氏酿作让隐，元年嫡子作适旧，舍作啥，召公作邵桓四年……若此者众，皆不敢以臆见更定，姑两存之，以俟知者。绍熙辛亥季冬朔日，建安余仁仲敬书"。 再如：浙江王叔边刻《后汉书注》，牌记为："本家今将前后汉书精加校正，并写作大字，锓板刊行，的无差错，收书莫杰，伏望炳察，钱塘王叔边谨咨"(图7-17B)。 ３反映版权所有：随着印书事业的深入发展，南宋后，各地营业性书坊普遍建立，书籍印刷商业化竞争现象日渐突出，出版者保护权利的问题已经萌芽。 如：宋刻本《东都事略》，目录后有牌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版"(图7-17C)。
４反映刻书所用成本、工价。如：嘉泰二年(1202年)绍兴刻本《会稽志》，牌记题："绍兴府今刊会稽志一部三十卷。用印书纸八百幅，古经纸一十幅，副页纸一十幅，背古经纸平表十一幅，工墨钱八百文，每册装背口口文，右具如前，嘉泰二年俞分、俞澄、王思忠具"。又如：淳熙三年(1176年)刻本《大易粹言》牌记："一部二十四，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幅共耗一千三百张，装背绕青纸二十张，背青白纸三十张。俊墨糊药印背匠工等钱，共一贯三百文足，赁版钱一贯二百文足，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钱八贯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杭州隆儒学教授李清孙校勘无差"。 (5)宋代刻书的纸张。由于书籍印刷大量增多，促进了造纸事业飞速发展。宋代以后，浙江一带的临安、湖州、衢州仍然是产藤纸的主要地区。长江流域，用竹造纸有了新的发展。福建建阳地方是刻书中心，闽北造纸业特别发达，建阳的麻沙镇所产纸张称麻沙纸，色泽稍黄，厚簿韧性与麻纸类似，宋代闽刻中的麻沙本多用这种纸张。 浙江和四川地区，刻印书籍多用麻纸和树皮纸。如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昌黎先生集》，用桑皮纸印刷。吉州刻本《文苑英华》用楮皮纸。 王世贞在其所藏《汉书》中说："余生平所购《周易》、《礼记》、《毛诗》、《左传》、《史记》、《三国志》、《唐书》之类，过三千余卷，皆宋本精绝，最后班范"二汉书"，尤为诸本之冠。桑皮纸白洁如玉，四旁宽广"。 宋代刻书还采用椒纸印刷。如前所述，左司廊局内曹掌典秦玉桢奏闻奉敕以枣木椒纸雕印该局已有藏书。椒纸是用花椒水浸染过的一种加工纸，用其印书，可以防虫蛀，以利书籍长期保存。 宋代雕版印刷发展很快，对纸张的需求也随之逐渐增长，供不应求。为了节约用纸，刻书往往用已印过书的纸之背面，再来印刷。用纸背印书，多见于公文纸背面，这种书称公文纸本或牍背纸本。如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在其《士礼居藏书题跋续编》中，对一部宋刻本《芦川词》所写跋文："宋本每页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粮档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下注秀才进士官户等字，又有县丞提举乡司等字，户籍官衔可考见"。又据孙毓修《中国雕版源流考》引明人所记："余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版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者。如《治平类篇》一部四十卷。皆元符二年，及崇宁五年。公私文牍笺启之故纸也。其纸极厚。背面光泽如一。故可两用。若今之纸。不能称也。" 宋人也有用自制纸印书的。如清干隆时，谕钟音察访建安余氏后裔，奏称其祖印书纸皆自造，在纸上印勤有堂字样。由此可知宋刻书有的用自制纸印刷。 (6)宋代刻书的避讳。避讳也称笔讳。是一种历史现象，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圣贤或尊长的名字，避免直写说出或写出，以示尊敬。称避讳或笔讳。它起源很早，秦汉之后，随着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确立和发展，避讳作为一种制度也越来越完备和严格，避讳一般有一些规定，主要有如： 嫌名不避。所谓嫌名，指字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可以不避。 二字不偏讳，如讳有二字，其中单涉一字，不算犯讳，可不避。 已祧不讳。古代祭组一般除始祖外，只祭近祖。皇帝一般祭七祖或九祖，超过七世或九世的祖先，另设庙堂，称为祧。故凡已祧之祖，可以不避。 避讳的方法，各朝代也不尽相同，通常采用的是： 改字：凡遇帝王或所尊者之名，回避之以其它字来代替，如秦始皇名嬴政，讳"正"字，遇"正"改用"端"。有时遇到帝王名字，不直书，常用"今上御名"、"圣上御名"来代替。 缺笔：将与帝王或尊者名字相同之字，少写一笔。最常见的是缺末笔，也有缺中间笔画的。 空字：对于应避讳的字，空缺不书，或圈以墨围。 此外，也有采用其它方法的，如因避讳改音、改名、改官名等等。 宋代避讳规定最严，不仅要避当代皇帝讳，七世以上君王或先人名字都要避讳。如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不但玄朗二字要避，与此二字同音也要避。甚至有些特殊的字，也需避。如不得采用龙、天、君、帝、圣、皇等字为名。南宋高宗赵构，官方颁定的避讳之字，竟多达五十余个。 宋代的刻书、印书，无论官、私，都要遵照避讳的规定。 如：两浙西路转运司刻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一百卷，书中桓字讳作"渊圣御名"，构字避作"今上御名"。抚州公使库刻汉郑玄《礼记注》二十卷，讳字缺笔至孝宗"慎"字。 建安黄善夫刻《史记索隐正义》一百三十卷。刘元起刻《汉书注》一百二十卷。书内避讳缺笔至"敦"字(宋光宗名)，蔡琪刻《汉书集注》缺笔至"慎"字(孝宗名)。 坊间刻书，如临安府尹家书籍铺刻《续幽怪录》四卷，书名原为《续玄怪录》，因避宋帝始祖玄朗，故改玄为幽，书内文字缺笔到"廓"字(宋宁宗名赵扩，同音字"廓"也需避讳缺笔。 宋代刻书中也有避家讳的，如：陆子??刻其父陆游《谓南文集》五十卷。游字则缺末笔以示尊敬。 3.宋代书籍装帧 印刷术的普遍应用，不仅促进了图书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书籍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最初出现的印刷书籍，仍然是沿袭着卷轴的形式。唐末出现的经折装和旋风装，也被印刷者采用了。后世许多印刷的佛经，大都是用经折装装帧。但是经折装的折缝很容易断裂。断裂后就成为散页了，其面积恰好相当于一个版面。因此，五代至北宋之间出现了一版一页，以散页装帧成册的书籍，并逐渐形成制度，即册页制度。宋代的印刷图书，已经采用册页装帧。其最初的形式是蝴蝶装。即以书页反折(印有文字的纸面相对折叠)。折叠之后的各张单页，逐张按顺序将中缝粘到一张裹背纸上。每翻开一页，呈现在人眼前的是一张完整的印刷页。板框内印字部在书页的正中，板框四周是没有印字的空白纸。其形状很像是张开翅膀的蝴蝶，所以称为蝴蝶装或蝶装。北宋时的书籍多采用这种装帧。正如《明史·艺文志》记：宋版书的蝶装形式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向外，虫鼠不能损。蝴蝶装的外封面一般采用硬质纸张。因此，在书架上可以直立。北宋印刷书，在排架时，都是以书口向下，书背向上，书根向外，直立排列的。与现代图书的排架形式相仿。不同的是，现代图书书根向下，书背向外。 蝴蝶装的形式虽然美观，但翻阅时很不方便。当看完第一页后，需要连翻两次，才出现第二页的文字。阅读效果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于是有人将书页正折，(有字的纸面，反折向外)。然后，每页仍逐次粘到一张裹背纸上。仍以硬质纸张作为外封面。这种形式被称为包背装。这样一改革，阅读起来就方便多了。南宋时的书籍，多采用包背装帧了。但是若将包背装的书籍，仍按照蝴蝶装的排架方法，即将折页后的书口还是向下，就很容易被磨损坏致使书页断裂，于是，再进行改革，将书不直立排架，而改为平放。既然书籍平摆于书架之上，也就不必再选用硬质纸张作封面了。因此，出现了软封面的书。 4.政府对民间刻书的管制 随着印刷术的日益发达，书肆兴起，宋代刻书事业越来越兴旺，书籍的流通传播也越来越广泛、深入。此时，政府开始对民间刻书实行管理和限制。最初，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发布"禁止擅刻"条令。之后，政府设立禁书机构。颁布审查书籍程序，刻印管理办法，以及对违犯者惩处等系统的管理原则规定，并形成严格制度。 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由礼部拟定对刻书的管理原则，制定具体管理条例："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它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版，后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仗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 从政府禁印书籍的内容中，不难看出，严加管制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内政有密切的关系。 据《宋会要辑稿》中辑录的宋代各个时期政府对禁书的命令，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凡涉及边防、军事、国家机密、时政的图书、文字，严加禁印、流传。 １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中书门下言，北戎和好已来，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摧场商旅往来，因兹将带皇朝臣僚着撰文集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深不便稳，诏令后如合有雕印文集仰于逐处投纳附递，闻奏候差官看详，别无妨碍许令开版，方得雕印，如敢违犯必行朝典，仍候断遣讫收索印板，随处当官毁弃。" ２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访闻在京无图之辈及书肆之家，多将诸色人所讲边机文字，镂版印卖，流布于外，委开封府密切根捉，许人陈告，勘鞠奏闻。" ３神宗熙宁二年(1070年)："监察史里行张戬言，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乞下开封府严行根捉，造意雕卖之人行遣"。 ４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访闻虏中多收藏本朝见行印卖文集、书册之类，其间不无夹带论议边防、兵机夷狄之事，深属未便，其雕印书铺，昨降指挥，令所属看验，无违碍然后印行，可检举行下，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例颁降，其沿边州军仍严行禁止，凡赎卖、藏匿、出界者，并照铜钱出界法罪赏施行"。 这类禁令从北宋到南宋从未终止过，南宋光宗、宁宗等朝仍不断颁布。宋代自建国至灭亡，始终与北方少数民族处于紧张、对立、时战、时和的状态。时刻防犯契丹、西夏、金、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侵扰。对于所谓有碍国家边机、军事，议论朝政的文字、书籍禁印，禁卖，施加惩处等手段。实际上这正是宋代统治者既想统一中原，又昏庸腐败，无力抗雄，矛盾、恐慌心态的一种表露。 (2)违背儒学经义，宣传"异端"的书籍，严加禁印、流通。 １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下诏谈非之书及属辞浮糜者，皆严谴之。已镂版文集，令转运择官看详，可者录奏"。 ２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臣僚上言："驸马都尉柴宗庆印行登庸集中词语僭越，乞毁印版，免致流传，诏付两制看详，闻奏翰林学士章得象等看详，《登庸集》词语体制不合规宜，不得摹版传布，诏宗庆悉收众本，不得流传"。 ３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苏??上言：诸子百家之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版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云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传为学者，或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 ４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批准国子监上言："已降指挥，凡谕士子，专以语孟为师，以六经子史为习，毋得传语录，以滋盗名欺世之伪，所有进卷侍遇集，并近时妄传语录之类，并行毁版。其未尽伪书，并令国子监搜寻各件，具数闻奏，今搜寻到七先生《奥论发枢百镂真隐》、李元纲《文字》、刘子??《十论》、潘浩然《子性理书》、江民表《心性说》合行毁劈，乞许本监下诸州提举司，将上件内书版当官毁劈"。 ５宁宗庆元四年(1198年)批准臣僚上言："乞将建宁府及诸州应有书肆去处，辄将曲学小儒撰到时文，改换名色，真伪相杂，不经国子监看详及破碎编类有误传习者，并日下毁版，仍具数申尚书省及礼部，其已印卖者，悉不得私卖，如有违犯，科罪惟均"。 宋代统治者崇尚儒学，皇帝亲作《崇儒术论》刊石国学。从太祖时期即诏诸州府置司寇参年，以进士、明经者担任，并诏诗、书、易三经学究，以三经、三传资叙入官。儒家经典着作一直是士子读书做官之利禄之路，也是政府治理内政所遵循的道德思想准则。凡违背经义宣传"异端"之文字、图籍，绝对严禁刻印、流传，到宋代后期，外忧内患加重，国力衰微，这类禁令越加频繁颁布，一方面说明统治阶级笃信儒家学说的诚心，力图以此挽救时局，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思想的混乱，国家已越来越难于禁锢和控制了。 (3)凡不附合正统释、道教义，利用"邪说"，制造舆论鼓动人民推翻宋王朝政权的书籍，严加禁止刻印、流传。 １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中书省尚书省勘会：近据廉州张寿之缴到无图之辈撰造《佛说末劫经》言涉讹妄，意要惑众，虽已降指挥，今湖南北路提点刑狱司，根究印撰之人，取勘具案闻奏。其民间所收本，限十日赴所在州县镇寨缴纳焚讫，所在具数申尚书省，窃虑上件文字亦有散在诸路州军，使良民乱行传诵，深为未便。诏令刑部实封下开封府界及诸路州军，仔细告谕民间，如有上件文字，并仰依前项朝旨焚毁，迄具申尚书省"。 ２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开封府奏太学生张伯奋状奏乞立法禁止《太平纯正典丽集》，其间甚有作伪，可速行禁止，仍追取印版缴纳，诏已卖在诸处者许限一月缴纳所在官司缴尚书省，如违仗一百，赏钱五十贯许人告"。 ３同年八月诏"河北州县传习妖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大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有印版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 这类禁令的颁布，主要集中在北宋后期，社会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斗争，从根本上动摇着宋王朝的统治。所以，对于那些利用宗教，制造舆论，鼓动民心，推翻宋代政权的"非入佛藏的宗教书"，要严加禁印、流通。 除对上述三方面的书籍禁印管制之外，由于统治阶级为了排斥异已，出于党同伐异的需要，宋代政府还曾禁印、毁版苏轼、司马光、王安石等人的着作。 总之，宋代禁书的命令既多，又严。然而，禁网虽密，收效甚微。只靠禁刻、禁印，是不能挽救宋王朝灭亡的命运的。那些指名禁印的书籍，不但当时并未绝迹，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如《东都事略》、《国朝诸臣奏议》、《方舆胜览》、《宣和遗事》、《东坡先生集》、《临川先生文集》等，都是在禁令之中刊刻流传下来的。这是因为图书是人民需要的精神食粮，人民真正需要和欢迎的东西是靠行政手段禁绝不了的。另外，宋代时局多变，对图书的管制也时紧时松，在印刷术发达的条件下，发行广泛的书籍是很难禁绝的。 1.中国古代三大刻书系统，自宋代形成并日臻完善 印刷术最初由民间产生，经过五代时政府开始采纳，进入官府。随之私家刻书逐渐增多，从刻书目录看，三方面的刻书并不完全相同。坊间刻书，主要为了营利售卖；官方刻书为给全国提供统一标准的经典着作读本；私家刻书多为自己读书、藏书之需要。从印书内容和品种来看，也各自有所侧重。坊间刻印民间大众喜闻乐见、生活常用、举子应试读物等书籍为多。官方以正经、正史为主，是全国刻印书籍的指导中心。私人刻书则以自家着作、先人撰述及名贤文集为多。三个体系刻书，互相补充，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形成了全国的图书出版网络。宋代之后，元、明、清历代王朝都沿袭着这三大刻书系统继续发展前进，直至封建制度的结束。 2.宋代刻书，被世人认为珍本，是后代刻书的楷模 宋版书受到重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其一，许多着作，在今天来说，只有宋刻最接近原本。这对保存文化遗产，进行学术研究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由于许多着作自宋代才有了第一次印刷的版本，宋代标志着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历经近千年的变迁，保存到今天的宋版书，已经很少，更是十分值得珍贵的。 其二是宋代刻书，在字体书写，内容文字校勘，上版雕刻，印刷装帧各方面都非常认真，错误较少。所以宋版书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很高的。从艺术角度来看，宋版书体现了高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深受人们的喜爱和珍视，成为后世人刻书、印书所效仿和尊崇的模范。 3.宋代雕版印刷的发展，促进了活字印刷术的发明 由于宋代社会普遍地刻书、印书，印刷术得到充分的利用，技术不断地发展，无论对选材、制版、书写、镌刻等各项工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写书、刻版、印刷的能工巧匠。 雕版印刷比起依靠手写不知节省多少人力和时间，对于书籍的生产和知识的传布，确实是一次伟大的革命。但是在雕版印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了它的局限和不足，如雕版印书一页一版，发生错漏不易更改，刻印大部头的着作，耗费材料，并且大批版片的储存需占用较多的空间。版片时间过长，容易生虫、断裂，拿来再去印刷，影响书籍的质量和阅读效果，于是宋代又发明了活字印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升创造了用胶泥制成活字，采用泥活字印书的活字印刷术。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一书中记载了这项伟大的发明。 4.宋代刻书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宋代政府不仅在本国大量刻书，发展了中国的图书文化事业，还多次把刻印的书籍赠送给邻邦友好国家。宋代刻印的第一部大藏经《开宝藏》就曾赠送给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北方的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政权。在《开宝藏》刚刚刻印完成时，雍熙元年(984年)日僧大周然及其徒生入朝，求印本大藏经，受到太宗的召见，并予赐送。端拱元年(988年)高丽国王遣僧来觐，请求《大藏经》，政府也予赐赠。淳化二年(991年)又遣使求印佛经，朝廷又以藏经及御制《秘藏论》、《逍遥咏》、《莲华心论》一同赠送。为此，高丽国王于淳化四年(993年)特派使臣前来进贡，并表示对赐赠藏经和御制表示感谢，同时，又向宋朝政府请要"版本九经书"、"以敦儒教"。朝廷赐赠九经印本，同时还赠送了历日、医书、阴阳地理等大量的中国图籍。越南于真宗时也请求《九经》、《大藏经》。 宋代刻书，被世界许多国家所珍视。认为"校订严密、误谬极少，笔划不苟，纸质精良，用墨纯秀，印刷鲜明。"这些国家带走了中国的雕版印刷书籍，同时也带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在本国继续翻刻、翻印中国书籍，学习掌握了印刷术，从而发展起本国的印刷事业。 在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近四百年之后，德国谷腾堡创制出用铅、锑、锡三种金属合理配制的铅活字，并采用机械印刷。从此印刷术进入初步的机械化时期，不可否认，它是受到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和启迪而产生的结果。 请按右下脚下一页图表，参阅本章以下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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