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时期的社会环境及印刷术发展概况

（后两节，共四节）

接本章前两节：

• 第一节　社会文化环境的促进和制约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印刷术的发展脉络

第三节　古代印刷物证的新发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与印刷有关的古代文物时有发现，为中国印刷历史的研究增添了许多有力的物证。譬如：1986、1990年分别于甘肃天水放马滩汉代墓葬群、敦煌甜水井汉悬泉邮驿遗址出土西汉古纸数种；1974年西安出土唐代早期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1990年湖北英山县出土毕升墓碑；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西夏文《吉祥遍至□和本续》等。以上四例，除西汉纸出土一例外，其余三例余均直接参加了考察、论证与鉴定。其中，余曾二赴英山(彩图6-2)，并参加了1995年12月26至28日在英山召开的、有国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和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参加的"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

彩图6-2

参加了1996年文化部主持召开的"西夏文佛经《本续》是木活字版印本研究项目鉴定会"和1996年12月26日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持召开的对"陕西省出土唐代早期印刷品及有关文物的复鉴会议"。仅就上述直接参加论证与鉴定、掌握第一手资料和于印刷史研究颇为重要的三项，简要、如实记述如下：

一、唐初印刷品佛教经咒的出土和鉴定

图6-3　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梵文陀罗尼经咒

1996年11月20日，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对1974-1990年间在西安出土的五件陀罗尼经咒印本及伴随出土的铜镜、铜臂钏等文物进行了省级鉴定。其中年代最早的印本陀罗尼经咒，是1974年在西安柴油机械厂基建工地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这件陀罗尼经咒，长27厘米，宽26厘米，质地为麻纸；印本表面文图布局为三部分，正中是一长六厘米、宽七厘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方有竖行墨书"吴德□福"四字(框位缺字似应为"冥"字)；方框外环四周是梵文经咒印文、印文四边围以三重双线边框，其间布满莲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图案(图6-3)。根据印本质地、文字和图案的风格特点，以及同墓出土的随葬品铜镜和盛装经咒的铜臂钏均系唐初或隋朝制品，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其为唐初印刷品。尽管对此件经咒的刻印时间还有不同意见，但综合经咒本身的特徵和随葬物的年代，此件为唐早期印品的鉴定意见是可信的。另外四件经咒的印刷年代，各鉴定委员虽看法不同，但其均系唐代印品这一点认识是一致的。无疑，唐代五件陀罗尼经咒印本的出土，是近二十多年来有关印刷文物的重大发现，对印刷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毕升墓碑的出土和认定

1990年秋，湖北省英山县草盘地镇五桂墩村睡狮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图6-4)，墓碑中间竖刻阳文大字两行，为：

图6-4　毕升画像和英山出土的毕升墓碑拓片

毕升墓碑出土后，引起湖北省各级政府和文物考古等各界的普遍关注，
并组织各有关专家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几年的勘察，又在附近发现了毕升之孙毕文忠墓和另一毕氏墓毕卅八墓以及与毕氏墓有关的多种文物。考古专家鉴定这几处墓葬皆为宋代墓，并在此基础上，于1993年10月14-16日在英山召开了有六位湖北省省级考古专家参加的"毕升研讨会"。专家们再次到墓地作实地考察，并对毕升墓碑作出正式鉴定："根据毕升墓碑的形制、花纹及碑文内容考证，确定此碑是北宋皇佑四年(1052年)所立，墓主即我国北宋时期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此后，1994年5月5日，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认定小组又根据该碑的形制、花纹和碑文内容，将其认定为国家一级馆藏文物。然而鉴定此碑，关系重大，国内外史学界也颇为关注，加之，部分学者对此碑之确认尚持怀疑态度。有鉴于此，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经新闻出版署批准，又于1995年12月26日至28日，由中国印刷技术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印刷博物馆、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英山县人民政府等六个单位联合召开了"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和新闻出版署原副署长刘杲以及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亲赴草盘地一带对毕升、毕文忠墓地作实地考察(图6-5)，并于仔细察看毕升墓碑及相关文物和反覆论证之后，对英山墓碑作出了"初步认定湖北英山发现的毕升碑是北宋活字印刷术发明家毕升的墓碑"的认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老先生还赋诗四首，以志纪念。诗云：

名姓昭昭见梦溪，　千年行迹至今迷；

英山考古有新获，　识得淮南老布衣。

神主毕升伴妙音，　模糊岁月尚堪寻；

半边皇字尚留白，　一字分明值万金。

一颗摩尼不染尘，　双圆日月字轻分；

皇权年号同仇忾，　斧凿还应是义民。

一石广招万口传，　披荆斩棘共跻攀；

读碑我慕杨观海，　雕字分明是宋刊。

湖北英山发现的毕升墓碑，历经五年之久的勘察与考证，其间又经过省级考古专家、国家文物局馆藏文物认定小组和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老先生亲自参加的"英山毕升墓碑研讨会"的三次认定，应该说，此碑确系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之墓碑，英山是毕升故里是可信的。这是中国印刷史乃至文化史的一次重大发现。这次发现所提供的线索和依据，为活字印刷发明家毕升生平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图6-5　与会代表在睡狮山麓对毕升墓地作实地考查

三、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印本的发现和鉴定

1991年9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发现了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以下简称《本续》)九册，约十万字。皆为蝴蝶装本。据宁夏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牛达生研究考证，认为此经卷为十二世纪下半纪的西夏中后期遗物，系木活字印本。

1996年11月6日，由文化部科技司主持召开了"西夏文佛经《本续》是木活字版印本研究项目鉴定会"。与会鉴定委员认真听取了牛达生研究员的研究汇报，仔细考察和研究了《本续》原件和有关论文资料，并就牛达生的研究成果展开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

西夏文佛经《本续》，版框栏线接角处缺口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衔接，墨色浓淡不匀，印背透墨深浅不同，同一面出现的同一字的笔锋、形态不一，栏线及版心行线漏排、省排，经名简称和页码用字混乱、错排、漏排，以及页码数字倒置等现象，具有典型的活字本特徵。《本续》为活字版印本无疑。
根据《本续》活字笔画流畅，边缘整齐，少有断笔、缺笔现象和印品精良，以及字行间出现的竹片(或木片)隔行痕迹(行间出现的长短不一的线条)，可以断定它是木活字版印本。

经过热烈、认真的讨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和本续》为西夏中晚期(公元1180年以前)的木活字印本。其中，时间判断的依据是该佛塔出土文物中标有纪年者没有晚于1180年者。

西夏文木活字本实物的出土，对中国印刷史、尤其是活字印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节　古代的织物印刷

织物印刷的历史悠久，只是因为行业的分离，历来印刷史学研究均不涉足。其实在织物上印花和在纸张上印字，都用印刷工艺来实现，只不过两种承印物不同罢了。在中国通常印刷业叫印刷，印染业叫印花，但在英文的史书◆两个行业都叫印刷(Printing)。两个行业在表述不同的印刷方式时用词也一样，如铜版印刷(copper plate printing)、轮转印刷(rotary printing)、网版印刷(screen printing)等。只是在表述行业特徵时冠以承印物的名称，如织物印刷(textiles Printing)。在英国，产业革命之前的中世纪盛行行会，但公元1500年之前没有独立的印染业者行会，1500年之后通常是印书者和织物印刷者统一记载。(英)Stuart Robinson: A History of printed Textile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1969.P2～27 P42～43.这说明工业较发达的社会比较注重生产技术上的统一性，同一技术出现两个相互隔绝的行业是社会生产力落后的一种现象。就本质而论，行业的划分不可能完全地把技术割裂开。事实上，自古至今，以织物为承印物的织物印花，一直采用印刷术。其中孔版漏印为当今应用甚广的网版印刷的前身，雕刻凸版一直广泛用于织物印刷中。

一、雕刻版织物印刷

织物印花用的雕刻版有两种，即镂空版和凸纹版，两者统称为型版。

镂空雕刻版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500年左右)就有了。刘诗中等：《文物》，1980，11期，P29据1978年江西考古工作者对贵溪县渔塘乡仙岩一带春秋战国时崖墓的调查，在发掘出的200余种文物中，发现了印有银白色花纹的深棕色苎麻布，同时出土了两块薄薄的、断面为楔形的刮浆板，有力地证明了当时镂刻型版印刷术的存在，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镂空雕刻版印刷。秦汉时期镂空型版印刷技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称之为"夹缬"的织物印花工艺。夹缬是一种直接印刷法，将待印的织物挂起来，两块镂刻成相同花纹的型版夹住织物从两面相对施印(参见图5-4)。宋朝高承在"事物纪原"中写道"夹缬秦汉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宋)高承：《事物纪原》，卷十，夹缬条引工仪实录。见丛书集成，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212册。说明这种印刷的织物经秦汉时首创之后，到了南北朝时代已经普及，连普通老百姓也都穿这种印花布了。

隋唐时期，织物印花业非常兴盛，镂空型版是当时印花的重要工具。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曾命令工匠印制"五彩夹缬花罗裙，以赐宫人及百僚母妻"，说明当时已发展了彩色夹缬工艺技术。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合罗排勘缬"的诗句，(唐)白居易："裴常待以题蔷薇架十八◆以和之"全唐诗第14册，卷454，中华书局。是对当时夹缬印花场景的生动描写。两页印版相对叠合，把织物夹在中间进行印刷，并移动印版换个排下去，版版衔接，印出美丽的彩色花纹。从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印花织物来看，图案十分精细，例如有互相套合的小圆圈，其内外圈有一线相连，这种图形的镂空版制作很困难，说明当时的制版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宋、元、明、清各代镂空型版印花依然发展，宋代曾一度为朝廷垄断，作为百官和军队的服饰专用印花，宋真宗咸平年间禁止民间穿带印花的衣服，不许贩卖镂刻型版。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但南宋解禁后，民间又流行起来，而且长久不衰。

型版可直接在织物上印花，也可以用于防染印花和拔染印花。防染是先在织物上用防染剂印花，然后染色，印了防染剂的地方不着色。拔染是先染色，然后用拔染剂印花，拔染剂可将原来的颜色破坏掉。明清期间极为盛行的"刮印法"，实际上就是用防染印花的方法印制蓝印花布。用涂过柿漆的油纸雕刻镂空型版，用豆粉和石灰作防染剂，印出的花布优美粗犷，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清代城镇和农村出现从事刻版的专业作坊，产生了专事刻版的民间艺人，清末就有着名的雕版艺人李光星，他出售的雕刻印版远销邻近各省。当时也有挑着担子走街串巷进行流动印花作业者。吴淑生：《中国染织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8页。

凸纹雕刻型版一般用木板雕刻，以色浆在织物上印花，其制版过程并不比镂空刻版复杂，因此，中国的凸纹雕版印花技术的存在也必然历史悠久。"夹缬秦汉始有"，凸纹雕版印花的出现当不会迟于汉代。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印花织物中的"银色印花纱"和"印花敷彩纱"，应是凸纹雕版和手绘结合的制品。因为夹缬须将织物挂起来刮印，对轻薄的纱织品是难以套印的。而且图案中空心圆圈的中空部分无连线，说明也非一般的镂刻版所印，只能是用凸纹刻版。

据日本史学家考证，中国古代的凸纹版和镂空版印花技术，曾于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先后流传至日本。(日)内田星美：《日本纺织技术的历史》地人书馆，1960年版第31页。
随唐时期印花织物种类繁多，凸纹版和镂空版都是当时织物印花的重要技术，两种型版在版材、雕刻技法和印刷方法上各有特点，均广泛流传于民间，在漫长的手工生产的封建社会◆，一直流传下来。着名的清代彩印花，就是用的木刻凸纹版，称之为刷印法，以河南及河北高阳所产最有名。《中国工艺美术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少数民族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印制品促进了型版印刷方式的发展，其中清代的新疆维吾尔族创制的木戳和木滚就是很好的例证。木戳面积小，适于掌握局部的或小幅面的印刷效果；木滚在刻制时可以使花形循环排列，为大幅面印刷创造了条件。陈维稷等：《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清末民初，机器印花的设备和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并逐渐发展，型版印花业因此渐趋萎缩。但型版印刷工艺比较简单，百姓易于掌握，而且印制的花纹清晰质朴，至今在中国边远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仍然有人使用。

二、网版印刷

网版印刷的诞生，一般从网丝状物加固的镂空型版算起。这种型版被视为网版印刷的原型。从吐鲁番出土的唐代白地印花罗来看，花纹均为圆点和鸡冠形组成的花团，凡印刷清晰者，其圆圈均不闭合，这是镂空型版印花的特有现象。特别是这些小圆圈的直径不过三毫米，圈内的圆点仅一毫米左右，一般镂空型版难以达到这样的精度，可能对型版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武敏先生在其"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缬"一文武敏："唐代的夹版印花──夹缬"，《文物》，1979，8期，第48页。中对这种印花版的制做和施印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认真地考证和合理的推论，其要点大体是：

１根据夹缬型版可以两面刮浆施印的原理和织物标本匹头的皱折痕◆判断，当时的印刷操作是夹版夹着悬吊的织物，印一次移动一次，实行跳版印花跳版印与连版印对应，前者先印1、3、5……版，再印2、4、6……版，后者按1、2、3、4……依次接连印刷。

２因为是悬吊起来印，如若印版和织物都是软的，刮浆难以进行；如若用木板镂空，因木版太厚，不可能印出如此纤细的花纹。故判断印版是用纸板镂刻，并采用筛罗之类的丝罗织物加以坚固。可能起初是两片同样花纹的镂空纸版分别贴在两块大小相等、紧绷于木框的筛罗上。考虑到当时生漆和桐油已经广泛应用，后来很可能直接把纹样用生漆描绘到筛罗上，不妨称之为筛罗印花版；已经出土的唐代连续纹样标本也支持直接描绘制筛罗版的推论，因为镂刻的型版所印纹样标本应是不连续的。

３认为白居易的"合罗排勘缬"诗句中的"罗"指的是筛罗印花版。"合罗"就是两次筛罗版相对夹合，把织物夹在中间。

４唐代筛罗印花版未能流传后世的原因：夹缬悬吊印花，易在两块印刷接版处出现V字形空白，所印图案边缘易呈孤形。为克服这些缺点，逐渐放弃了夹缬方式，改为平台施印。又由于用平台不易进行跳版印，只好舍弃花版的边框，以便进行连版印。不用边框筛罗就无所依附，所以只能继续沿用镂空型版。

综上所述，说明中国唐代(618～907年)就出现了网版印刷的原型，但这毕竟是推论，正如武敏先生所说：“这个推断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有待今后发现的历史资料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