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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雏形中的印刷术 历史上任何工艺技术─尤其是象“印刷术”这样重大工艺技术的发明，都有着从设想、萌芽，到雏形、完善的发展过程。其中，设想和萌芽，属于准备阶段；雏形和完善，则处在发明时期。有如一只小鸡，由于人们需要它，才取鸡蛋来进行孵化。孵化中，鸡蛋作为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在人们提供的温度及技术条件下，慢慢地由蛋变成鸡，并从蛋壳中破壳而出，欢蹦乱跳地开始了它出世以后的成长过程。这欢蹦乱跳着的，我们叫它小鸡；那形体已具、即将破壳而出的雏鸡不也是小鸡吗? 印刷术的发明与此颇为相似。隋唐时期出现的雕版印书，犹如那只欢蹦乱跳着的小鸡；而早于雕版印书出现的“拓印术”、“织物印花”，尽管以往印刷史学界尚未将其看作是印刷术，但它确似那只有血有肉、雏形已具、即将破壳而出的雏鸡，具备了印刷术定义中的全部要素，实质上它已是名副其实的印刷术了。为区别于隋唐时期用于书籍印刷的更为完善了的印刷术，我们把它视作雏形中的印刷术，当是毫无疑义的。 织物有广义、狭义二解。广义的织物是机织物、针织物、编织物的总称；狭义的织物则专指机织物。机织物既是自古以来人们应用最广的织物，也是与印刷有关的、作为印刷术的承印物的织物。 机织物由两组纱线、即经线和纬线纵横交织而成，使用的机器或工具是织机。最原始的织机仅由几根木棍组成，虽然简单，但很巧妙。远在六七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使用这种原始的织机织布了(图5-1)。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六七千年以前的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三块葛布残片。这三块葛布织物是双股经线的罗纹织物。双股线的直径为0.45～0.90毫米；拈向为S拈；经线密度为10根厘米，纬线密度：地部13～14根厘米，罗纹部26～28根厘米。这三块六七千年前的葛布残片的出土，和1926年在山西西阴村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发现的半个切割过的蚕茧，1958年在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时期遗址中出土的距今四千七百年前的丝织品，表明中国远在五千年前已经有了一定水平的机织技术。尤其是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以其轻盈、柔滑、透明而又具光泽美的丝织品，为东西方许多国家的商贾所青睐，不惜跋山涉水、历尽艰险，来到中国购买或换取，踏出了以中国长安(今西安)等地为起点，通过西亚、北非，直达欧洲的“丝绸之路”，对尔后中国发明的造纸、印刷术以及火药、罗盘的西传，乃至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隶属于印刷术的织物印刷，是在织物印染工艺技术的长期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和成熟的。而织物印染的发展又是以机织技术的发展为基础的。机织技术，于六七千年前的原始的手工机织之后，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经数千年，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用于纺线的纺车取代了原始的纺轮；用于织布的斜织机很快取代了古老的踞织机。斜织机改用脚踏提综后，大大方便了用手更快地引纬和打纬，提高了机织物的质量和效率。据《史记》记载，当时多达20余万人口的齐国都城临淄，城内商店栉比，货架上布满各种布帛、衣服，织物交易相当兴隆。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大大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机织业的发展。此时的机织物和染织品，产量大、品种多、技术先进，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盛誉。致使许多国家都称中国为“丝国”，把中国写成由“丝”字Serge转化而来的Serica，把中国人写成Sersser。《中国染织史》，田自秉、吴淑生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织物印染，为人类生活所必须，故起源甚古。正是这起源早、应用广，为人类美化生活所必需的织物印染之中，孕育、衍生了织物印刷，成为印刷术的最先应用领域，为完善印刷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织物印染中的织物印刷，见于史载并有出土文物相佐证者，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1983年，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两件铜质印花凸版，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印花丝织品。其中一件印花凸版呈扁薄板状，正面花纹近似于松树形，有旋曲的火焰状花纹凸起，印版厚度仅0.15毫米左右，其上可见因使用而磨损的痕迹。同墓还出土了一件仅有白色火焰纹的丝织品，其花纹形状恰与松树凸版纹相吻合(图5-2)。
吴淑生、田自秉着《中国染织史》，谈到织物印花时，说：“凸版印花技术在春秋战国时代得到发展，到西汉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平。”这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凸版印花文物可资证明。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文物中，有几件印花敷彩纱和金银色印花纱，其中就有凸版印花和彩绘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一件印花敷彩纱，用朱砂、铅白、绢云母和炭黑作颜料，画面上藤蔓底纹清晰，线条流畅有力，充分显示了凸版印花的良好效果。在这块织物上，有的孔眼被堵塞，表明印制时已采用了具有一定流动性的干性油类作胶粘剂而调制的颜料。这些印花敷彩纱的出土，足以证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西汉时期，就已经掌握了多套色凸版印花技术(图5-3)。 马王堆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是用三块凸版套印加工的。有些地方，由于印刷时的定位不够精确，造成印纹间有叠压和间隙疏密不匀的现象。但从整体上看，定位技术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在两千年之前的西汉时期，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金银色印花纱的图案花纹，与上述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铜印花铜版上的花纹相似，这反映出当时这一工艺应用之广。
马王堆金银色印花纱采用的是三套色雕刻凸版颜料印花工艺，其印刷工艺大约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先用银白色颜料印出“ "字形网络，即所谓"龟背骨架"；第二步是在已印出的形网络内套印出由银灰色曲线组成的花纹，最后再套印金色小圆点。工艺精巧，色浆细腻厚实，反映出当时铜版凸印和多色套印已经达到很高的工艺水平。 春秋战国之交，在采用雕刻凸版印花的同时，还有一种被今人称作"型版"之一的雕刻漏版在应用中。 型版漏印，指的是在不同质的版材上按设计图案挖空，雕刻成透空的漏版，将漏版置于承印物──织物或墙壁之上，用刮板或刷子施墨(染料)进行印刷的工艺方法，属孔版印刷范畴，是当今丝网印刷的前身和最早采用的印刷术。 1978～1979年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省贵溪县渔塘公社仙岩一带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崖墓群中，发掘出200余件文物，其中有几块印有银白色花纹的深棕色苎麻布，就是用漏版印刷的。同时还出土了两块刮浆板。刮浆板为平面长方形(25×20厘米)，板薄，柄短，断面为楔形。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型版印刷文物。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时期漏印在织物上的彩色图案，这些印花织物，质地精美，印制淳厚、细腻，有的三色套印，已是工艺精巧、印制精良的型版印刷品了。为中国在西汉时期以前已经有了孔版印刷术的又一实物证据。这种孔版印刷术的印版是手工雕刻的，首先用于被称作"夹缬"的织物印刷。夹缬术自西汉以来，历经东汉、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应用日广。其工艺方法是："按照设计的图案，在木板或浸过油的硬纸上(按：早期夹缬术用的漏版当是木板或用皮革、绸帛浸过油漆之后制作而成)进行雕刻镂空制成漏版，然后进行印刷。印刷时，在镂空的地方涂刷染料或色浆，除去镂空版，花纹便显示出来[ZW(]吴淑生、田自秉着《中国染织史》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ZW)]"夹缬工艺到北魏时已有了相当大的生产规模。据说北魏孝明帝时(公元六世纪初)，河南荥阳有一个郑云，曾用印有紫色花纹的丝绸四百匹向当时的官府行贿，弄到一个安州刺史的官衔。这些花绸是用镂空版印花法加工制成的。"[ZW(]吴淑生、田自秉着《中国染织史》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ZW)]织物印刷中的夹缬术，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工艺方法，即按照设计图案，雕刻成两块完全相同的漏版，将需印染的布夹在两块漏版的中间，然后进行染色。这种方法与前面介绍的、仅用一块漏版进行印刷的方法不同。客观上，前者属于一般的孔版漏印，后者才是始于秦汉而盛于隋唐的夹缬印花(图5-4)。
夹缬印花于秦汉之后，迅速发展，隋唐时期已极为盛行。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印花丝织物上已有不闭合的小圆圈花样分析，可以认为唐代已出现加了筛网的型版印花，这是今日丝网印刷的前驱，为丝网印刷的发明与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织物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而又广泛应用着的。在纸发明和广为应用之前，印刷术首先用于织物印刷是必然的。我们可以把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型版(包括凸版和漏版)印花看成是印刷术的雏形。正是这种雏形中的印刷术，为完善印刷术创造了物质的和技术的条件。 中国最早出现的印刷术是雕版印刷术(春秋战国以来织物印刷中的雕刻漏版印刷，按现在分法，归于孔版印刷，然其印版是手工雕刻的，故仍可视之为雕版印刷)。雕版印刷术主要用于以纸为承印物的书籍印刷。由于有了物美、价廉而又能以大量供应的、适于印刷的纸，才使得印刷术得以成熟和完善，并迅速发展、推广开来。纸是印刷术得以成熟、完善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有了纸(当然还有墨)这样的物质基础，加上社会对书籍的大量需求这一社会环境的推动，同时也由于应用已久的盖印、拓印，以及二者结合所创造的技术条件的具备，促成了印刷术这一工艺技术的成熟和完善。 印章的盖印，大致说来，主要有三方面的用途：一为直接盖印在泥土之上，谓之封泥；二为模仿印章制成模具，用以模印砖瓦；三为在印章图文之上涂以朱砂等染料，捺印于织物或纸张之上，与当今之盖章完全一样。其中，封泥和模印，类似于近现代印刷中的凹凸印；而捺印，则与近现代印刷术中的压印术颇似，与印刷术更为贴近了。 印章的盖印，由来已久。原本作为印信使用。在印章尚未通行之前，人们如要立约，就用一片竹简，在两端刻上文字，然后剖分为二，双方各执其一，作为信守之凭据。如果两半合得拢，裂口吻合得天衣无缝，则证明此约完全可信。同样，皇帝授大臣以官爵，就以玉为信，将玉裂作两半，君臣各执其一，以为信物。 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家制度与组织日趋复杂，玺印逐渐取代了竹或玉制作的符节。始皇之玉玺，源自楚国，由承相李斯所献。上面镌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 从裂玉过渡到印玺，从原始的破角为信过渡到更进步、更复杂的刻捺取信，是一种很自然、然而却是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过程。 到了汉朝，民间和宫廷使用印章越来越普遍，刻印成了一种具有欣赏价值的美术。其时刻印之完美，为后世所莫及。汉朝的盖印多印在封泥之上，后来逐渐向敷印颜色转化。在印章上敷涂染料，再捺到纸、帛之上的方法，逐渐向雕版印刷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把印章上的文字通过颜色转印到纸上，与雕版印刷并无多大实质性不同。印章尺寸较小，目的在于取信，而雕版印刷尺寸较大，目的在于制造复制品。二者在作为转印复制术方面，性质是一样的。 古代的印章有阴文、阳文之分。汉代以前的印章多为阴文，后来逐渐向反刻阳文演变。用阴文印章盖印，得到的是黑地白字；用阳文印章盖印，复制品则是白地黑字。白地黑字更接近于雕版印刷。 印章的使用，创造了从反刻文字取得正写文字的复制方法，而印章从反刻阴文发展到反刻阳文，则又提供了一种从阳文反刻文字取得与当时书写一样的正写文字的复制技术。加之，由于纸的流行而使印章的盖印由封泥盖印进化到纸墨盖印，这就为印刷术的发展──尤其是雕版印书──突破了一个重要关口，大大加快了导致印刷术从雏形到完善的发展进程。 公元四世纪，葛洪所着《抱朴子》一书，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四寸大小、刻有120个字的大型印章。这样的印章，可用来复制一篇短文。如果当时有人在这块黄神越章之上刷墨，再覆上纸，用刷子在纸背面进行刷拭，又有谁能说这不是印刷术呢? 何况当时从物质上、技术上，均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见，印章的盖印也是印刷术发明与完善的前奏这一说法是不无道理的。 刻石的拓印，由来亦久。其方法在今日看来也颇为简单、便易。只要把一张坚韧的薄纸事先浸湿，再敷在石碑上面，用刷子轻轻敲打，使纸入字口，待纸张干燥后用装有丝棉絮做成的"朴子"蘸墨，轻轻地、均匀地拍刷，使墨涂匀纸上，然后把纸揭下来，一张黑地白字的拓片就复制完成了(图5-5)。这种方法，与雕版印刷颇为近似。所异者，碑刻文字是凹下的阴文，而雕版印刷的印版是凸起的阳文，复制下来的拓片和雕版印刷品，一为黑地白字，一为白地黑字(图5-6)。就印刷复制术而论，拓印术实际上已经是雏形中的印刷术了。
拓印术发明于何时?
迄今说法不一，难以定论。通常的说法，认为拓印术始于东汉熹平年间。《后汉书·蔡邕传》中有"邕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贻误后学。熹平四年(175年)，乃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
采用刊刻石经的办法以正定文字，于熹平石经之后的历代各朝，几乎都认为是一种职责，历代相沿。据《唐书·百官志》载，百官中有"拓书手"，拓书手的职责，似乎就是拓印批准的"拓本"。既然唐朝已在政府中设有拓书手官职，那么拓印术的发明自然要远在唐朝之前了。 现存最早的拓印品，是在敦煌石室中保存下来的公元六世纪的遗物"温泉铭"(图5-7)。但这绝不是最早的拓印品。拓印术的出现当远在"温泉铭"拓本之前。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隋朝皇家图书馆藏有拓石文字，以卷为单位，内有秦始皇东巡会稽时的石刻文一卷，熹平石经残文34卷，曹魏三体石经17卷，并述及梁室所藏石刻文字到隋时已散佚。梁时已有石刻文字拓本，为南北朝时期已有拓印术提供了文献证据。
通常人们所说的拓印，指的是在石碑上拓印碑文，实际上，拓印并非专指碑拓。人们在传拓碑文的启示下，又把需要拓印复制的文字刻在木板上，制成印版，然后再在印版上进行拓印，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杜甫诗中有"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诗句，记述了在木板上雕刻文字，制成木刻印版，然后在木版上进行传拓或印刷的史实。 从事木刻的人，起初显然没有理会到其中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沿袭石刻方法，以木代石而已。后来，在长期的实践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以木代石的实际意义，并将印章和拓印的方法结合起来，即将碑刻阴文正写的字，仿照印章的样子，刻成阳文反写的字，在版上刷墨，再将墨转印到纸上。或者说，扩大阳文印章的面积，于版上刷墨、覆纸，仿照类似于拓印的方法进行刷印。这样，一种完善了的印刷术──雕版印刷，也就自然的诞生了。 拓印术的出现，为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在纸上刷印的复制方法。仔细分析，拓印术已经具备了印刷术定义中的基本要素，是有一套完整的、有刷有印的工艺技术，可以说，拓印术本身就是朦胧之中的印刷术。把它视作雕版印刷的雏形，是比较适宜的。 经过数千年的进化，到东汉末年，印刷术的物质、技术条件均已具备，尤其是纸的发明和完善，为印刷术提供了远胜于织物且又价廉的承印材料。东晋元兴二年(403年)，荆、江二州刺史桓玄(字敬道，又名灵宝)废晋安帝于十二月称帝，改国号楚，年号建始，后改永始。次年(404年)，桓玄下令废简用纸。这说明纸的质量和产量在公元五世纪初已经达到可以代简、普遍采用的程度。无疑，这对印刷术的成熟和完善发挥了重要作用。遗憾的是，由于南北朝所处数百年间，社会动荡，战争频仍，严重影响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致使迄今我们尚未发现有关印刷术、特别是雕版印书的文献和文物证据。然而，东晋葛洪着《抱朴子》所载"木刻入山符"和梁代反书倒读华表的刊刻，却预示着两晋南北朝时期乃是以纸为承印物的印刷术的发端。 东晋时期，道教作家葛洪(字稚川，句容人，自号抱朴子)所着《抱朴子》(以号命书名)内篇"登涉"卷十七载有"入山佩带符"(图5-8)，以枣心木方二寸刻之。同卷又有："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一块大印章，上面刻着120个反体字，用来在所住之四方压印出正体文字，这与当今仍有使用的平压平式凸版印刷机原理相同，印法相似。所不同者，一为印在泥土之上，一为印在纸上。史载，两晋时期，除葛洪《抱朴子》记载的木刻入山符之外，还有一块更大的木印"督摄万机印"。这块"督摄万机印"，"以木为之，长一尺二寸，广二寸五分，背上为鼻钮，钮长九寸，厚一寸，广七分。"[ZW(]《隋书》卷十一，礼仪志，第六。[ZW)]如此大的一块木版印，而且是把字印在纸上，尽管它有钮，采用盖印的方法，但实质上与印在纸上的印刷术没有什么区别了。 南北朝时期的梁代(502-557年)梁武帝，于天监元年(502年)，追尊其皇考萧顺之为文皇帝，庙号太祖，在其镇江墓前竖立石兽、石碑、华表。其中，华表呈十字形，在华表的横石上刻有"太祖文皇帝之神道"八个大字。华表分左右两个，左面华表上的八个字是阴刻正字，右面华表上的是阴刻反字(图5-9)。
在印刷源流史上，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树皮布印花，到隋唐时期的雕版印书，长达数千年，是印刷术的准备时期，因此我们称其为"源头期"。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长达数千年的源头期的准备，就不可能有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的推广使用。就像没有母亲的十月怀胎，就没有婴儿的呱呱堕地一样，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源头期的准备，归纳起来，一是技术准备，二是物质准备，三是文字准备，四是社会需求。这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何以言之? 1.印刷术是工艺技术，有着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法。这套方法之中，既要有用于雕刻印版的精湛、娴熟的手工雕刻技术，又要有将印版上的图文转印到承印物上去的转印复制技术，在生产力发展缓慢而又极为低下的源头期(按、指隋唐以前)，作好这两方面的技术准备，显然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进展也是相当缓慢的。在手工雕刻技术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由彩陶刻划，而甲骨、金石镌刻，发展虽然缓慢，但进步却卓有成效。其中尤以碑刻在促使手工雕刻技术进一步精湛、娴熟方面发挥的作用为着；转印复制术虽萌芽于新石器时期的彩陶拍印和树皮布印花，但更为重要的、关键性进展是秦汉时期的盖印封泥和模印砖瓦。封泥盖印和砖瓦模印，是转印复制术由压痕向朱墨拓印乃至雕版印刷发展的前奏曲；转印复制术发展到拓印和织物印刷中的凸版压印和夹缬漏印，已经是雏形中的印刷术了。正是这种雏形中的印刷术与以印章为主的盖印术的结合，直接促成和完善了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2.印刷术作为工艺技术，它的实施，自然需要笔、墨、纸、织物，以及雕版工具和木板等原材料的具备。这些原材料，经过长期发展、演变，到东汉末年，已能适应印刷术的要求。为完善印刷术奠定了物质基础。 3.文字是印刷术的主要对象和复制内容。文字产生之后，首先用于刻划。笔的发明和完善，加速了文字的演变进程。先甲骨，后金石，再竹木，又帛书，使文字沿着籀、篆、隶、楷之路逐渐向规范化演进。没有文字的发展，就不会有雕刻技术的娴熟。可见，文字的发展和规范，对印刷术的发展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4.历史上任何工艺技术，无不以社会需要为其存在的前提条件。社会的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不仅直接促成了印刷术的发明，而且在印刷术的整个准备时期中，包括手工雕刻技术、纸墨笔的发明和发展，以及文字的产生和规范等在内的所有准备工作，无不因社会需求而诞生，随社会的需要而发展。是社会文化事业的需求直接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促进着印刷术的发展。 综上所述：笔的发明和改进，使得中国的文字向着简化、工整、规范和易于镌刻、复制的方向发展；织物、纸和墨的发明、发展和应用，为印刷术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承印和转印材料；以手工雕刻和转印复制技术为基础的盖印和拓印以及织物印花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结合，为印刷术的发明奠定了技术基础；社会的进步、文化事业的发展，造就了发明印刷术的社会环境和客观要求。这四者的具备和结合，使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历史的必然，至隋、唐时期开始推广应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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